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功劳制，源自秦代以“斩首授爵”为核心的军功爵制，是支撑国家治理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制度。然囿于史料匮乏，秦汉国家如何对待长期服役而未获军功者、非直接军事战斗者等官吏群体的迁转，至今难以详知。所幸张家山336号汉墓出土之《功令》，不仅为我们认识汉代功劳制提供了重要史料，亦为反观秦制创造了可能。

　　功劳的量化

　　汉代功劳制是对秦军功爵制的发展，仍以“功”为指标。不过，从《功令》可知，汉代强调“功劳”，并分为“军功劳”与“中功劳”，“劳”可转化为“功”。

　　“军功劳”是功劳制度的核心，直接与军功挂钩。《功令》规定，官吏亲自斩杀敌首“二级”或捕虏“二人”，可各计为“一功”；虽未直接斩捕，但因其贡献被论功获赐爵位“二级”，可折算为“半功”。这种以“斩捕”为核心的量化方式，承袭秦代军功爵制传统，将抽象的军功转化为具体的数字以便于计算。同时，还规定“从军劳二岁亦为一功”，即作为军事人员，不论其是否有“斩捕”，只要从军满两年，即可折算为“一功”。此外，《功令》还对特殊情形作出补充：“当上功劳其为死事者后，所为后有身斩首爵及捕虏，得数以有功。”即军功劳可以被继承，且可与继承者获得的斩首、捕虏军功叠加计算。“中功劳”是对非军事人员的核算标准。《功令》记载：“吏自佐史以上，各以定视事日自占劳，劳盈岁为中劳，中劳四岁为一功。”可知官吏以“视事日”为基础计算单位，即在岗履职时间满一年才可积劳，“中劳”四年折算为“一功”。

　　值得注意的是，“劳”的计算并非单纯以时间累积为准，还存在制度性的增减情况，如居延汉简中有：“功令第卌五士吏候长蓬、燧长常以令秋射，以六为程，过六赐劳矢十五日285.17。”可见汉代对军吏进行秋射考核，以“十二矢”为限，“中六矢”即合格，若超过或不满“六矢”，则按每矢十五日赐劳或夺劳。又据敦煌汉简载：“敦德步广里曲平望塞有秩候长……以令二日当三日，增劳百桼十桼日半日……1854。”由于基层军吏需要巡行天田检查有无越塞迹象、督察烽燧上的值守与武器装备等，这些工作环境艰苦、持续时间长且责任重大，出于工作性质的原因而“增劳”，也是激励边地军吏的重要举措。

　　由上可见，汉代功劳制不仅将“中劳”与“功”建立起固定换算关系，也把军事与非军事官吏都纳入功劳体制之下，并根据实际贡献而增减，使“功劳”成为所有官吏迁转的基本依据。

　　功劳的论定

　　汉代的功劳数首先由官吏本人申报，然后经由多层审核才能最终论定。从《功令》所载“上功劳式”来看，申报内容包含官职、爵位、任职年限（为某吏若干岁月）、专业能力（能某物）、年龄、籍贯等基本信息，还特别区分了“治狱”年限、“从军”时间、“军功劳”与“中功劳”等履历。并要求“放（仿）式以二尺牒，各为将（状），以尺三行皆参折好书”，这种统一的文书内容与格式要求，不但便于统计功劳，也构建了官员的人事档案。

　　二千石官（郡守、都尉等）是功劳审核的关键。《功令》要求“以功多者为右次编，上属所二千石官”，即官吏所在基层管理机构根据申报信息初步核算功劳数量等信息，按“上功状式”格式以功劳大小进行排序并上呈二千石官。又《功令》规定，“二千石官谨以式案致，上御史、丞相，常会十月朔日”，二千石官按要求审核后，需在每年十月集中上报中央，由御史与丞相负责最终审定。诚然，这一程序并不适用于所有官吏，因为汉代不同秩级的官吏分别由不同级别的主管机构负责迁补，如《功令》规定“御史、丞相杂补属尉、佐以上，二千石官补有秩啬夫”，“县道官自次官史、佐劳，补斗食、令史，勿上”。各级负责迁补主管机构在审定后，便会形成“功次文书”，如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十五年功次》《二年官佐功次》等就是该制度的体现。排列功劳次序有常制与特殊之分，前者是在固定的时间进行排序，是功劳的日常统计；后者则是特殊情况，如需“通课”或临时选拔守任官吏。“功次文书”形成后，主管机构会通过上呈或下发的形式公开，既可作为官吏迁转的次序，也可视为一种公开褒奖。

　　不过，官吏需要对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功令》中明确规定：“上功劳不以实二岁若一功以上，夺爵二级。不盈二岁至六月及半功，夺爵一级，皆免之。”同时，负责审核的官吏也要为其行为承担后果，如“吏署能不以实，夺爵一级”；“身治断狱三岁以上乃署能治狱，其治狱岁数如式令。其其以卒史属主狱而非身断之也，及以丞以上居治狱官者皆不得为治狱，不从令者以署能不以实令论。吏智（知）听与同罪”。总体而言，汉代功劳制在制度上保障了官吏个人功劳信息的准确、公开、公正。

　　功劳制的运行

　　“功次”是官吏迁补的基本原则，如《功令》要求“吏有缺，谨以功劳次补之”。对官吏的迁补路径，《功令》中也有细致规定：“·中二千石有缺，课郡守以补之。郡尉补郡守，它吏千石补二千石。八百石补千石，六百石补八百石。五百石补六百石。四百石补五百石。三百石补四百石。二百石补三百石。”这一规定体现了官吏等级秩序的严格性。又要求“斗食、学佴通课补有秩，有秩通课补有秩乘车，有秩乘车通课补丞、尉。令史通课补属尉佐，属尉佐通课补卒史，卒史补丞尉、丞相大尉史”。这是对汉代最基层官吏的规定，要求上功劳者的资格自“佐史”以上，“佐”对应的是“斗食、学佴”，“史”对应的是“令史”。“佐”的迁转路径为：斗食、学佴→有秩→有秩乘车→丞、尉；令史的迁转路径是：令史→属尉佐→卒史→丞相史或太尉史→御史→六百石，这为各级官员提供了清晰的晋升预期。

　　功劳制在运行过程中，也展现出相当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对专业技术职官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如当厩官缺员时，可自行优先选择考核中“明马事”者。面对“吏缺多而当补者少”的情形，设有“益取其次”的补充机制，即在考核合格者不足时，可适度放宽标准，择取次优者充任。在边疆治理中，针对如武都道、羌道、平乐等“蛮夷”聚居区，规定“守课此道斗食、令史功劳多者补其有秩”，体现了对特殊地区的差异化管理；边郡如河阴等地因“边小民史者少，不能自给”，则允许“守调，令旁县补”，即由郡守跨县调配考核合格官吏以补缺额。此外，官吏的迁转还与爵位制度相关联，如“爵公大夫以上补六百石以上，大夫以上补五百石至二百石，上造以上补卒史、属尉佐”，从而保障有贡献、有能力者获得迁转机会。若出现官吏“物故不当迁”等情形，则须及时上报，并从记录功绩的“功牒”中予以剔除，保证信息准确。这些举措使功劳制得以因应不同地域与特殊情形的治理需求，从而有效防止制度在实践中陷入僵滞。

　　综上所述，张家山汉简《功令》为我们厘清汉代功劳制度的具体运作机制提供了关键史料。该制度不仅是官吏迁转的规范，更是中央政府用以强化地方管控的重要工具；它既有利于提升国家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功与非军功出身群体间的利益冲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出简牍与秦汉功劳制度研究”（23BZS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