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中原王朝要想保障边郡生产、生活的安宁，首先要控制河西走廊，保证河西交通的安全。

　　河西地区控制权的变迁

　　史书记载，战国后期，控制河西地区的民族是乌孙和大月氏，后来大月氏攻击并杀死了乌孙王难兜靡，兼并了乌孙的地盘，成为河西走廊的绝对控制者。秦末汉初匈奴连续击破月氏，杀月氏王，月氏人离开河西，向西迁徙，从此，匈奴控制该地区。匈奴单于安排昆邪王、休屠王各率部众居其地，并由此控制了西域。《汉书·西域传》：“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匈奴占据河西之后，为了防止汉朝与西域各国联合，一直执行阻断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政策。张骞首次奉命出使西域，就是在从匈奴地界穿越时，被俘获并扣押了十多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击并击败河西匈奴，降昆邪王、休屠王，夺取河西之地，汉朝先后设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迁徙人口充实河西。为了巩固河西的防务，保障往来西域的道路畅通，在四郡北边筑塞墙、起亭隧，将河西地区牢牢掌控在手中。这方面的情况，在敦煌、居延等地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中反映比较明显。

　　匈奴在河西边塞的军事活动

　　出土大量汉简的居延、敦煌汉代边塞遗址，曾经是汉朝与匈奴交锋的两个重要地带。自从汉朝设塞屯兵戍守之后，凡匈奴与汉对立时期，匈奴对这两处边塞展开的军事活动就没有停止过。

　　出土汉简屯戍文书有充分的资料反映匈奴在居延、敦煌等边塞的军事活动，这些汉简有的仍保留明确的纪年，有的因为残损不完整，看不到明确纪年。从保留纪年的情况看，涉及西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本始二年，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赤眉军刘盆子建世二年（公元26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建武四年、建武六年。从这些纪年看，匈奴在汉边的军事活动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西汉时集中在宣帝、元帝时期，最晚的一次是元帝初元五年，这与史书记载自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起，汉、匈之间始无战事，正相吻合；东汉时则主要在建武年间，即东汉建立初期，这也与史书记载自王莽时期至光武帝初期的中原王朝与匈奴关系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相符合。

　　出土简牍文书能够反映匈奴在汉朝边郡开展军事活动的方式和特点。他们一般采用两种攻击方式，一种是小规模的袭击、抢掠，人马数目在十多骑至数十骑不等。例如，居延简57·29 “虏可九十骑入甲渠止北隧”，居延简271·9“虏可十六骑入卅井”，居延简534·30A“虏可八十余骑从塞外驰来”等，最多时可达到数百骑，例如，居延新简EPF16：41—48云“虏四五百骑”，敦煌简1369云“虏可二百余骑”。汉简记载，匈奴经常沿着边塞移动，趁汉军不备之时发动突然袭击（居延新简EPT20：21）。

　　匈奴的另一种攻击方式是发动规模较大的进攻。例如，居延汉简108·20、278·7AB、273·18三件文书都有“虏有大众不去，欲并入为寇”之类的文字，说明匈奴准备对边郡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居延新简EPF16：41—48是新莽时期的一份文书，它叙述了匈奴出动十多批次、四五百人的兵力攻打、焚烧居延塞的多处亭隧，烟火不绝。

　　简牍文书中汉代

　　戍卒对边塞的守卫

　　简牍所反映匈奴寇略汉边的季节性特点值得关注。史书所记载的匈奴对汉朝北边诸郡的寇略大都是大规模的行动，基本发生在秋冬季节。而屯戍文书反映的匈奴军事活动是非选择性质的客观记录，无论规模大小，都会形成文书报告。从简牍记载看，当时边郡面临的匈奴小规模军事活动最为常见，且夏季发生最多。秋冬季节除了仍有不少小规模军事活动外，大规模军事活动往往选择在这个时候，这补充了史书只记载大事件，较少关注日常小事件的不足，让我们认识到边塞屯戍士卒在一年四季不同时间段内所面临的防御问题各不相同，防守任务非常艰巨。正是因为屯戍士卒常年戍守边塞，才保障了河西四郡的整体安全。

　　居延汉简278·7AB是书写在一枚觚上的文书，属于警备檄，是居延都尉接到张掖太守府的指令之后，向所辖各候官部、隧逐级下达的檄书。殄北候官接到都尉府的檄书后，向属下的亭隧转发，要求由广田隧到望远隧逐一传阅。这说明边塞在得知匈奴有可能发动大规模侵袭的军情报告之后，从太守府到各部都尉，再到边塞各候官及边塞各部，各部向属下各烽燧，相继发出警备命令，边塞沿线各烽燧坚壁清野，严格执行战斗准备。这种高效的军情报告和备战指令下达体系，保障了边塞防守的严密，是农业民族应对机动性很强的游牧民族进攻很好的策略。

　　匈奴人每次攻打汉边塞亭隧，都必然遭到汉朝戍卒的抵抗，这种小规模的交战在汉简里面都有反映。如居延简534·30A记载某亭隧戍卒与80多名骑马前来侵袭的匈奴人交战，其中名字叫建的戍卒不幸战死。居延新简EPT44：42记载匈奴攻打第九隧时，士吏李孝、骑士成护等与之格斗，并发弩矢射杀匈奴。又如居延新简EPT65：161“吏卒亖人格射胡虏”；新简EPF16：47“（匈奴）攻候鄣，君与主官谭等格，射各十余发”；新简EPF22：318—319 “建武六年四月十六日，胡虏犯塞入，吏格斗”等，都是戍守边塞亭隧的士卒在遭遇匈奴小规模侵入时进行勇敢抵抗的记录。居延简57·29记载：“本始元年九月庚子，虏可九十骑入甲渠止北隧，略得卒一人，盗取官三石弩一、槀矢十二、牛一、衣物去。城司马宜昌将骑百八十二从都尉追。”在这次事件中，多名匈奴骑兵侵入甲渠止北隧，掳掠士卒、财物，在居延都尉指挥下，居延城司马宜昌迅速率领一百八十二名骑士追击。

　　汉代边塞建立起都尉府、候官、部、亭隧四级候望系统，各亭隧皆设置烽火台，遇敌情时则第一时间发送信号示警，相邻亭隧依次响应。守塞士卒皆需熟记《烽火品约》，明确遇到不同敌情时，知晓如何发送烽、表、烟、苣火、积薪五类信号。亭隧的这种功能，在当时的技术手段下，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军情的快速传递，匈奴人对汉朝的边塞亭隧非常痛恨。在有关匈奴攻打亭隧的简牍文书中，经常可以见到“燔烧”之类的字样，匈奴人所焚烧的主要是亭隧的附属设施，尤其是用来发送烟火信号的苣（用芦苇秆扎成的火炬）和柴草堆等。这反过来说明汉朝修筑边塞亭隧在防御匈奴袭扰和掠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敦煌、居延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基本都是当时戍守河西边塞的军事文书，从这些资料看，自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缓解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之后，匈奴虽然无力再与汉朝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交锋，但对河西边塞所实施的中小规模军事活动却时常发生。毫无疑问，汉朝在河西地区设置边塞并派遣吏卒屯戍守卫，基本保障了边郡生产、生活的安宁，保护了河西走廊交通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韩日出土简牍公文书资料分类整理与研究”（20&ZD2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