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谈人员：

　　李志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丛书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丛书的设计与构想。

　　李志永：十年来，“一带一路”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我们根据团队前期研究基础和现实需要，主要从“形象—利益—合作”三个角度设计了这套书。

　　第一，形象。“一带一路”刚刚提出来就被西方称为“马歇尔计划”，后来各种污蔑林林总总，因此我想要研究“一带一路”的形象塑造和传播问题。“一带一路”有“五通”，民心相通是我最熟悉的，第一本书就打算从公共外交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化解“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等负面舆论。于是《中国立体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应运而生。当然，这本书的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乔旋老师长期从事外交礼仪、文化外交研究，对本书贡献很大，尽管承担的任务也很重，但仍高质量地完成了政府主场外交、文化外交的写作工作；邱昌情老师长期从事联合国研究，基础扎实，高质量地完成了多变公共外交章节的写作。

　　这本书有两大贡献和一个遗憾：贡献之一就是首次提出了“立体公共外交”概念，试图对政府单一主体主导公共外交的观念纠偏，呼吁学界、外交界更加重视非政府公共外交的投入与研究；贡献之二就是对非政府公共外交的实践及其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经验总结，尤其是对企业公共外交和多边组织公共外交。一个遗憾就是，我当时还想写一章社会组织的公共外交案例。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希望后续能够补上或者希望看到学界其他学者能够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我研究公共外交的体会就是，公共外交或者人文交流疗效最好最持久而且投入还少的始终是面对面的交流。这是我们的短板，我们需要加速弥补上，既需要观念上的弥补，更需要实践上的弥补。

　　第二，利益。“一带一路”不是慈善，是利益共享、利益分享，是构建利益共同体。但有利益就必然有分歧、有损害。如何保护我们日益庞大的海外利益已经是我国重大外交课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展现了我国政府强大的外交行动能力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但成本也很高，显然不是一种常规的可持续和反复使用的模式。基于此思考，我就想对中国领事保护机制从头到尾摸索一遍，做个体检，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完善，如何借鉴他国经验，最终实现低成本但高收益。基于此，《中国领事保护与“一带一路”建设》一书构建了预防性、应急性、善后处理、后勤保障四个维度、前后相继的全过程领事保护评估体系。此书对每部分领事保护机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相关机制的成就与不足，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相关成果也受到相关部门关注。虽然《中国领事保护与“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内首部系统地从领事保护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专著，但因为精力有限，也有很多没有完成的计划与遗憾。

　　第三，合作。不管是形象还是利益，“一带一路”要从“大写意”到“工笔画”，都需要落地生根。如何将“一带一路”宏大的愿景转化为现实，这需要国际合作。倡导合作反对对抗是“一带一路”给世界贡献的中国方案。《国际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本书主要从国际制度、双边政策对接、国际安全合作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四个角度首次较为全面地总结梳理了相关进展及其不足，并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出了战略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立体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这本著作一大创新之处就是提出了“立体公共外交”新概念，建构了“立体公共外交”体系。那么，您是如何定义“立体公共外交”这个新概念的？

　　李志永：首先我们弄清楚什么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为了改变外国公众观念、塑造自我良好国际形象而开展的信息、知识和价值传播活动。然后弄清楚为什么我们为何要提出这个新概念？因为传统政府公共外交存在不足，导致效果不好。立体公共外交是从行为主体角度界定的。作为一种影响外国公众的传播活动，从行为主体角度而言，公共外交包括政府公共外交与非政府公共外交。政府公共外交也可称为国家公共外交或国家公关。非政府公共外交按照主体的不同又可划分为多边公共外交、智库公共外交、企业公共外交、媒体公共外交、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公民公共外交等相对独立的公共外交形态。随着公共外交实践和观念的演变，现在人们日益接受这种涵盖了政府与非政府行为体的立体公共外交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带一路”不仅是对国外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也进行对外传播，在您看来，“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传播了什么内容？

　　李志永：“一带一路”现在面对的挑战很多是舆论上的。《中国立体公共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就试图通过多样性的故事告诉世界：中国公共外交虽然是政府主导的，但更是立体多元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们这本书主要从主体而不是客体角度阐述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从客体或者项目来说，基建往往成为西方片面指责“一带一路”的借口，那是他们自身偏见所致。尽管这本书没有专门从项目角度论述形象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阐释的议题。大致而言，基建可以传播中国四大形象：第一，通过高标准、存在感强的基建名片，首先传递了工业强国的国家形象，增强了在所在国的存在感；第二，“一带一路”的基建不仅资本密度高，更重要的是技术密度高，通过基建合作，增强了我国在所在国技术强国的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吸引力；第三，“一带一路”的基建改变了当地交通，提高了生产、生活效率，增强了我国在所在国的民生强国形象；第四，“一带一路”的基建，突出反映了中国发展优先的理念，所谓“要致富，先修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体现和诠释，所以，通过基建合作，改善了我国在世界的形象；最后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并不仅仅是基建这类“大而强”的项目，还有越来越多的“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这些民生项目逐渐会成为“一带一路”更具代表性的国家形象名片。

　　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一带一路”如何促进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乔旋：10年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0年来“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中国通过基建、物流等把中国商品、技术和中国故事带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上更多的民众了解了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提倡的民心相通，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中国努力塑造自身的形象，当然也希望能与各个对象国“双向奔赴”，共同塑造和平、发展、合作的大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主场外交取得了诸多成果，成功举办了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和杭州亚运会。您认为，如何把中国主场外交的成果运用到共建“一带一路”之中？

　　乔旋：中国主场外交与共建“一带一路”是有交汇点的，我们可以在未来利用更多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去开展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主场外交，既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又能更好带动中国地方城市发展，向世界展示更多元、更多彩的中国城市形象。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书中提到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展海外利益保护教育，但就目前状况来看，如果没有国际意识，就无从谈到培养海外利益保护意识。您认为，是否应当从培养国际意识开始，加强青少年的海外利益保护意识？

　　李志永：《中国领事保护与“一带一路”建设》由我独立完成，是国内首部系统地从领事保护角度研究“一带一路”的专著。该书基于中国海外安全现状与中国特殊国情，从预防性、应急性、善后处理、后勤保障四个维度建构了系统、全过程的领事保护评估体系。你提到的问题就属于预防性领事保护范畴。预防是最好的保护。要怎样有效预防呢？预防就要提前。邓小平同志认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们足球不行，不是我们人不行，而是制度上没有贯彻好这一条。不断发展、崛起的中国日益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海外利益，从人员安全到商业利益，从基础设施到国家形象，逐渐形成了一张越来越大的网，逐渐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有效保护海外利益，安全意识是关键，而安全意识的培育是越早越好。当然，国际安全意识的前提是国际意识。我们从小就要教会孩子从世界看中国，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现在中小学教育中已经有了安全教育，这也充分显现了建构主义的现实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中国领事保护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

　　李志永：对崛起的中国来讲，领事保护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完善的外交本领。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领事保护机制已经逐渐成型和成熟。未来，大致有四大发展趋势：首先就是人本化，努力为每一个海外中国公民提供更及时、更充分和更舒适的领事协助和保护；其次就是科学化，人本化并不意味着“祖国保姆化”，个人或企业完全不承担责任。相反，个人和企业必须对祖国提供的领事保护和领事协助持理性立场，个人、企业必须对自己在当地的言行承担应有的责任，国家只保护境外公民、企业的合法利益，这种协助和保护是有底线的，也是有成本的。从国家角度来说，对领事保护的宣传应避免脱离实际的宏大叙事，要降低民众不切实际的期待，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再次就是制度化，即要把领事协助、保护的理念与做法建章立制，甚至制定法律，以提高行为预期，避免一事一议；最后就是加大投入，即加大对领事保护的财政投入和人员投入，为领事保护提供坚实的后勤和人员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网：“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离不开“互联互通”，您如何理解“互联互通”？

　　熊李力：“互联互通”包括硬联通与软联通。所谓硬联通，即铁路、公路、港口等传统的基础设施硬件互联互通。而软联通，重在政策对接、规则对接、技术标准对接。

　　“互联互通”是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到民心相通的完整体系，应注重政治效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举。共建国家通过政府间的政策沟通，启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最终反哺各国间的政治互信。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带动共建国家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从而具有市场层面的可持续性。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也应注重培育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从而实现民心相通。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当前全球形势不确定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熊李力：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应超越传统地域范围限制，凸显以设施联通为先导的合作模式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今年以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关表述的变化正是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除国有企业外，应重视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民营企业的广泛参与，既可以充分发掘其作为商品、服务和资本提供者的市场潜能，又可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对接，有助于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市场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今后，您认为国际合作还有哪些领域是合作的潜力点？

　　赵洋：未来国际合作领域的着力点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两个方面：

　　从双边角度来讲，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这里讲的政策沟通不仅仅指具体的发展政策和倡议的对接，还包括指导理念的对接。“一带一路”倡导“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主张在全球治理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这些理念都需要“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接受与认可。民心相通则是“一带一路”的根本落脚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还要在“一带一路”的基础上促进中国人民同他国人民的相互交往和友好往来，通过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接触来增进了解、化解分歧，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从多边角度来讲，还需要加强中国同各类国际组织的互动。这里包括对现有国际组织的“改制”，以及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创制”。从改制角度来讲，中国需要“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如“丝路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输入国际组织，争取这些组织对“一带一路”发展理念的认可。传统上，人们认为国家总是从国际组织中学习各种理念，但是国家也可以反向地向国际组织输出理念，从而促进国际组织更加公平有效地运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其决议中已经采纳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是很好的开端。今后，还需要围绕发展理念加强同各类国际组织的互动。就“创制”而言，中国也需要建立一些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诉求的国际组织或机构，以维护和增进这些国家的利益。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很好的实践。建立这个机构不是为了同世界银行等机构竞争，而是在世界银行等机构覆盖面不足、不能有效满足发展中国家诉求的情况下，对这些机构的一种完善和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想/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