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对我国来说，关键是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任务，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创新体系，把科技自立自强真正落到实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多层次创新平台叠加，要素流动频繁，正在形成双向创新协同。透过这对高度开放、产业互补的区域，把握我国多层次创新平台如何推动知识溢出和新质生产力成长的若干侧面。　　

　　从要素流动到知识溢出，是我国发展阶段转换的一个深刻标志。工业化早期，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哪里集中、交通成本高低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座城市的机会边界。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决定竞争力高低的，更在于谁能更有效地组织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的特殊之处在于，差异性与连通性越充分，越可能催生突破性的创新。不同学科、产业和区域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专门知识”，构成创新的源泉；而分散的专门知识只有在更大范围的频繁互动与协同组合中，才能转化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技术方案和产业形态。近年来，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以及高铁、航空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科研人员、企业家、工程师在城市群之间穿梭往来愈发常态化，知识溢出的尺度，正在从局部区域走向全国网络。　　

　　在全国创新网络中，国家布局了一批科技创新中心和重点城市群，不同地区在各自擅长的技术方向和产业链环节上形成专门化分工，又通过各种制度性平台紧密相连。长三角和珠三角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节点：它们都集聚了高度密集的科教资源和产业体系，与此同时，在产业结构、技术路径和市场侧重点上各有侧重，天然具有互补性。　　

　　从长三角看，上海在基础研究、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综合优势，江苏、浙江、安徽在专精特新企业、工程化能力和装备配套方面基础雄厚。在一体化进程中，区域内专利出受让、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的跨城跨省合作明显增多，原先那种由单一中心城市“向外辐射”的图景，正逐渐被多节点、多层级的网络结构所取代。许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重点项目，在此获得了面向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系统性承接，新的知识在不同城市之间循环流动、持续迭代。　　

　　再看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前沿领域积累了强大的工程化与场景应用能力，香港、澳门在基础研究和国际化合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越来越多企业同时在若干区域城市布局研发团队和实验平台，工程师和科研人员在“沪—深”“沪—穗”等城市对之间高频往返，连接起不同地区的专门知识与应用场景。来自长三角的制造与工程经验，在珠三角的算法、软件与场景中被重新组合；珠三角形成的应用方案和开源生态，又反向反馈给长三角的系统集成和产品迭代。可以说，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知识的双向溢出和多向碰撞，生动展示了全国创新网络如何在现实空间中运转，也折射出一种正在其他区域逐步铺开的协同创新模式。　　

　　如果说上述空间格局描绘的是知识流动的“通道”，那么由政府、高校与企业共同构建的多层次创新平台，则构成知识溢出的“节点”和“蓄水池”。从长三角、珠三角的实践看，形态各异的平台密集叠加，承载了“方向设计—基础研究—工程落地—生态扩散”完整链条。大体而言，可以看到四类功能清晰、分工互补的创新平台，在两个区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类是中央有关部门主管的公共科研与标准平台，多以事业单位或行业标准机构形式存在，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制定、检测认证与伦理审查等职能。它们一端连着国家战略安全，一端连着产业发展方向，在前沿技术布局和规则供给上具有基础性作用，为新技术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创造必要条件。　　

　　一类是地方政府支持的实验室和研究院，多数定位为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由地方政府、高校和龙头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紧贴地方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在算法研发、装备攻关、数据资源整合、应用场景打造等方面发挥枢纽作用。一方面，把国家科技规划中相对抽象的重点方向，细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项目与课题，通过“揭榜挂帅”等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围绕“卡点”“痛点”集中攻关；另一方面，又把企业一线的问题提炼为科研命题，使科研活动更好回应现实需求，让更多成果以更快速度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　　

　　一类是高校牵头的跨区域研究中心和联盟，通常以二级机构形态存在，在基础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之间搭建桥梁。许多由高校发起的中心，在长三角与珠三角分别设立联合实验室或分部，同一条技术路线的前沿探索可以在不同城市同步推进，学生和科研人员在不同实验室之间轮转交流，既加深了学科交叉，又缩短了从实验室原型到工程样机的距离。通过这些平台，原本分散在各地、各学科的科研力量被重新编织进跨区域的创新网络之中。　　

　　还有一类，是由企业或基金会主导的开源技术平台，包括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发框架、软硬件一体化工具链等。从法律形态看，它们是市场主体；从功能属性看，它们又具有明显的公共品性质。长三角和珠三角集聚了一批在开源社区具有号召力的企业和团队，通过开源代码库、开发者大会和测试平台，把大量分布在不同城市的开发者和中小企业吸引进来，形成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生态。无论是以计算机视觉为特长的开源社区，还是面向工业控制、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开源框架，都在这两个区域找到了“主场”，又通过网络将成果扩散到更广泛的区域。　　

　　这四类平台并非彼此孤立，它们各有侧重，在国家创新体系内部形成上下贯通、区域联动的整体格局：公共科研与标准平台提供方向、规则和技术底座，各地实验室和研究院把任务做实做细，大学联盟和跨区域中心打通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通道，企业开源平台则把技术与市场需求深度耦合，放大创新成果的扩散效应。正是在这种多层次平台协同之下，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的探索实践，得以从局部经验上升为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制度安排，新质生产力也不再只是个别项目、个别企业的“亮点”，而是在全国一盘棋布局中逐渐呈现系统性特征。　　

　　展望2026年及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既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拥有自身制度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带来的确定性。把握这种确定性，关键在于继续把多层次创新平台建设好、用好：进一步降低知识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在科研组织方式、人才评价体系、数据要素流通规则等方面深化改革，使创新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更加顺畅、高效的配置；在国家战略导向下，引导不同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专门知识和比较优势，避免热门领域简单“同构竞争”，通过平台机制加强不同区域之间在同一条产业链和创新链上的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同时，切实完善平台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科研诚信建设，增强各类主体长期参与协同创新的信心。　　

　　多层次创新平台与知识双向溢出，已经成为我们在新阶段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础。只要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继续完善全国一体、分工合理、联动高效的创新网络，就能够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图景。　　

　　（唐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张致鹏，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