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洛书在中国历史上兼具多重意涵，既是《周易》《尚书》《论语》《礼记》等经典文本叙事中的重要文明意象，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天降预言与神话传说等神秘性质。我们如今见到的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在宋代之后，经由刘牧、李觏、朱熹等学者加以改造后的产物。但如果从文明意象上追溯，那么自先秦时起，就在不同的经典文本中记载了古人对河图洛书的丰富诠释与多元想象。

　　河图洛书之所以能成为历代学者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想象载体，离不开其与《周易》这部经典的密切关系。《易·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这一涉及《周易》创作起源的经典叙事中，河图洛书被视为上天赐予上古帝王伏羲氏的重要启示，伏羲在受此启示之后，完成了八卦的创制，中国自此进入了文明时代。以河图洛书为中华文明起源之论的影响极为重大，以至于许慎在编纂《说文解字》时，就把伏羲受河图洛书而作八卦确立为汉字诞生的源头。只不过，伏羲所受的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形态？上面又记载了什么内容？《系辞》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在另外两部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尚书》和《论语》中，也有河图意象的出现。《尚书》记录周康王即位典礼的《顾命》篇记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与河图一起陈列的大玉、夷玉、天球皆为宝玉，由此可以推断，《尚书》所载之河图比起《系辞》要更为具象，就是一件玉质宝物，并无额外的文明意象。《论语》中记载的则是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慨叹。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只有受天命之圣王才有制礼作乐的资格，孔子没有等到凤凰来仪、河图降世，也就意味着他并没有像周文王那样得到上天受命之祥瑞，因此也就没有成为新一代圣王的可能。于是，晚年的孔子只能通过作《春秋》并寓意褒贬的方式为后世制法，以承载自己的抱负与理念。可以注意到，虽然《论语》中的河图也有上天受命的意象，但相较于《系辞》中河图需要承担的八卦理论渊源职能，《论语》中的河图与凤凰一样，只有祥瑞意义，而没有额外的理论职能。由此可见，在《系辞》《顾命》和《论语》的论说中，河图分别具有文明起源、玉质宝物、受命祥瑞三种各不相同的诠释意象，而在这三种不同的河图意象中，对春秋战国思想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论语》的“受命祥瑞”说。

　　除了“受命祥瑞”意象之外，在从春秋战国到汉代的思想衍变中，河图洛书还演化出了另一种不同的祥瑞意涵。在道家色彩较重的《文子》和《淮南子》这两部文献中，河图洛书作为祥瑞的出现时间，就从圣人受命的乱世转变为“至德”之盛世。如果天下太平，那么就会出现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河图洛书降世的盛景。这一河图洛书的“盛世祥瑞”观念为儒家所接受，则以《礼记·礼运》为代表：“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皇、麒麟皆在郊棷。”考虑到《礼记》编纂于西汉的时代背景，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河图洛书作为祥瑞意象的转变。春秋战国时处乱世，无论是思想家还是底层人民，都盼望着有圣王受命，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可到了汉王朝一统天下之后，政局趋于稳定，儒家士大夫的诉求也就从稳定秩序的构建转变成得君行道，希望通过劝导君王施行仁义，让天下稳定繁荣。因此，在河图洛书的“盛世祥瑞”意象产生之后，很快被士大夫群体广泛接受，贾谊、晁错、陆贾、公孙弘等皆承续此说，遂成一时之主流。

　　然而，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原本在《系辞》中承载着丰富理论意涵的河图洛书却只能作为没有实际价值的祥瑞存在，开始令经学家们感到不满。于是，在托名孔安国的《尚书传》以及《汉书·五行志》所载的刘歆论说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河图—八卦”“洛书—九畴”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河图与洛书的性质被完全区分：河图仍旧是伏羲创作八卦的启示来源，洛书则变为大禹治水时的天降启示。大禹在受到了洛书的启示后创作出了《洪范》，其中的核心内容即为“九畴”，也就是包含“五行”在内的九种治国理政之法。在这种全新的河图洛书范式创作中，“文明起源”与“受命祥瑞”两种不同的文明意象得到了整合，河图与洛书既分别成为《周易》与《洪范》创作渊源的神秘意象，又在学理上与八卦和九畴这两套经典理论体系各自捆绑，无论是权威性、神秘性还是学理价值，都得到了显著加强。基于《系辞》论说中河图与洛书的天然关联，《周易》的阴阳、八卦理论系统开始与《洪范》的五行、九畴理论系统展开理论结合，如京房易学以五行、天干、地支融汇六十四卦，便是这种经典交互诠释与经义整合的成功案例。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成为了整个汉代思想的共通底色。

　　只是，“河图—八卦”“洛书—九畴”的理论缺陷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无论在《周易》《尚书》还是任何其他先秦经典的记载中，洛书与《洪范》九畴之间都没有任何瓜葛，“洛书”二字甚至没有在《尚书》文本中出现过。换言之，洛书与《洪范》的关联是刘歆等人的凭空构建，虽然理论意义突出，也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然而并没有任何经典文本的依据作为支撑。

　　到了东汉之后，自先秦至西汉时渐次产生的多种河图洛书诠释模式也开始得到整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就是河图洛书意象开始与带有强烈预言吉凶功能的谶纬深度绾合，《河图绛象》《河图括地象》《河图禄运法》《洛书摘六辟》《洛书灵准听》等几十种河图洛书类谶纬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这些河洛类谶纬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受“受命祥瑞”观念及“大禹治水”传说的影响，河图洛书被认为是上天赐予受命新王建功立业的指导。所以，此类河洛谶纬之内容多为融合了“九州”“八极”等观念的世界版图想象。在时人看来，受命之新王得到了这些包含山川、河海、族群、物产等地理信息的河图洛书后，就足以平治天下。其二，在“盛世祥瑞”说的观念下，河图洛书被认为记载的是圣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因此，这一类的河洛谶纬多为凝练先秦经典及诸子典籍中的治国理政论说而成。其三，为了着力凸显河图洛书的神秘性，有人认为其中记载的一定是对未来吉凶祸福的预测。因此，这一类的河洛谶纬或为预言，或为整合象数易学、阴阳灾异、五行占星等理论而成的方技术数。

　　纬候之书虽有一时之影响，但并不为有识之学者所喜。如王充就认为，天道实存但鬼神无稽，因此，无论是将河图洛书当作圣帝明王之瑞应，还是按照刘歆的论说将之分别视为伏羲画八卦、大禹治水而作《洪范》的天启，都未尝不可。但在王充看来，其核心意义在于彰明天道，继而实现天道与人道的贯通，沉迷于谶言神鬼之说则大谬。郑玄也通过“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之论将河图洛书的诠释语境返回到经学文献中。到唐人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时，《尚书传》中的“河图—八卦”“洛书—九畴”范式虽有缺陷，但作为先秦两汉时期文明意象最为深刻、理论意涵最为丰富的河图洛书诠释，仍旧成为了官方钦定的权威范式。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