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气候帝国主义具体表现在发达国家不愿对其碳债承担责任、国际谈判中对不同国家碳排放责任的不公正衡量、全球不平等加剧过程中对富人高碳生活方式的愈加纵容、富国吝于提供气候融资与大力补贴“棕色”能源投资间的不平衡，以及大国之间对新型战略资源的争夺等方面。同时，全球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知识垄断，其破坏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已初见端倪，未来需要利用必要技术应对人类共同风险挑战时或将更加受此掣肘。如今，人类正处于气候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并被推至灾难边缘。若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必须采取不同的经济、法律和制度架构，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变革。

　　关键词：资本主义；气候帝国主义；碳债；碳排放责任；不平等；气候融资

　　作者：贾亚蒂·高希 舒维克·查克拉博蒂 德巴马纽·达斯/文

　　译者：王文彬 安静兰

　　一、引言

    广义的帝国主义是指垄断大资本在国家的积极帮助和支持下对经济领土的争夺。然而，对帝国主义的全面理解不能仅限于个别国家，而需要认识到由一个霸权国家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这大致是列宁在100多年前作出的论断。当前，虽然帝国主义的本质尚未改变，但它在形式、结构以及对特定法律和制度架构的依赖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帝国主义争夺和控制的对象，经济领土可以体现为多种形式：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市场、以前被认为更多地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新商品化服务（例如电力、教育和安保）、新的财产形式（例如知识产权），甚至网络空间。

　　在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尽管经济领土的新形式层出不穷，但那些关系到人类和地球环境直接相互作用的形式仍然是最重要的，也是与胁迫、冲突和战争联系最为紧密的。19世纪的殖民扩张战争试图凭借既有优势掠取更多土地，20世纪末的战争围绕控制石油等能源展开，而21世纪或许会出现更多的争夺水资源的战争。地球系统新陈代谢的人为断裂引发的变化已逐渐界定了帝国主义争夺影响力、控制力和占有权的范围，这正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方面。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及其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1）核心国家和精英阶层以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来进行生产和消费，并随着生态足迹的增加而产生越来越多的碳排放；（2）在国际谈判中以欺骗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3）全球金融业的运作增加了碳排放却未向有效的气候变化减缓战略提供资金支持；（4）私有化的知识垄断使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应对气候挑战所需要的关键技术；（5）技术要求不断变化，致使自然资源争夺战日趋激烈（特别是针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争夺）并在主要大国之间产生了新型榨取主义竞争。

    二、历史上与今天的碳债

    自1850年至2011年，当今所谓的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累计碳排放量的80%。这一温室气体集中排放的历史过程是造成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因素。从根本上说，这是如今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14%的少数富国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采与滥用的后果。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过多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由于人均收入低、财政能力较小以及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减少，这些国家难以承担气候变化的后果。

　　由此可见，现存的碳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无论未来如何实现公正转型都必须加以解决。富国当前做出的未来净零（碳排放）承诺并未明确提到其过去的发展轨迹实际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如果考虑到碳债问题，则需要对这些国家所作的现有提议进行重大修正。例如，据估计，“美国如果要在2030年完成它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公平份额，就意味着它要将排放量减少到比2005年低195%的水平，这是基于不同标准计算出的美国公平份额范围173%—229%的中位数”。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在签署条款时只关注当前的排放水平，避而不提任何的历史责任和碳债。它们并不承认对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主要是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补偿的必要性，而后者已经因为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和耕种条件恶化而遭受巨大损失。发达国家的这种做法不仅关乎道德问题，而且会产生负面效果，因为这会减少甚至摧毁最低限度的国际团结与合作，而国际团结与合作对保证人类能够应对气候危机至关重要。如果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就不可能实现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公正”更是无从谈起。

　　目前承诺减少碳排放的模式也预示着，少数富国欠世界其他国家的碳债将继续增加。发达国家所作的预测和净零（碳排放）承诺实际上意味着，如果维持1.5℃的全球变暖上限，它们将继续占有未来30年全球大部分的“碳预算”（约60%）。如果1.5℃这一上限被快速突破，造成难以言喻的潜在后果，这些富国仍将负有主要责任。

   　三、国家碳排放责任估算

     显然，自然过程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过程产生的影响并无国界的限制。大气和海洋无需签证就能跨越国界，气候变化的影响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也会在不同的地区蔓延。尽管如此，即使在国际平台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从根本上说也是基于国家而制定的。正如2021年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所证明的那样，不同国家的“气候责任”构成了国际谈判和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承诺的基础。

　　这种气候责任应该如何确定呢？标准的方法是基于一国境内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按照这一标准，美国和印度等国成为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大国。一般来说，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增长率更高。同时，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生产侧碳排放总量在过去20年里实际下降了约12%，德国下降了近22%。发达经济体碳排放增长率的下降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改变贸易格局，将碳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从而有效地“出口”其碳排放；改变经济结构，减少对能源使用的依赖；改变能源构成，从污染最严重的能源（如煤炭）转向碳污染更少的能源（如天然气、核能）。

　　谈到气候变化，人们通常使用的表达多是总排放量或者国民生产总值，却不提人均数字，这就掩盖了当前气候治理模式中普遍存在的更深层次的不平等问题。尽管发达经济体的碳排放总量近年来有所减少，但它们仍然是目前人均意义上最大的碳排放国。按人均计算，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碳排放量是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8倍以上，而后者却因允许碳排放增加而受到指责。

　　然而，即使是国家间人均碳排放量的对比也并未充分揭示出现存的不平等程度。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从别的国家获取高碳产品和服务而有效“出口”其碳排放。自世纪之交以来，发达国家遵循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的臭名昭著的战略，即将污染行业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并将碳排放产业和生产过程列入这一战略清单。通过跨国贸易将直接排放转变为“间接”排放，富国将其消费和投资中所体现的全部排放排除在计算之外。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年度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关于“减缓碳排放”报告中“决策者摘要”的草案显示，发展中国家40%以上的碳排放量来自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然而，各国政府在该报告最终公布的版本中删除了这一内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出口排放量自2002年以来迅速增加，并于2006年达到负碳平衡22.78亿吨的峰值，占这些国家生产侧排放量的17%。此后，这些国家的排放量有所降低，但仍然保持在约15.77亿吨的水平。

　　若考虑到最终需求侧排放，不同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差别会更大，且发达经济体仍是目前最大的排放主体。2019年美国的生产侧人均排放量是印度的8倍，但如果按2015年的最终消费侧排放计算，则美国的排放量是印度的12倍以上。

    四、不平等助推碳排放

    国家平均水平可能会具有误导性，因为这掩盖了一国境内收入水平、地理位置和职业等因素所导致的显著不平等。2022年版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显示，全球碳不平等主要是由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造成的，目前占全球碳不平等的近2/3，较1990年的略高于1/3的份额翻了近一倍。事实上，若以人均排放量设定碳排放目标，富国最贫穷的50%人口已经（或近乎）达到了这些国家设定的2030年气候目标。

　　有趣的是，当前既存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的高排放者，也存在富国中的低排放者。可预见的是，北美前10%的富人是全世界最放肆的碳排放者，他们平均每年的人均碳排放量为73吨，这是南亚和东南亚最贫穷的50%人口的人均排放量的73倍。尽管东亚富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很高，不过仍明显低于北美的水平。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富裕地区底层一半人口碳排放量相对较低(见图1)。在欧洲，排放量最低的50%的人口每年人均排放量约为5吨，北美排放量最低的50%人口的每年人均排放约为10吨，而东亚排放量最低的50%人口的每年人均排放约为3吨。这些相对较少的碳足迹与本国前10%的高排放者的排放量形成鲜明对比，也与相对贫穷地区富豪们的排放量形成对比。例如，南亚和东南亚前10%的高排放者的碳排放量是欧洲后50%穷人的排放量的两倍以上，即使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前10%的高排放者也比欧洲最贫穷的人口碳排放量还要多。

　　此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似乎也推动了碳排放总量的进一步增加。1990至2019年间，美国和欧洲收入最低的一半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下降了15%—20%，而各国前1%的富人的排放量却都大幅增加。如今，地球上最富有的10%的人要为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负责。对于那些早已看惯超级富豪花费5500万美元去外星兜风的人来说，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这只是他们穷奢极欲的消费影响生态系统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

　　随着各国的富人愈加富有（也愈加有权势），他们更加明目张胆，丝毫不顾及自身对环境的影响——或者仅乐于口头谈论，而不是试图真正改变其投资和生活模式。这与帝国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富国和贫国的精英们都能从这样的经济体制中捞取好处，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包括开发地球的自然资源。

　　由此可见，气候政策应该更针对富有的碳排放主体。然而，无论是在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碳税都更多落在了中低收入群体身上，对最富有群体的消费模式却影响甚微。显然，减少碳排放的战略需要开始着眼于遏制单个国家境内和全球的富人消费。这就要求对气候减缓政策的构想和实施做出重大调整。

    五、融资之于“棕色”投资和“绿色”投资

    富国对如今的气候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但发展中国家却在承受更多气候变化的后果并在实施环保政策时受到资金的约束。为解决这种不平衡问题，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然而，这一数额相比于实际需求无疑是杯水车薪，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近期的报告所指出的：据估计，到2030年，仅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成本每年就在150亿至4110亿美元之间，大多数时候超过1000亿美元。但即便如此，也未考虑到业已影响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然而，即使数额相对微不足道，这一资金也未实际到位。自2013年以来，这些资金总额平均仅约为600亿美元，其中只有少部分是双边援助。据估计，2020年约有800亿美元被调用——但其中约1/3是通过多边机构筹集的，另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私人融资筹集的，而这两部分严格来说都不应视为富国气候融资承诺的一部分。发达国家实际承诺的双边公共财政资金约占这一数额的1/4到1/3，在2013至2019年间平均每年仅不足18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却能够在2020至2021年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而“凭空”拨出数万亿美元的资金作为额外的财政支出。

　　富国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气候融资时显得极其吝啬，即使有几乎可以不花钱就能提供的资助，例如周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行的特别提款权（补充性外汇储备）——发达国家拥有近4000亿美元的份额，它们也不愿“借花献佛”。不仅如此，截至2022年4月，发达国家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立的气候融资项目——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的投入也仅仅约400亿美元。

　　与富国对化石燃料的补贴相比，微薄的气候融资显得更加令人震惊。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边敦促更穷的国家采取更多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另一边却在大量补贴本国化石燃料行业。然而，这类补贴的衡量方法掩盖了补贴的真实性。衡量政府对化石燃料的生产或消费支持程度的标准方法是看直接预算拨款和补贴，以及对这些行业的税收减免。运用这种方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能源署估计，在2017至2019年间，有52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约占全球化石燃料能源供给的90%——平均每年提供了555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能源补贴。

　　然而，这严重低估了各国政府对化石燃料提供的实际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更为综合的衡量标准，将各类显性补贴和隐性补贴都包含在内。用这种标准计算得出的化石燃料补贴额要比之前的数额大得多。据此，2020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总额达5.9万亿美元，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能源署估算的10倍之多。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隐性补贴占到总补贴额的92%。

　　2020年，仅美国就向化石燃料行业提供了6620亿美元的补贴，其中大部分是以隐性补贴的形式提供。相比之下，乔·拜登政府对气候融资的承诺仅为57亿美元（到2024年可能仅会增加至114亿美元）。事实上，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当年来自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气候融资总额仅约6400亿美元。这凸显出政府干预扭曲价格、进而改变市场激励（使其有利于而不是反对化石燃料）的程度。

　　在政府补贴化石燃料行业进而扭曲市场激励的情况下，尽管有很多关于公私合作和“混合融资”促进“绿色”能源投资的讨论，但私人资金仍大量流向这些“棕色”能源投资，这并不奇怪。由于缺乏可靠、系统和透明的跨国资金流动数据，尤其是化石燃料行业的此类数据，对私人资金流动的分析无法有效进行。更好地披露能源融资的来源、目的地及其相应发电能力的数据对政策协调而言至关重要。但现有的数据表明，煤炭行业的大部分海外融资来自私营实体，尤其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商业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在全球新煤炭投资的前15家贷款机构中，有14家来自发达经济体。与此类似，持有化石燃料公司的债券或股票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也来自这些西方国家，其中排在前三位是贝莱德集团（BlackRock）、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和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它们均来自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由于一些跨国公司（包括被认为更环保的“数字”公司）投资的银行投资于化石燃料，这些公司的现金和投资（包括有价证券）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非常大。例如，该研究发现，对字母表（Alphabet）等公司而言，其现金和投资间接产生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它们所有其他直接碳排放量的总和。

　　显然，任何真正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都应该纠正气候融资与继续用于传统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和融资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不幸的是，乌克兰危机导致许多国家政府——尤其是那些有能力采取更中期视角的全球北方政府——迅速背弃了其几个月前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相对微薄和明显不足的气候承诺。为了实现短期的政治目标，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及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压低国内能源价格的方式以减轻石油价格飙升带给国内的阵痛，而非以此为契机加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六、新一轮资源争夺战

    新技术的开发从未提供一条摆脱帝国主义的道路，但却能够而且确实改变了大国试图控制资源的本质。同样受影响的还有能源转型，其对某些关键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显著增加。近年来，这些矿产资源的供需量都在大幅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在未来20年里，对关键矿产资源的开采将至少增加30倍。

　　以锂为例，锂对实现全球经济脱碳尤其重要，为电动汽车、智能设备、办公与家用电器、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提供必需的支持。可充电的锂电池对电动汽车、便携式电子设备、电动工具和网格存储应用必不可少。除了在电池中的应用（约占其终端应用的3/4），锂的用途还涉及陶瓷、玻璃、润滑脂、连铸结晶器助熔剂粉末、聚合物生产和空气处理等。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到2040年，锂需求量预计将增加42倍。

　　目前，除了作为商业锂的最大生产国的澳大利亚之外，锂主要由全球南方生产和出口。纯元素形态的锂活性很高，因此无法在自然界中找到。相反，它以盐水或矿石中的浓缩物的形式存在。在澳大利亚，锂直接从硬岩矿床中开采，而在某些拉美国家，锂是从盐水池中提取的，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提取和加工技术。已探明的锂资源比目前的产量要大许多，由于持续勘探，2021年锂资源量已经达到近8900万吨。大多数已探明的锂资源位于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

　　锂矿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备受关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的“锂三角”区包括智利的阿塔卡马盐沼（Salar de Atacama）、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Salar de Uyuni）和阿根廷的阿里扎罗盐沼（Salar de Arizaro），在盐滩下拥有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锂储量。锂必须从地下抽取，然后通过蒸发浓缩获取。锂矿开采已经对这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态系统和原住民社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淡水资源日益贫乏和枯竭，人类和牲畜日常用的水源遭到污染，阿根廷翁布雷·穆尔托盐湖（Salar de Hombre Muerto）地区的灌溉也受到了损害。该地区是一些阿塔卡马（Atacame?o）原住民社区的家园，他们传统上以土地和自然资源为生计，从事牲畜饲养、小规模采矿、纺织和手工业。由于缺乏正式的谈判，矿业公司的利益得到过多的维护，当地社区却作为牺牲方而陷入贫困。开采作业也引发了侵犯人权、呼吸道疾病、劳动剥削以及最终使这些土地的传统所有者流离失所等问题。此外，还有人对获得这些社区的同意所需的信息质量、可及性和框架表示担忧。与这些外部性相比，这些地区获得的经济利益微不足道。

　　“锂三角”地区的开采技术包括盐水抽取和太阳蒸发，生产1吨锂需要用到约50万加仑的水。对水资源的过度开采改变了这些地区的自然水动力，减少了当地社区的用水供应。工业开采及其导致的采矿业对水资源的商品化成了当地人争夺水资源的主要原因。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经常凭借其权力和资金从原住民社区手中永久性地获取和占有水资源。在智利，关于水管理的争端还表现为大农场主与农民之间在获取地下水方面的差异。此外，锂矿开采还会带来水污染的威胁。

　　战略性矿产资源开采作业及其相关活动也对当地的动植物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过去的20年里，环境的显著恶化包括植被减少、日间温度升高、土壤水分减少和国家保护区的干旱状况加剧。另外，也有人担心这会对现有的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威胁。

　　与采矿相关的土地权属的争议在多国引发了冲突，如阿根廷（市政一级的有组织运动与省政府就采矿租金发生矛盾）、危地马拉（原住民社区的集体行动）、秘鲁（农民就采矿项目举行全民协商）、委内瑞拉（抗议奥里诺科河采矿弧的开采活动）等地区。在智利，马普切人与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持续高度紧张。有证据表明，原住民正在流离失所。例如，在1940年至2002年间，智利塔拉帕卡（Tarapaca）地区北方公社的农村人口从46%下降到6%。

　　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在合理的制度和管理框架下，锂矿开采并不必然牺牲当地社区的利益。例如，在制度强大的国家，国家主导资源开采可以有效收取租金，并将之引向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领域。政府可以通过累进企业利润税和资源租金来增加额外收入，同时征收特许权使用费来确保前期收入流。然而，在“华盛顿共识”的鼎盛时期，各国打着降低企业税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幌子，大幅降低了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特许权使用费率。如今，对大多数经济体而言，特许权使用费是从价计征的，其范围在2%到30%之间。这必然要求国家参与整个过程，尤其要确保当地社区的权利不受损害。在此背景下，研究发现，如果在矿产开采和加工企业中保留至少51%的股份，就可以有效地减轻对外依赖以及超级大国的权力干涉。

　　然而，所有这一切显然还需要相关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防止自上而下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往往导致租金进一步集中到精英阶层手中。通过独立审计利润、成本、收入和收益分成实现信息透明，可以防止和减轻上述剥削。

　　锂只是未来10年会被激烈争夺控制权的众多矿产资源中的一种。稀土元素（其实并非真的稀有，但因其存在于其他矿产的混合物中，因而提取的难度和成本较高）由17种金属构成，将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小到发光二极管，大到武器系统都离不开它。目前的开采方式涉及多种复杂且昂贵的步骤，这也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稀土是通过化学方法从来自世界各地的矿藏中分离出元素加工而成的金属。随着投资品、军用品和消费品以及绿色转型前沿设备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全球对稀土元素的需求量也在增长，新的前沿和控制性战略将有可能出现。

　　事实上，新的地域正在不断开辟，尤其是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前难以开发的地方如今已经具备开发的可能性。例如，南极和北极已经遭到了破坏，而冰层的融化使得更多人可以进入这些地区。同样，尽管存在着海洋生物的大量灭绝等潜在的灾难性生态后果，但已经有人对海底采矿产生兴趣并试图搜寻深海矿产资源。

    七、结语

    综上所述，气候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一种新的——甚至可能是最致命的帝国主义形式。面对气候帝国主义，我们需要认识和处理它的所有不同方面，但也要解决由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所建立和巩固的全球知识产权制度造成的知识垄断问题。知识垄断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的致命性危害已经显现，它使（获得大量疫苗研发公共补贴的）大型医药公司能够从疫情中牟利，而全球数10亿人却得不到疫苗接种，其他地区的公司也无法生产疫苗和治病救人的医疗药物。倘若未来涉及到的是人类减缓气候变化或是应对大流行病（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必要技术，其破坏性将更加致命。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已经在世界各地造成严重破坏。人类如今正处于这一具有毁灭性的气候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自然和人类生命将受此摧残。

　　当然，这一切并非无法避免——不同的经济、法律和制度架构能够扭转这一切，使人类社会朝着更加公正公平的方向发展，实现与自然和地球的和谐共处。显然，这需要对已将人类推至灾难边缘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的变革。倘若人类还相信自己可以悬崖勒马的话，就必须在今日今时采取行动。

    作者：贾亚蒂·高希（Jayati Ghosh）、舒维克·查克拉博蒂（Shouvik Chakraborty），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政治经济研究所；德巴马纽·达斯（Debamanyu Das），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社会与行为科学院；译者：王文彬，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安静兰，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

　　本文原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2年第74卷第3期，译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