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建设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要基于中国问题和需要，彰显自身理念与思维特性，聚焦关键领域，逐步推出成体系的创新成果。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崛起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兼具实践与学术价值的集成性问题可以作为问题抓手。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了重视全局整体与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风格。学界应统合规范性与实证性研究，在比较视野下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在安全主体、问题、行动及目标四个维度聚焦若干命题寻求重点突破：在安全主体维度，辨析国家安全、国民安全、政权安全三者的关系，把握相关影响要素及机制；在安全问题维度，系统探究安全问题演化及相互联动的规律；在安全行动维度，深入分析内外安全联动的机制，探究时间性因素对行动策略及效果的影响；在安全目标维度，论证追求相对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思考其实现条件。总之，学界应发挥主体意识，将自身特色转化为创新优势，构建既自成一家又具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体系。

　　关键词

　　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

　　作者：陈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引言 

　　国家安全学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的设立引发了学界对于学科体系建设的广泛探讨。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分析和阐释国家安全现象与活动，探讨国家安全实践的属性及规律，为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治理以及技术问题提供学理支撑。立足中国问题、理念与经验，形成相对独立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体系是国家安全学作为新建交叉一级学科的重要任务。

　　本文以已有研究为基础，侧重如何突显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角度，探讨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问题抓手、思维特色以及创新突破方向。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学界就相关问题的已有讨论，明确本文的思考进路。第二部分论证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快速崛起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可以成为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问题抓手。第三部分说明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发挥其系统、辩证的思维特质来推动自主理论创新。第四部分针对安全主体、问题、行动及目标四个关键维度，提出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可聚力突破的若干重点议程。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

　　围绕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和理论体系建设，国内学术界业已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们首先对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就必要性而言，既有研究强调国家安全学有着明确的政治属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强化主体意识，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需要。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应当立足国家安全现象与活动特点，建立“不可还原”的理论内核，从而巩固独立学科地位，避免学科的碎片化。进而，构建自主理论体系也被认为是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提升学术地位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既有讨论归纳了构建自主理论体系的丰富资源，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为思想基底，以中华文明安邦治国智慧与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经验为历史渊源，以中国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探索为基本素材，以回应现实需求为内生动力等。此外，相关讨论也普遍注意到了放眼世界，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安全经验与智慧的必要性。

　　与之比较，学界对于如何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的探讨还不充分。过去几年间，学界围绕国家安全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等展开了热烈讨论，尝试为这个新设一级学科构建基本理论框架。刘跃进以“国家安全”概念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国家安全起源、主体、要素、状态、环境和国家安全保障等范畴，由此搭建起学科理论体系。李文良提出“问题—过程—结果”的思路，以“国家安全问题”为中心，将包括国家安全认知、体系、能力和行为等作为过程范畴，“国家安全极限”作为结果范畴来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周丕启提出了“逻辑起点—核心—主体—客体—过程”的框架，倡导以“国家生存”为逻辑起点构建学科理论框架。张宇燕和冯维江则按照“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主要命题”的思路构建论纲，以经济学的“有限理性”结合国际政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前提假设，从厘定安全水平、能力和威胁间关系的思路出发，提出积极安全、消极安全、均衡安全等概念，并勾勒了一些基础性命题。黄大慧主编的《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依照“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线索，就国家安全内涵和特征、环境、认知、体系、能力、战略和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讨论。这些研究为本文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但也需要指出，相关讨论还处在起步阶段，在诸如国家安全的定义及范围等基本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同时，它们大多停留在宏观层次，关注的是相对抽象的一般性学科问题，对如何突显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特色，扩展创新性与自主性的思考还有待推进。

　　本文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视域下讨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关注的是如何更好地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在发展学科基础理论的过程中突出中国特色，实现自主创新。借鉴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对于构建“中国学派”等的讨论，本文强调，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要立足战略需要，反映中国对安全问题的基本看法或根本观点，具有与其他理论不可通约的创新特性。相应地，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明确“中国问题意识”，反映中国安全哲学，凸显中国安全思维，探索源于中国的安全经验，同时又具有普适性的标识性概念及命题，并对它们进行应用、验证和体系化。以下各个部分分别针对问题意识与抓手、思维特性与理论风格，以及如何在主干命题上寻求创新突破等提出一些想法，以期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

　　问题是理论研究的起点。作为应用性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是自主问题意识，动力是回应时代命题和战略需求。国家安全学以认识和维护国家安全为核心问题，而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大都基于本国安危和战略得失展开反思，以之为抓手，形成安全理论的传统和特色。以美国为例，从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挑战及核竞争，到冷战结束后的单极制衡与反恐问题，再到应对中国崛起，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不同，但都基于共同的问题意识，那就是如何护持美国霸权。虽然不同学派提出的理论假设不同，但基本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在竞争过程中形成了层次与内容丰富多样的理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强调要聚焦新时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需要问题抓手，以之为牵引和统领，突显理论特色，凝聚创新合力。

　　问题抓手始自一个特定行为体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目标，又要超越政策宣示和对策研究而进入知识场域，表现为兼具学理和现实意义的集成性问题，凸显特定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色。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快速崛起的过程中认识与统筹发展和安全间的联动并把握二者的动态平衡，这个兼具实践和知识向度的集成性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的问题抓手。

　　首先，发展和安全的联动与统筹问题源于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反映国家安全问题的迫切战略需求，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当今时代，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复杂交织。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显，各类风险新发、易发、频发且影响日益复杂重大，需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频发，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些背景下，应对发展和安全联动的挑战重大而急迫。中共十八大以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治位阶不断提高，在国家战略中上升到了更具统领性的位置。党和政府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把安全和发展置于同等地位，提出安全也是硬道理，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求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学界应积极回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与战略需求，将之转化为一般性的学理议题，探索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中国范式。

　　其次，就学术性而言，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握发展和安全的互动与平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同时，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不够重视，探讨不够充分，但是其具有重大的学理意义，可以集成诸多学科的相关问题，统领跨学科理论创新。安全和发展有统一的一面：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二者互为条件和助力，终极目标一致。同时，发展意味着变化、变动、变革，内含着不确定性，而安全意味着免于威胁、危险、危害，追求稳定性与确定性，活力与秩序间存在内在紧张。在具体的实践中，二者在资源及目标等方面难免出现彼此拉扯和相互克制的情况，需要作出取舍。发展和安全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贯穿于现代化历史全程，且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断变换。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发展会带来安全问题，但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制造安全问题，且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和更为复杂。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类思维的深刻变革，“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而现代社会本身也是高度复杂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在信息化与全球化进程的刺激下，各种风险隐患的易发性、扩散性、危害性倍增，在广泛领域中激发起新的安全问题，而解决安全问题的过程及结果又影响到能否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包括要防范过度安全化对发展的干扰和阻碍。如何充分理解发展和安全这一对矛盾统一体，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两者的关系，在实践中把握发展和安全各自合适的“限度”与彼此恰当的平衡，学界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进一步探究这一命题具有重大的学术突破潜力。此外，这一问题还具有高度的跨学科集成性，涵盖几乎所有的重要安全研究领域，可以生成无数的具体研究问题，推动中层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形成集群效应，提供系统整合创新的机会，对于交叉学科建设具有引领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课题还包含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维度，集中体现为中国作为崛起国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安全”同“他者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随着自身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都在发生变化，涉外国家安全局势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可以说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国际安全现象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它引起了全球安全与发展态势的多重变动，涉及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安全领域。中国既享受到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发展和安全红利，也承受着系统性的发展和安全挑战。历史上，西方式现代化在外向维度突出表现为通过战争、扩张、殖民、掠夺，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利益为代价。面对外部质疑与制衡压力，中国反复宣示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克服外部压力和限制，立足自我奋斗实现发展，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来实现现代化？如何在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规避来自霸权国的制衡打压，缓解周边国家的疑虑，促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协调，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课题，也是国际社会长久以来的关切。面对诸多全球性发展问题与安全挑战，中国也在努力为全球发展和安全治理作出贡献，但如何在能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等方面取得平衡也是重大考验。论证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崛起过程中统筹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权益，推动全球发展和安全，是一个具有重大战略和知识意义的问题。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探索为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灵感与证据来源。中国式现代化起点低、规模大、难度高，用几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发达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串联式”渐次出现的各种风险及问题在当代中国以“并联式”的方式同时出现。在国际环境变换的同时，新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各阶段，基于不同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调整优化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的方略，在不同的议题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长期以来，既有安全研究基于西方经验，囿于学科壁垒，很大程度将发展和安全割裂思考。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和安全道路探索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超出了现有安全理论框架的思考和解释范围。相关思考和探索的经验和教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化解这一普遍性难题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系统凝练、总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相关经验，认识和把握各类实践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可以成为突破既有理论和建构自主理论体系的基点。

　　总之，问题意识是推动自主理论建设的关键抓手，需要以之为统领进行具体研究，产生体系创新的集群效应。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何在快速崛起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既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将之作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创建的核心问题，展开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具体探究，推动跨学科、体系化的理论创新。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除了要基于“中国问题意识”，还应彰显中国思维特质，形成自身理论范式的独特性与思维路径的创新性。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统领性和覆盖性，是国家安全学学科理论自主性的根基。作为国家安全“管总”的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中国在国家安全基本理念方面对世界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其源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整体全面、普遍联系的系统辩证思维，是中国国家安全自主理论体系独特风格的基本来源。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总体”为标识，突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整体考虑和系统把握，强调国家安全是包含多方面内容、涉及多方面问题、具有多方面关联的复杂系统，关注国家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各环节的联动性。“五大要素”“五大关系”“五个统筹”和“十个坚持”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内涵，涵盖了国家安全的目标与手段、整体与局部、主体与客体，囊括了不同领域与主体关系、空间维度的内部与外部关系、时间维度的维护与塑造关系等多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着全面、整体、联系的辩证思维，要求从整体视角全面审视国家安全问题，而非将其看作是各种类型具体安全事务的简单堆砌，强调系统把握国家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的联动性，更加注重内外安全的有机结合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的密切关联。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以统筹方法论应对复杂的国家安全风险和危机，旨在构建全面、系统、协调的国家安全工作体系，增强机制整体的灵活性、协同性和高效性，注重国家安全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协调，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既注重把握整体全局，又强调抓住重点和关键，追求实现动态平衡，推进整体工作完善。

　　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社会科学界风尚的影响，国际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的安全研究倾向于深入到具体议题或领域之中，寻求验证特定现象与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日益暴露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也愈发脱离现实。在此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整体性视野与系统性思维，指引我们跳出西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就安全谈安全的线性思维，坚持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注重安全主体的多元一体性、安全领域的多维多域性和维护安全手段的协同联动性，把不同的要素和机制放在“总体”中加以综合审视，全面把握，强调系统分析，辩证施策。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安全学由单一领域向多领域、多层次的发展，追求对各安全维度及层次的总体认识和系统把握，也框定了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的基本假定，引导学界回归并重视“总体性”的系统论视角和辩证法思维，提出了更为综合、集成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思路。

　　不过，当前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政治思想到学理知识的转化多将之视为安全战略与安全治理层次的应然性命题，从规范性研究入手，主要以思辨论证其正确性与指导意义。本文认为，理论思辨只有同具体问题相结合，与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充实和支撑国家安全学这门应用型学科。实际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表达的应然性命题背后，还对应着对于国家安全现象与行动的规律性认识，可以转化为相应的实然性命题（参见表1）。针对这些命题，我们可以收集经验事实，采用实证方法，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经验间的比较分析，对它们进行系统检验，辨明相关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从而明确其成立的范围和条件，为应然性的思辨和对策性研究提供支撑。

　　总之，构建自主基础理论体系要充分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凝聚的重视全局整体与普遍联系的系统、辩证思维特质，彰显中国风格，将理论探讨与问题研究充分融合起来，将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结合起来。学界后续可以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和主张转化为一系列标识性学术概念和创新性的具体理论命题，以“思维”为经，以“问题”为纬，纲举目张，共同搭建并充实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注重原创成果，倡导开拓创新。除了凝聚“核心问题”，发挥“思维特性”，我们还要立足中国经验，增强学术自信，对西方理论没有或缺乏解释的现象予以重点关注，在不同维度和层次围绕重点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以之为突破口，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更具解释力、适用性和实用性的标识性概念与创新性命题，通过具体成果使自主理论体系从蓝图转变为现实，在国际学术竞争中确立自身地位。

　　201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二条将国家安全明确界定为“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以这一权威定义为基础，借鉴既有研究围绕安全概念构建学科基础理论框架的思路，本文将国家安全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国家安全主体针对安全威胁与危险，采取安全行动，进而达致特定国家安全状态的相关活动，并由此划分出安全主体、安全问题、安全能力与安全状态四个研究维度。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问题抓手，发挥系统辩证思维，学界可以在这四个维度明确若干重点突破方向，确立国家安全学科自主理论体系的优先议程。

　　（一）安全主体：对国家、政权与国民安全关系的再讨论

　　安全涉及对特定主体及其相关价值的保障。安全理论首先要回答的是“谁的安全”以及“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思考不同安全主体及其安全利益间的相互权衡。国家通常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利益主体与行动主体，但对“国家安全”中的“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处理其与相关主体的关系，学界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国民（个人）安全的关系是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也是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安全理念、制度和行为的关键。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历史和现实优势，政权交替和变化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关系问题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同时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以“人的安全”等突破及限制国家主权的倾向。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则大为不同，政权缺乏充分能力与包容代表性，“政权安全”（regime security）在国家安全中占据突出位置。在由西方经验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既有安全研究中，国家安全及国家权力往往被简单地设定成个体/国民安全的对立面和（潜在）威胁，“政权安全”更是被污名化，对中国等国的国家安全实践构成话语压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辨析国家、政权与国民安全的关系也成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包含的国家安全主体更为广泛，既重视国家安全，也关注国际安全与共同安全，同时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人的安全”。其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强调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它秉持鲜明的人民立场，提出了“人民安全”这一标识性概念，强调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明确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也需要依靠人民；同时提出人民在安全领域的利益及参与需要政治保障，以“政治安全”替代“政权安全”，主张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为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全提供根本保证；进而强调，要维护政治安全，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与安全观。这一系列论述旨在化解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对立，通过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辩证统一，总结了处理相关问题的中国范式，回应了西方理论的话语压力。

　　这一范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为非西方国家协调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及国民安全的关系提供了启示。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建设要同政治学等学科中有关国家的性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关系等问题的自主理论创新相对接，在国家安全视域下深入探讨政权与国家、国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三者求得协调、统一的条件，论证安全事务上国家自主性的重要性及其范围和限度，以及国民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我们既要深入批判西方自由主义安全哲学，指出其个体本位安全观的虚伪和偏颇，揭露其服务于精英集团，受制于资本操纵的阶级实质，同时也要充分批判片面鼓吹国家至上、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及伪装，漠视乃至践踏国民与社会正当权益的右翼国家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安全观的危害，说明民粹主义国家安全观的偏颇。此外，我们还要特别针对抑制权力异化，破解“历史周期率”等问题，结合全球经验，围绕安全问题上的国家权威范围的合理边界，如何推进民众的有序参与和监督，避免利益集团与权势团体渗透国家安全领域（以及安全理由被滥用）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同时，我们要在发展和安全联动的视野下，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总结自身实践并结合与各国经验的比较，探究“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得以实现的条件与机制。从现代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来看，一国的国家及政权形态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不同的“国家”及其“国家安全”存在“质”与“量”的区别，国民安全、政权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模式特别是统一性程度也有重要差异。例如，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家安全等问题上最重要的任务是国家建设，发展出应对各种威胁的政治领导力、社会凝聚力以及经济能力，其中的关键则是构建一个稳定、有效的中性政权，不为精英所俘获，不被民粹主义所挟持。当前对于安全主体的“国家”的理解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经验，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更为复杂丰富的经验及处境。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与现实实践进一步暴露了西方理论话语的偏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具有世界性意义。我们需要更好地研究不断发展变动中的国家及其政权形态，把国家安全（包括其自主性和能力）以及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的关系作为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从国际体系、区域体系、国家内部等不同层次，结合地理位置、历史经历、经济发展、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结构性因素，以及不同主体的策略选择与互动等进程性变量，系统解释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在三者关系问题上出现不同偏重的原因，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机制。

　　总之，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可以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相呼应，在国家安全意义上进一步发展国家理论，深入分析国家、国民与政权的关系，以人民安全为中心，探究国家安全、人的安全与政治安全协调统一的条件与机制。

　　（二）国家安全问题维度：威胁与危险的总体认识与系统考察

　　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指对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重大利益的危险和威胁。讨论国家安全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不同领域特定类型的威胁和危险。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并列成为学界、决策界乃至大众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强调各领域安全相互关联，致力于构建集诸多领域安全于一体的总体安全认知。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基础理论体系建设要围绕“总体安全”这一标识性概念，在注意安全问题广泛来源的基础上，聚焦国家安全的总体属性和各领域安全间的相互联动开展创新，从整体与联系的视角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系统把握其生成与演变的规律。

　　首先是突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总体认识和全面把握。当今时代，国家安全涉及诸多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启发我们顺应形势发展，充分注意多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深入思考将各相关领域的具体威胁和风险安全化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理论层面探讨相应的条件与限度等一般性问题。同时，各具体安全领域都有着其丰富内涵及相对的独立性，有必要通过分类讨论辨别不同安全领域问题间的共性和个性，进一步探究安全风险演进的个性机制与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处理任一领域的安全问题都要考虑整体和系统的安全，还需要将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统筹起来加以考虑。而如何将具体安全问题在总体性的国家安全中加以恰当定位，既涉及对不同安全问题之间轻重缓急的权衡排序，也涉及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处置经验间的比较分析，这些都需要我们对相关的要素和机制进行深入的一般性理论分析。

　　其次是对安全问题间相互联动机制的系统认识。国家安全问题既相互独立，彼此之间也不乏交叉关联。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挑战往往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彼此相互传导，不同领域中的威胁与危险交织叠加，进而演变、升级为复杂的风险综合体。全球互联互通深化背景下诸多要素的快速流动和频繁交互，进一步放大了风险传导的时空压缩和风险演化的叠加效应，加剧了国家安全问题整体存在与演进的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国家安全研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依靠分割、简化、还原的方法，而应当超越“一城一池”的得失，把各个要素放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系统整体中进行总体审视，开展综合性、集成性、总体性的分析。作为重点，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各领域国家安全相互影响、互相关联的一般性机理，从整体视角出发，探明不同安全领域各类安全威胁与危险间联动的触发条件和演化机制。对此，国内学界已有一些有益探索，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发展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不能仅仅局限于扩展国家安全的领域范围，还要在承认不同领域特性的基础上，揭示具体领域问题被升级安全化、进而在国家安全全局中被定位的过程，深入分析不同安全领域间的关联性及不同安全风险间联动、传导、叠加、共振的机理。中国国家安全理论要发扬系统性思维，探讨局部威胁危险与整体国家安全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条件和机制，在学理层面深化对国家安全总体性的认识，努力实现对安全风险多维、多元、多尺度集成联动的系统把握。

　　（三）国家安全行动：空间和时间向度的统筹谋划

　　国家安全行动是国家安全主体为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所展开的各种活动，集中体现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治理，基础则是国家安全能力和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行动包含决策、动员、协调、执行和评估等环节，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树立国家安全工作“一盘棋”的观念，实现国家安全各领域、层次、环节布局一体融合，资源一体整合，力量一体运用。它坚持从整体上感知和判断国家安全态势，设定国家安全目标，提出、选择和执行工作方案，评估行动效果，强调从总体视角对国家安全行动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系统性推进，提出了统筹内外安全，统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统筹安全维护与塑造等行动导向。

　　“统筹”既是一个标识性概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研究议程，包括如何进一步完善安全行动决策制度和程序机制，如何评判、解释和改善国家安全行动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明确合理与正当的程序、规则及范围等。我们可以探究不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及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不同，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差异等，如何导致了国家安全目标的不同定位，以及在安全模式和道路选择（包括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上的特色）。同时，无论是国家安全问题的认定、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国家安全目标的设定以及国家安全行动的展开及其结果，都涉及相关主体间的动态政治过程。我们需要针对众多相关行为者（而非简单将国家视为具有统一意志的独特的单一行为者）之间的互动，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实证研究，探究影响要素，总结一般性机制。这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治理本身就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因此难于展开讨论，此处简要谈论空间和时间向度的两个关键问题。

　　1.国家安全行动的空间向度：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动及统筹

　　国家安全威胁与危险的来源同时存在于国家内部和外部。全球化时代，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界限更趋模糊。国家安全行动也日益由封闭向开放转变，需要内外一体谋划和推进。

　　主流安全研究是在冷战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大多数安全威胁是外源性的，“国家安全”被等同于国际安全，但这点在近年的全球化和历史新变局下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社会内部的纵向和横向分裂加剧，国内风险和紧张因素也在不断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暴露了传统理解的不足。这些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很大程度是内在的，与经济和安全的欠发展密不可分。这既反映了相关国家在现代化模式和道路选择上的挫折，也与各种外部力量的介入有关，反映出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与不均衡的国际政治体系等结构性缺陷。同时，相关国家在内战及族群冲突、难民、瘟疫、粮食、水资源等方面的安全风险逐步外溢到区域乃至全球层面，影响到国际安全稳定，也就需要区域及全球安全治理的配合。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动及统筹是安全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内忧与外患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安全思想的重要主题，“安内”和“攘外”的权衡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实践的关键挑战。当今世界形势动荡不安，如何推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与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相统一也成为一大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强调以国际安全为依托，国内安全治理与国际安全治理相互支撑。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相应地也应该打破边界与类别的限制，统筹国内和国际，分析相关区域和国家内外安全态势的共振，探究内外部安全风险及行动的联动，思考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及改革全球安全架构等问题。

　　这其中包含了一系列问题：国家对自身发展及安全战略的选择如何影响国际安全形势？国际安全形势如何影响国内发展与安全战略？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和在跨国互联互通的背景下，内外安全相关要素的联动给国家发展及安全维护带来了怎样的挑战，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又带来了怎样的机会和资源？面对这种情况，要求采取怎样的行动，解决哪些问题，又应当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以及不同的时刻出现了不同的应对模式，为什么不同策略的效果不同？某种策略在何种情况下更容易出现，以及更可能取得期待的效果，为什么会如此，其间发挥影响的因素和机制是什么？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应对内外安全联动上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影响相关国际行动过程及成败的因素和机制有哪些？怎样参与改革与完善全球及区域安全架构以维护发展环境，配合国家安全治理？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分析思考。

　　总之，学界应顺应并推动安全研究从侧重研究外部威胁的“国际安全”向内外并重的“国家安全”回落的趋势，进一步深入考察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间的联动与统筹，在全球性视野中深化讨论如何在开放条件下整合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拓展内外部安全相互关联的研究议程，进一步阐明国家安全治理与国际安全治理的联动机制，分析相关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条件。

　　2.国家安全行动的时间维度：秉持演化思维  把握动态机制

　　国家安全是个动态演进的复杂系统。它既有相当的稳定性，同时也包含着不断变异更新的成分。随着时代变迁与国家发展，国家安全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国家安全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国家安全各领域问题构成不断变化，不同安全领域的重要性及优先次序也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变动出现调整。国家安全的行动方式及其影响等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系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危及国家安全的形态、对象、手段、时空领域发生变化时，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设计和战略战术也要作出相应调整。对于这些问题，既有安全理论的讨论还不够充分。

　　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了中国传统国家安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等思想，坚持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安全理念，提出了“可持续安全”等标识性概念，强调以长远眼光，从演化的视角研判国家安全情势，也蕴含着动态实现国家安全的要求。它强调统筹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主张安全治理需要有战略耐力和战略耐心，保持足够的弹性、韧性与适应性，强调反对只顾眼前安全、不顾长远安全，高度重视国家安全行动的过程性，主张因时因势而变，因地因事制宜。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研判和处置国家安全挑战，分析相关行动必须考虑时间维度，考虑情境、节奏、顺序、时段等诸多时间要素，注重国家安全系统演化中的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及均衡机制等。不同领域的安全威胁有轻重缓急之分，某一安全行动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也存在差别，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后续研究应高度重视，充分挖掘诸如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时长（duration）、时序（temporal sequence）、时机（timing）、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路径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等在国家安全行动中的影响。我们要进一步揭示安全不断演进的特征，认识到安全问题的阶段性，秉持动态思维，系统研究国家安全行动的整体演化以及各领域国家安全行动的交叉演化，深入把握其动态机制与驱动因素。

　　总之，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建设要立足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现代化需要，通过相关研究，推进国家安全行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为维护国家安全战略与管理提供更好的学理支撑。

　　（四）安全状态：相对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

　　国家安全状态是国家安全诸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动态过程，是国家安全主体针对国家安全问题，采取各种安全行动，所追求的目标或所实现的结果。在思考安全问题时，就像思考其他政策目标一样，需要针对问题，基于资源与能力，考虑风险和代价，作出权衡，设定恰当的目标，追求适宜的状态。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此明确提出了相对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要求，强调安全追求的适度性。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要进一步深入论证追求绝对安全的徒劳与危害，以及相对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实现条件。

　　1.相对安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相对安全”和“均衡安全”为标识性概念，追求有限度的安全状态，主张一种稳健和自我克制的安全政策，把安全目标水平保持在适度边界内。“相对”在此有多重含义，包括不追求完全没有危险和内外威胁的绝对安全状态，以及不能不计成本求安全。在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过程中，需要避免必要干预的缺失与追求绝对安全这两种极端。以之为指导，国家安全自主理论应努力论证相对安全追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同时在内外两方面思考追求绝对安全及过度扩张局面等出现的原因，揭示它们所产生的弊害，总结经验教训。

　　首先要进一步深入论证“国家无法实现绝对安全”的命题。绝对安全以完全清除内外潜在威胁为目标，试图通过无限扩大自身优势来确保自己不受威胁或免于危险，常表现为缺乏节制的对外强制和对内控制。寻求绝对安全不仅代价高昂，在对外向度还极易刺激他者不安全感上升，推动它们竞相加大投入，采取各种反制措施，从而陷入安全困境等恶性循环。这些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已经有较充分讨论，但对其国内层面的讨论还不够深入。因此，还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平衡资源分配，思考安全风险与资源投入间的关系，权衡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和目标次序的高低先后，进一步系统论证“实现安全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判断最佳相对安全水平时应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本尺度。适度的压力对国家安全及其他工作有利。若不计成本，过分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将目标水平定得过高，考虑到总体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安全投入效用的边际递减，很可能背上沉重负担，反而不利于国家安全目标的达成。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基于对安全威胁及安全成本的合理评估来确定投入水平，主张对诸多安全诉求进行排序并抓大放小，根据自身条件寻求相对安全优势。历史上，不乏国家或因为经济部门与国防部门投入失衡，或因为保守因循、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而丧失创新动能，或因为过度扩张陷入战略透支等而由兴盛转向衰亡的教训。中国国家安全学不仅要论证追求绝对安全的弊害，进一步论证为什么国家安全目标应该是相对和有限的，还应当结合更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案例进一步论证安全追求的合理边界与恰当限度所在，思考陷入追求过度安全的原因，探究均衡安全生成的条件与机制，包括分析不同国家安全目标倾向形成的原因。

　　2.共同安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目标有限性的主张还体现在对外维度的自我约束与节制，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在传统认知中，无政府国际体系下的国家缺乏信任和保障，获取安全的主要逻辑与基本依靠是自助，而关键则是维持有利的实力对比。而如果将互疑与零和的逻辑推导到极致，一国的安全必将以他国的不安全为代价，倾向于强化军事存在、扩大权力优势，追求霸权，而极限施压、构建对抗同盟等也长期被认为是“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对外呈现即和平发展道路，主张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安全中促进各国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只顾一个国家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安全，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的所谓绝对安全，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最终会贻害自己”。

　　作为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标识性概念的“共同安全”，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同盟，不针对特定的第三方，不具有冲突和对抗色彩，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集体安全，并不追求义务性，而是更加重视彼此关系的调整和管控，与欧盟和东盟等建立在“区域安全共同体”基础上的“共同安全”也存在区别。中国强调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主张关注各国的正当安全关切，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底线关切，反对将本国安全凌驾于别国安全之上，牺牲别国安全利益、挤压别国安全空间；倡导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一体谋划，通过对话协商避免误判，克服相互猜疑，强化相互信任，努力拓展利益交集与理念共识，引导国际社会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观为指导，服务全球安全倡议的推广与实践，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应致力于证伪零和博弈、分裂对抗、封闭排他、你输我赢的传统安全逻辑，说明追求共同安全是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深入论证追求共同安全的可能性与现实基础，思考其实现的多重路径和条件。要进一步论证和平崛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深入探究影响崛起战略及其效果的相关要素和机制。就相关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提供了进一步创新的基础。我们还要在检讨中国在周边地区及全球安全领域相关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全球安全架构设计与建设等推进共同安全的实现。

结语 

　　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既是政治任务，也是学术要求，有着充分基础。本文强调，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建设要立足“中国问题意识”，发挥自身安全观念与思维特性，在学科主干及重点问题上寻求创新突破。后发现代化国家快速崛起过程中对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自主理论建设的问题抓手。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思维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其鲜明特征，明确了自主理论建设的系统辩证思维特质，也提示了其重点突破的优先议程。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建设要进一步统筹规范与实证研究，在比较视野下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在安全主体、问题、行动及目标四个维度寻求重点突破：在安全主体维度，以“人民安全”为标识性概念，辨析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政权安全三者的关系并把握相关影响要素及机制；在安全问题维度，以“总体安全”为标识性概念，在整体视野下探究不同领域安全问题演化和联动的规律；在安全行动维度，以“统筹”为标识性概念，深入分析内外安全联动的机制，探究时间性对行动策略及效果的影响；在安全目标维度，以“适度安全”为标识性概念，论证追求相对安全与共同安全的必要性，思考其可行性条件。

　　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形成稳定共识。本文从如何凸显自身特色与自主性切入相关讨论，囿于学力和篇幅，主要就若干重点问题提出一些创新思路，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系统拓展和深化。展望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学既要服务于中国国家安全，也要为世界普遍安全作出贡献，不仅要立足本土经验，还要进一步展示非西方世界安全问题与经验的丰富性。学界日益认识到长期为西方思想和经验所主导的主流安全理论在价值立场的偏颇与解释力上的缺陷。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理论创新具有产生重大国际性学术贡献的潜力。学界需要进一步发挥主体意识，更加重视理论思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更加积极地推动跨国比较和理论对话，主动参与学术创新竞争，努力将自身特色转化为创新优势，力求真正提升国际学术地位，成为全球安全学理论创新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