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内大循环部分的具体落实需要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出发，推动经济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与技术扩散速度，促进实现需求和供给之间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202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这一论断直接奠定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在这一背景下，政府采购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环节，历经四十余年的不断探索，通过促进国内市场的公平化、规范化，支持政策协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推动商品、要素自由流通，从而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全面落实。 

　　政府采购既是一种日常行政管理、维持机构运转的常规行为，也是参与国内市场交易、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政府采购特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在采购规模与范围方面，政府机构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一消费者，在2022年进行了34993.1亿元的采购，该规模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9%，政府采购形成了囊括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建设方面和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消费方面的多样化采购内容，构筑了跨越不同区域的货物、服务、技术及资金等商品和要素的供需贸易流。在经济作用方面，政府采购作为财政运行乃至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制度安排，以生产率为渠道，连接政府和市场，将相关变动经由生产网络进行放大和扩散，从而实现宏观调控。 

　　近年来，中央及各地财政部门在推进政府采购改革过程中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政府采购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试点探索（20世纪80年代至2002年）、培育成长（2002—2018年）、改革深化（2018年至今）。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招标投标试点，政府采购逐渐呈现规模不断扩大、体制亟待优化的特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2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促进了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培育和推动政府采购管理的规范化、透明化。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标志着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不仅力图解决政府采购现存弊端、加快形成现代政府采购制度，还响应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号召，着力构建完整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通过多地签订采购联合征集合作协议等方式，促进商品和要素在更广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便发挥市场规模效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因此，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宏观目标下，中央与地方政府通过深化改革，重塑公共采购目标倾向，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经济职能和发展动力机制，政府采购正在实现从无意间固化市场已有壁垒到全面推动市场一体化的转变。 

　　政府采购改革作为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建设公平、高效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采购改革着重构建完整统一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提高政策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协同性，消除以往因行政区域划分造成的市场壁垒，促进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政府采购改革强调公平竞争机制的完善，推动采购需求管理和评审规则的客观化、公正化，保障供给商自由进入统一大市场，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改革旨在通过加强政府采购政策和需求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效果，从而优化商品、要素流通渠道和资源配置。因此，政府采购改革通过推动市场制度规则的统一化、助力实现市场准入和竞争的公平化、促进国内市场运转的高效化，为培育、发展和壮大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出贡献。 

　　按照“广延边际—集约边际”的逻辑框架，运用贝叶斯网络测算区位选择，调整二元边际模型检验本地偏好和贸易壁垒的显著性，并分析政府采购改革过程中设施数字化、财政透明化在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现实成效，得出如下结论：政府采购市场中，超大城市供给企业的广延边际整体呈现“本地为首，行政中心城市和邻近城市次之”的特征，其中，异地区位选择受到了城市行政级别、经济竞争力、地理距离阻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采购供给仍然偏好于参与本省或邻近市场，并受到行政区划、制度差异的综合阻碍，这加大了参与跨省域政府采购的难度，减小了采购金额的规模。供给企业所在城市相比于采购政府驻地的产业结构、公共支出优势有助于其实现政府采购区位选择，但采购城市的公共支出相对紧张，不利于二者之间采购金额规模的增加。拓展性分析发现，供给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采购城市财政透明度分别在抑制本地偏好对采购市场区位选择正向作用的同时，也弱化了贸易壁垒对政府采购广延边际、集约边际的阻滞作用。 

　　政策启示： 

　　（1）提升供需双方的跨地区信任程度，增加区域间商贸区位选择参与。各地政府应当立足城市的全国性定位，突破省界、城市群、经济区域等地域思维、文化差异局限，力争平等看待不同地区供给的商品、劳务，提高不同省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熟悉程度，通过常态化开办行业展销会等方法，增进对异地企业信任的舆论引导，缩小区域间可信度的差异，强化跨地区商贸合作意愿。此外，中央及地方政府要深化制度改革，理顺城市、省级行政区与经济区域等一系列关系，探索经济区域和行政边界适度分离，针对跨省城市群协调难度大等问题，健全省际协商协作机制，发挥区域规划一体化作用的同时，深化地区间的经济信任，增强供需双方合作成功率，进一步拓宽国内地区间商贸循环广延边际范围。 

　　（2）消除政府采购市场的贸易壁垒，助力区域间商贸合作逐步强化。一方面，建立跨区域采购服务平台，推广电子发票、电子合同等一站式服务，并打造区域大数据共享平台，支持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实现跨境采购环境优化和区域信息共享水平提升，逐步克服区际信息壁垒等实际困难，从而实现跨地区政府采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转变。另一方面，完善以政府采购、质量监督为代表的市场相关配套实施细则，细化市场监督的操作程序和规定，健全政府、市场的内部、外部监督机制，杜绝政府相关机构对异地企业经营进行设租、寻租等违法行为，着力强化反垄断，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地区间有序竞争、相互合作的市场氛围，助力国内地区间商贸循环集约边际的合理发展。 

　　（3）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疏通远程市场参与、商贸增强的渠道。中央及地方政府要关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市场应用，注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性和协调性，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基础，逐步推进跨省域交通、能源、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共建项目，实现区域内充电桩、物流中心等配套设施的标准化和互联互通。进一步通过增强行政人员数字履职能力，提升政府数字治理水平，鼓励行业协会开展针对企业的数字化培训，提升中小企业数字设施使用和数据运营分析能力，打通企业、政府数字商贸环节，推动区位选择多样化、商贸成本削减化，从而以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构建连通经济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网络，实现联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 

　　（4）推动财政透明化、公平化，统筹规划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需要从政府采购到全方位市场的综合设计。建立健全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定期发布包括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效率等在内的财政报告，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和完善财政数据管理系统，明确政府财政透明化的法律要求和责任，从而助力构建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竞争制度，优化跨行政区的公共资源分配。此外，通过严格预算执行、强化绩效管理等方式，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监督机制，保障招标、投标等采购环节公平竞争，提高政府采购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政府采购资金用在“刀刃”上。最后，统筹规划全国各地政府的财政资源与优势，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效整合市场资源、激发经济活力，为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山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