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地位的学术定位存在系统性偏差。尽管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在逐步改变（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出版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剑桥大学副校长方德万提出“把中国经验放进二战概念里”），但整体来说，从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而论，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的定位还存在偏差。因此，中国学术界需要在全面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检视，并建立基于中国话语寻求全球认同的抗战理论体系。

　　西方对中国抗战的认知偏差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定位的认知偏差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在全球史叙事中的“东方战场边缘化”。西方学术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长期以来遵循“西方中心观”，如威廉·希尔认为“中国的抗争相比于欧洲的伟大战役，只是一个配角”。格哈特·温伯格认为中国的抵抗虽然牵制了日军，但未显著改变太平洋战区的战略平衡。进入21世纪，随着对西方中心观的反思，全球史观兴起，中国中心观也在西方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广泛运用，但是“东方主战场”的战略定位仍未得到学者的重视。拉纳·米特虽然提出中国是“被遗忘的盟友”，但仍将中国战场置于“太平洋战争”框架下叙述，对中国战场的意义评估不足。

　　二是弱化中国抗战战略价值的“消耗战”定位。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尽管承认中国抗战的惨烈和韧性，但是对中国抗战的贡献评价不充分，长期存在将中国抗战简化为“消耗战”的理论倾向。哈斯基认为中国在击败日本中的作用更多是消耗战，而非战略性胜利。何铭生在《上海1937》中虽赋予淞沪会战“现代城市战典范”的意义，却将其战略价值限定为“为英美争取备战时间”的消耗性战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理查德·弗兰克将中国战场简化为拖住日军的“绊马索”。拉纳·米特强调“尽管中国对日本的抵抗并不是一场独立的决定性军事胜利，但它在消耗日本大量军事资源方面至关重要，阻止了日军将其全部力量投入到其他战区”。这种间接贡献的历史叙事，不仅弱化了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更折射出西方史学界对东方战场的认知偏差。

　　三是对中国抗战缺乏整体性认知，误解“人民战争”的性质，忽视对中国抗战内部复杂性的分析。西方学术界过分聚焦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忽略了中国抗战的社会多元性，如地方政府、民族地区的参与和牺牲。斯宾塞的《寻找现代中国》在涉及抗战时，忽视了中国各阶层和各个政治力量共同抗战的部分。芬比对中国抗战的研究忽视了整个抗战过程中民族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安德鲁·肯尼迪在论及中国抗战时，将中国抗战的“人民战争”性质归结为共产党的一种政治策略。林奇认为人民战争的概念对于共产党来说是战术上的必要，但它并未完全反映中国全体人民的动员。这种认知是对中国抗战形象的误解，甚至是抹黑或者污蔑。

　　四是夸大外国援助的作用。盟国的援助对于中国抗战而言作用重要，但中国抗战的自主性和持久性不能被抹杀或淡化。外援是重要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安东尼·库贝克在《远东是如何丢失的》中构建“美援决定论”，将中国抗战胜利归因于“史迪威公路”等外部因素。道尔的《无情的战争》讨论了美国的援助如何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局势，然而并未充分考虑中国抗战的自主性和长期抗战的战略性。这种夸大外国援助的论断降低了中国抗战的地位和意义。

　　政治与学术因素导致认知偏差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地位的认知偏差，并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学术理论桎梏，以及资料获取与解读的选择性偏差等方面的原因。

　　一是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冷战思维和对共产主义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成为部分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抗战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拉纳·米特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对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了解甚少，部分原因在于冷战初期中国由抗日盟友转变为对立阵营的一员，这使得西方学者在客观研究中国抗战史时面临困难。目前，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学术界，也是中国学术界需要面对的最根本问题。

　　二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西方学术界二战史研究的起步和发展立足于西方中心观，高度重视欧洲战场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对于中国战场的抗战向来漠视。如约翰·基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中国抗战置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之外，认为中国战场是“一个边缘战场”。此外，在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影响下，近代中国被描述为被动回应各种冲击，中国抗战也被简化为“被动回应日本侵略”的线性叙事。尽管在全球史观的影响下，这种局面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仍需更多国际合作研究的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资料尤其是档案利用的选择性偏差。西方学者研究二战史，最初集中使用西方资料，其研究表现出强调西方、漠视中国战场的倾向。随着日本相关文献的数据化，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体现出强化日方视角的叙事权重。这导致中国战场的国际贡献度和东方主战场地位的彰显不足。进入21世纪，以哈佛燕京学社《蒋介石日记》为代表的中文资料的开放，对于改变这一现象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中国学术界可在相关档案资料的开放、整理和数据化上付出更多努力，改变因为资料选择性偏差而导致的中国抗战研究被动“失声”状态。

　　从“他塑”到“自塑”的范式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体制优势和区域特色，通过建设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史料数字化工程，组建跨国研究共同体，充分开展国内外学者共同参与的学术对话，建立兼具历史纵深与全球视野的抗战史自主知识体系。

　　历史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是文明叙事能力的较量。美国学者裴宜理指出：“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研究处于‘理论输入阶段’，尚未进入‘理论输出阶段’。”中国学术界需摒弃简单的理论跟随甚至理论移植，自主探索研究范式创新，在国际学术层面上构建中国抗战研究自主的、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我们不妨将“复兴范式”作为一个建构自主话语体系、“自塑”中国形象的尝试。这一范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叙事，借鉴中西方既有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艰辛历程，采取长程的历史观、全球视野、中国中心、多元方法，既注重宏大叙事，又尊重微观实证，是对既有范式的整合和统筹。

　　中国学术界的抗战史需要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积极纳入全球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史学叙事，全方位揭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范式意义。当西方学者开始承认“中国还成为了另一个典范，即作为一个非欧洲的民族国家，它成功地倡导了反帝国主义的理念——这不仅仅针对日本，还包括英国”，我们更需要向世界证明：中国战场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东方主战场，更是塑造现代世界文明秩序的精神高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抗战及其世界意义研究”（23BDJ07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