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之后，经由朱子改造后的黑白点《河图》《洛书》很快成为图书易学中的权威范式，其文化影响也逐渐拓展到了民间。然而，到了明末清初之时，以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批判河洛、先天、太极为代表的图书易学范式为重心，掀起了一场“图学批判”运动。他们揶揄图书易学是“《易》外别传”，彻底否定了易图作为《周易》除经、传外第三组成部分的经典地位。清初学者本着严谨的批判立场，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进行梳理，重新阐发宋代图书易学关涉的概念，审视并反思了宋代图书易学及其发展的合理性，在深度挖掘中引领了图书易学朝多个方面深化发展。

　　虽然朱子的河洛图学在元明时期一家独大，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对之声。只不过，相较于元明学者对朱子河洛图学所作的批判而言，清初学者秉持更为清晰且坚定的立场，力图从河、洛形成之根源着手，对宋代大兴的河洛图学予以驳斥，以捍卫和廓清《周易》这部经典的诠释边界。黄宗羲和胡渭等人并没有全盘否定易图的价值，而是不认可《河图》《洛书》作为圣人作《易》的来源。胡渭指出：“《易》之为书，八卦而已。”伏羲仰观俯察，得天、地、人三才之道，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而为六十四卦，此为圣人作《易》之由。而《河图》《洛书》仅是圣人仰观俯察的对象之一，不可将之作为圣人作《易》之本。在他看来，《周易》的诠释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并且，易图理应为《周易》经传的诠释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一切无益于经传诠释的易图都应予以废除。黄宗羲亦认为，非《周易》经文所有的易图皆为穿凿附会，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

　　与之相反的是，宋代图书易学中黑白点图像的创制，主要是为了解释圣人作《易》的原理，不能直接解释卦爻象或卦爻辞。这一点断断不能为以胡渭为代表的清初学者所接受。在他们看来，作为一种经典的诠释方式，易图学虽是对《周易》的解释和发展，但却不能跃升为圣人作《易》之由。胡渭认为《河图》自古以来便无传，无人知晓《河图》真正的实质内容，尽管《洛书》之文见于《洪范》，但与《周易》卦爻并无关联，而刘牧以来将《河图》《洛书》画定为黑白点的图像，也只是假托河、洛之名，并非河、洛之实。因此，胡渭对以《河图》《洛书》为圣人作《易》之由的宋代图书学，尤其是朱子《周易本义》、蔡元定《易学启蒙》详列易图这一颠倒本末的做法，从根源上予以彻底否定。

　　其实，从方法论上来说，胡渭并不反对以图像诠释经典的方式，而是认为图像作为对《周易》进行解释的辅助工具，不可凌驾于经典的源初地位之上。相较于胡渭的果断，黄宗羲由近及远回应了世人对朱子对调刘牧版《河图》《洛书》的合理性所作的辩护。一是邵雍虽提及“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但并未明确说明九、十之数何者为图、何者为书；二是关朗《易传》为阮逸伪造，更不足以取信；三是郑玄注三《礼》，但并未注解《大戴礼记》，故“法龟文也”之说并不成立。

　　清初学者不仅从源头上否定宋代《河图》《洛书》的成立，而且力图回到《周易》经传的原始文本中，从内容构成维度拆解宋代的河洛图学。他们以批判的态度从历代文献的梳理中对宋代《洛书》的来源展开再论证。《洛书》最先与“九宫”相关联，但无论是汉唐以来的儒家著作还是道家经典，都无意将九宫之数确定为《洛书》。因此，宋本《河图》《洛书》绝无可能就是伏羲画卦、文王演易时所见之河图洛书，此为不易之定论。

　　从文本来源与图像的生成角度来说，黄氏兄弟、毛奇龄和胡渭敏锐地觉察到《系辞》所载“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与宋代《河图》的关联，以此展开对宋代河洛图学的批判。黄宗羲认为天一至地十之数出自《周易》，而纯粹的“一至九”之数则无法在《周易》中找到明文。在他看来，朱子之所以对调刘牧以四十五点为《河图》、五十五点为《洛书》的版本，完全是出于五十五点之“十”数图更合于《系辞》的缘故。在此基础上，黄宗羲进一步指出，尽管朱子争十为《河图》之意长于刘牧，但仍没有办法完全疏通《河图》与《周易》的理论连接度的问题。《周易》仅记载了天一至地十之数，对于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间的两两相合、每一数对所处具体方位以及五行之生成的连接，则均与《周易》无关。至于所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在黄宗羲看来，应该是指天（奇数）地（偶数）各自之合为二十五和三十。胡渭则认为，应当将之理解成五奇五偶的两两相配，而与五行、五方、天地生成一概无关。总而言之，在清初学者看来，无论是生数、成数概念，还是天地之数的五行属性，俱不见于《系辞》，因而皆属附会，不足为信。

　　毛奇龄对这一问题的论断则更为彻底，在他看来，郑玄注“大衍之数”时虽提及数与数的相配及方位，但未作图以传世，且与河图截然无关，即使有图，也绝非今之《河图》。加之在魏晋以后，易学一转而以王弼为尊，郑学稍废，故当宋人以郑注“大衍”之说画为《河图》时，也无人可以看出其中原委。所以，在毛奇龄看来，今之所谓《河图》名之为《大衍图》《天地生成图》或《五行生成图》皆可，唯独断断不得名之为《河图》。

　　只不过，毛奇龄对于宋易河洛图学的批判虽然犀利，但其中也并非没有可以指摘之处。“大衍之数”与“天地之数”在《系辞》文本中本是两套不同的数理系统，郑玄却认为二者应当统一。毛奇龄对宋易河洛图学的批评，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汉学与宋学间“拉偏架”，只批评宋人的问题，而无视汉人的问题。相比之下，胡渭的态度就客观很多，他指出郑注之“大衍”也并非伏羲所指“大衍”的真正含义。大衍之数虽然出自天地之数，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大衍”是占蓍的法则，应当将之理解为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相生的过程，而《系辞》所举“天地之数”实为“大衍之数”张本。因此，胡渭承认毛奇龄将宋代《河图》命名为《天地生成图》或《五行生成图》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认可将揭示天地和五行生成问题的宋代《河图》命名为《大衍图》。

　　以抽象的黑白点图为主要内容，以解释作《易》原理为主要目的，是宋代图书易学的两大特征。宋人这种图像化的经典解释方法，无疑是一种对《周易》经传的全新阐释。毛奇龄、黄宗羲、黄宗炎与胡渭也并不是想要彻底颠覆朱子河洛图学的“图十书九”之说，而是意欲重申对《周易》这部经典的来源、构成和阐发的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对《河图》《洛书》的探索目的并不在于厘清《河图》《洛书》的本来面目，而在于更深层次地挖掘《周易》的终极表达。不同于元明之际的学者聚焦于《河图》《洛书》黑白点图像的发挥和修补，清初学者对河洛图学的批判有着更为宏阔的视野与目标，因此跳出了具体图像的束缚藩篱，在批判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延展出新的学理内容，反而引领了图书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