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增强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维度，亦是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由此，金融不仅是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也愈发成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秩序中，国际金融体系是与安全体系、贸易体系和民主价值观念体系等并列的几大支柱之一。从微观技术层面探索金融的运作机理和影响的研究已高度发展，但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探析金融的权力属性的研究却还在摸索中前行。

　　一、金融的权力属性与国际金融安全

　　经济的权力属性是指经济实力和经济关系会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带来权力，而权力的经济工具是指经济手段有助于国家构建和维护权力关系。“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是对权力的经济工具的概括和总结，不对称的“复合相互依赖”则是关于经济权力属性的一种经典解释，即在特定经济问题领域中所建立的不对称关系会给不同的行为体带来不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问题领域和关系位置。不同的经济问题领域所蕴含的权力关系是不同的，这呼吁针对具体问题领域的深入研究。行为体在特定经济关系中的位置（如中心或外围）也为其带来不同的权力，这便要求对特定行为体在具体关系中的角色进行评估。本书聚焦金融领域，试图以中国和美国的金融关系为经验分析对象，探索金融的权力属性（即国际金融权力）和金融权力的经济工具（即经济方略），评估中美国际金融权力博弈及其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最终助力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培育、中美金融合作的加强和国际金融安全的维护。

　　金融的国际权力属性是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国际金融权力”是对这种权力属性的全面概括。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金融被视为世界经济中的四大主要权力结构之一，国际权力被区分为关系性和结构性。随后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货币和货币关系的权力属性，经典著作包括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的《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大卫?安德鲁（David Andrews）主编的《国际货币权力》、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Cohen）的《货币强权：从货币读懂世界未来格局》、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货币政治：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等。这些研究推动了货币权力研究的发展，但并未全面地揭示金融的权力属性。

　　金融包含了信贷体系和货币体系两大相互关联的核心内容，上述研究多聚焦货币体系，对于信贷体系的权力属性关注较少。桑德拉?希普（Sandra Heep）的研究，尝试囊括货币体系和信贷体系两个方面，并使用“国际金融权力”（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ower）来更加全面地概括金融的权力属性，将国际金融权力归类为关系性、制度性和结构性。虽然希普的定义和分类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一研究颇具启发性。借鉴和批判这些研究，通过剖析权力的三大构成要素，即实力（基础要素）、意愿（战略要素）和能力（操作要素），本书将国际金融权力定义为：行为体依据其在国际信贷和货币体系中的实力和自身意愿，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观念（或行为的能力）。依据这一定义，通过区分权力的不同来源，国际金融权力被归类为关系性、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四种类型。三大构成要素和四种类型的权力分类共同构成了一个一般性的综合分析框架。这一定义和分析框架厘清了既有研究中诸多存在分歧或混用的概念，为相关政策分析和经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运用这一分析框架，中美国际金融权力博弈的现状及其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便可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中美对于关系性、结构性、制度性和观念性四种国际金融权力的关注侧重于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别是宏观经济失衡治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与规则改革、全球金融治理规范与议程设置。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为国际金融安全，乃至国际体系的稳定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加准确和清晰地评估中美金融关系对国际金融安全的影响，《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一书第三章还对国际金融安全的观念演进做了梳理，评估了国际金融安全的现状，认为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安全建构的逻辑弱化，利益互动逻辑持续存在，权力竞争逻辑逐渐强化，大国间的利益分歧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加剧了主要国家的利益和观念竞争，大国战略竞争势头甚至会将国际金融体系推向权力竞争和对抗的轨道，国际金融安全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但是，这些风险并不必然意味着中美之间在金融领域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通过差异化和精细化的管控策略，中美的金融竞争可以被管控，且必须得到管控。

　　二、金融权力的经济方略与权力评估

　　国际金融权力的经济工具或经济方略是《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一书的另一重要内容。经济方略是金融实力向金融权力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实现国家对外金融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以美国的货币权力为例，在美元霸权形成和维系过程中，多种经济方略被单独或共同使用。在《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第六章中，通过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区分，经济方略被定义为：代表国家的行为体使用经济领域的政策工具处理国家事务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从操作方式而言，经济方略被区分为积极和消极两大类，其中积极经济方略包括放任（无为而治）、激励（以利相诱）和协商（共商共谋），而消极经济方略包括保护（以邻为壑）、胁迫（以害相逼）、制裁（经济武器）。从政策工具而言，这些经济方略使用了货币金融、贸易、能源、发展等政策领域下的多种经济政策工具，如贷款、援助、贸易优惠或壁垒、技术支持或限制、汇率政策，等等。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共同构成了一个经济方略分析框架，美元霸权演进中的经济方略和历史案例得到系统的梳理。美元霸权经济方略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重要启示。这些启示既涉及中国如何运用经济方略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包括中国如何应对美国为维护美元霸权、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甚至中国经济发展）所可能实施的经济方略。

　　在剖析了金融的权力属性和金融权力的经济方略后，《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一书转而进入国别视角，评估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权力培育手段。具体而言，《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第八章侧重于货币体系，评估中国在全球货币治理中的作用，而第九章则包含了货币体系和信贷体系，评估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中的角色和地位。

　　虽然中国并非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但中国对全球货币治理作出了贡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创造的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动力逐渐减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展缓慢，其固有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主权货币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困境、汇率大幅波动与失调、宏观经济失衡与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等。因此，全球货币治理的需求强烈。在国际秩序变革的背景下，人民币制度和政策更多被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社会视为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而非全球货币治理的助力因素。但是，在全球货币治理的组织结构和体制两个方面，中国货币制度都产生了积极的制度渐进变革效应，具体表现为制度替代、制度叠加、制度偏离与制度转变。制度替代主要指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下人民币对美元的部分功能替代，以及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或区域货币组织对既有组织功能的部分替代。制度叠加主要表现在人民币双边互换、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s）货币篮子，以及中国货币组织融入全球货币治理体系三个方面。制度偏离是指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人民币政策推动既有国际货币制度的效果和影响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去美元化”趋势渐强和“美元循环”趋势弱化。制度转变是指中国货币制度的干预主义特色，改变了国际货币制度在中国的执行方式，为全球货币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路径，并在国际收支调节、国际汇率稳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国内货币政策的国际积极效应，提示全球货币治理的另一可循路径：通过主要国家国内货币政策改革，自下而上、从部分到整体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渐进变革。

　　相较之下，在更广义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议程设置中，中国还位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美国是绝对的主导国。全球金融治理核心议程至少经历了五次重要变迁（中国角色）：国际货币体系重建（20世纪40年代中期战略性参与）、银行业监管强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尝试性接触）、华盛顿共识（20世纪80年代末竞争性学习）、新国际金融结构（20世纪90年代末保守性参与）、宏观审慎性监管（2008年后主动性引领）。这一变迁过程体现了国际议程设置的国际权力属性：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国际话语权和观念性国际金融权力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并与其他类型的国际金融权力相互影响。

　　三、政策启示与思考

　　对金融的权力属性和权力的经济方略进行理论辨析和经验分析后，《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一书在如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更具政策实践意义的思考。

　　第一，中美金融合作的促进与竞争管控可从四个方面着手：人民币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系、中美双边债权债务关系、中美在全球金融治理组织和规则中的间接关系、中美关于经济意识形态的分歧。具体而言，延缓人民币与美元的战略性对抗，强化其基于市场选择和货币功能的互补与合作，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谨慎处理中国对美国的债权地位，既不能因对美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受其裹挟，也不能以抛售美债为武器发起主动攻击；全面且深入地接纳和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先成为局中人，再谋求改革；极力规避中美的经济模式之争，用“中国方案”更好地助力国际问题的解决。竞争和危机管控的目的是通过更加谨慎的策略和政策，度过国际体系的动荡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

　　第二，中国国际金融权力的培育策略应考虑如下方面：受到相互依赖的制约，维系比破坏双边金融关系更能增加中国的关系性国际金融权力；提升人民币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地位，降低对美元体系的结构依赖是提升中国结构性国际金融权力的关键；既得利益大国的阻挠和制度路径依赖使国际金融制度的调整缓慢，中国需要一个“进入—改革—创建—退出”的多元化国际金融制度策略；中国观念性国际金融权力的提升需从微观到宏观的多维度策略，供给金融知识，提供可供参考的金融发展经验，为全球金融治理和化解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贡献中国方案。

　　第三，中国提升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可从以下方面入手：国际问题的选择顺序和策略是中国能否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的前提，具有广泛共识性、较高负面外部性和急迫性的全球金融治理国际问题，是中国设置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的突破口；提出针对具体问题的中国方案是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具有现实关怀性、公共产品属性、可操作性和中立性的中国方案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有意识地培育和运用全球金融治理中国方案的国际传播渠道是提升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的重要保障；全球金融治理中国方案的国际制度化是中国国际议程设置的最高目标。

　　第四，中国国际货币权力的培育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方略应考虑如下几点：经济实力增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基础，但不会自然带来人民币国际化，更不会自动转化为国际货币权力，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权力的提升需要经济方略的保驾护航；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期，积极的经济方略应是主要手段，但消极的经济方略也不应被彻底忽略，多种政策工具协调使用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且充满起伏和波折，故此需要阶段性、延续性和一定程度灵活性的战略、政策和方略；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构建货币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获取货币霸权。货币是有权力属性的，作为国际货币的主权货币更是为该国带来了国际货币权力；正因其会改变美元体系下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关系，削弱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引发美国捍卫美元霸权的针对性经济方略，亟须警惕和防备。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宏观战略，还更加需要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策略。这种差异化策略需要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对象进行次序选择，同时针对位于不同次序上的国家或地区，借鉴其他货币国际化的经验，制定精细化和差异化的方略。

　　上述思考与建议旨在从技术层面厘清国际金融关系和国际金融安全的现状，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推动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金融权力培育，从规范性视角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和促进国际秩序和平演进，将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国家政策、全球金融治理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获取知识，从知识中汲取实践的智慧。

　　（本文系《国际金融权力：大国关系与中国方略》序言）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