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执政者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基本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表现，直接关乎治理成效与事业兴衰。中国古代很早便形成了政绩观，“政绩”一词的最早连用虽迟至东汉，但以“功”“劳”“考绩”等为表达的“政绩”评价体系早在东汉以前已经形成。西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政绩评价体系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至西汉中期，以儒法兼顾、德才并重、民本务实、量化考核、巡视监察等为特点的政绩评价体系基本确立，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官僚治理的基本架构，为后世历代王朝提供了宝贵经验。
汉代政绩观体现“儒法兼顾”。汉代摒弃了秦代专任法治的极端治理模式，融合先秦诸子思想，逐步构建起以“儒法兼顾”为特色的大一统王朝的政绩观体系。儒家强调德治、民本、教化，法家侧重法治、考核、集权。儒家的德治教化，为法家的法治提供了思想基础，避免了法治的严酷。法家的法治约束，为儒家的德治提供了制度支撑，避免了德治的空泛。这种多元融合使得汉代政绩观既具有道德感召力，又具有制度约束力，能够适应不同时期的治理需求。例如，汉代既重用循吏，也重用能吏，循吏以教化安民，以德行为政。能吏以法度治民，以才干理事。循吏始终将百姓生计放在首位，不搞苛政、不图虚名，以教化引导的方式推行治政。如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文翁兴办官学推行教化，便是这一政绩观的生动体现。能吏始终将维护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放在首位，严明法度，维稳除弊，在破除豪强专权、吏治腐败、地方动乱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严延年任河南太守“使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两种政绩观可谓一刚一柔、一苛一宽，共同践行了汉代“儒法兼顾，德法相依”的整体政绩导向，构成了汉代地方治理中多元互补的政绩格局。汉宣帝时期是西汉吏治的黄金时代，宣帝曾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一时期循吏与能吏并盛，共同构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格局。《汉书·循吏传》所载西汉6位循吏中有4位活跃于宣帝朝，但也不乏尹翁归、赵广汉这样的能吏，史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汉代政绩观强调“民本务实”。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将“民本”作为政绩的根本评判标准，将“天下殷富，百姓康乐”视为衡量官员政绩的主要依据。黄霸、召信臣、杜诗等循吏之所以被后世推崇，核心在于其施政始终围绕百姓，兴农利民、教化安民，实现了百姓的安居乐业。此外，汉代的政绩观还体现在“务实”上：政绩考核重在考核户口、垦田、粮食、治安、水利、盗贼等数据，这些数据均可量化、核查，能够直接反映百姓的生活状况与生产水平。汉代官员的施政始终聚焦于这些民生实事，如龚遂任渤海太守“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黄霸任颍川太守“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召信臣任南阳太守“百姓归之，户口倍增”。民本务实的政绩导向，使得汉代政绩观能够始终贴合百姓需求，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汉代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代政绩观突出“德才并重”。汉代对官员的政绩评价，不仅注重能力与施政成效，还注重道德品质与个人修养。汉代以“四科”取士，从德行、学识、法令、才略四个方面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光武帝诏书：“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汉代实行察举制，“四科”取士直接影响了汉代官员的施政方向。如朱邑“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是汉代清廉官员的典范；召信臣“躬劝耕农，出入阡陌，止舍离乡亭，稀有安居时”是汉代勤政爱民的典范；赵广汉“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是汉代能吏的典范。汉章帝时期，为防范选举只重名节而忽视实效，强调“乡举里选，必累功劳”，这样被举者在任前、任后的实际能力与素质均得到全面考察。东汉刘宠“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后来“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约省素，家无货积”。正是源于汉代“四科”取士的标准贯穿于官员的选任、考核及晋升的全过程，为汉代选拔优秀官员、推动吏治清明提供了重要保障，深刻影响了汉代政绩观的价值取向。
汉代政绩观着重“量化考核”。汉代通过完善的上计与考课制度，将政绩考核量化、具体化，形成明确的奖惩机制，确保政绩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进而约束官员的施政行为，这就是董仲舒提到的：“考实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汉代评定政绩的方法，或评分、或定等，或“功劳案”，均有量化指标。汉代还建立了系统性、常态化的垂直考核体系，《续汉书·百官志》载：“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其考课结果通常作为官员任免的主要依据，政绩优异者获得提拔，例如“（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陈立）为天水太守，劝民农桑，为天下最”；“祭彤除偃师长，视事五年，县无盗贼，州课第一，迁襄贲令”，而一旦考课殿后或失实则要遭到罢免问责，如“（儿宽）有军发，以负租课殿，当免”；“会课，（萧）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这种严明的奖惩机制，使得官员不敢敷衍塞责、不敢虚报政绩，确保了政绩观的落地执行。
汉代政绩观重视“巡视监察”。汉代的巡视监察制度，核心目的是督查地方官员施政成效、规范政绩行为，确保政绩观的全面落实，同时通过巡视举荐贤能、罢黜劣吏，优化官僚队伍结构。汉武帝时期，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专门负责巡视所辖郡国。刺史的核心职责之一是“省察治状，黜陟能否”。如何武任扬州刺史期间，“行部必先即学官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已，乃见二千石，以为常”。《续汉书·百官志》载刺史“课第长吏不称职者为殿，举免之”。同时，刺史“周行郡国”有举贤任能的职责，如《汉书·成帝纪》载：“其与部刺史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可以说，汉代的巡视监察制度通过多元化的监察主体和严格的监察程序，形成了对官员政绩的全方位监督，有效遏制了官员的腐败行为和不作为现象，保障了汉代政绩观的顺利实施。
汉代作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逐步构建起一套较为成熟、系统的政绩观体系。这套政绩观以儒法兼顾为指导思想，以民本务实为核心导向，以量化考核为制度支撑，以德才并重为官员标准，以巡视监察为机制保障，不仅维系了两汉四百多年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更作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重要范式，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考核、治理理念与政治文化均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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