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8岁的马金莲开始执笔创作，她在同代人或同时期的文学思潮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与其从小栖居、生活工作的西海固息息相关。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化气质，马金莲历经20多年的艰辛跋涉，打造出以坚韧与明亮为精神底色的西海固文学诗学，为创新地域文学与熔铸时代精神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美学之路。

　　一、儿童视角中的生存再现与成长叙事 

　　儿童视角是一种以儿童为主体的叙事视角。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知识界在科学意义上发现儿童以来，儿童视角开始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认知与反思通道，其在本质上是现代思想的一个积极表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童真目光与儿童主体往往被遮蔽，儿童自身不被看见，儿童所见也就没有表达的可能。儿童主体进入文学叙事为文学现代性生成注入了别样的审美力量，并且在两大脉络走向上体现出美学成果：一是形成专门供儿童阅读的文学，即儿童文学；二是在一般意义上儿童作为能动主体参与文学叙事，以童年之眼、童年之力建构文学世界的底层逻辑，让童真之单纯明净与存在之繁复深刻形成鲜明对照，在审美距离与感觉反差中获取特殊意义张力。

　　 非儿童文学对儿童视角的使用有规律可循，百余年来我国现当代文学也在这方面形成良好的叙事传统。宁夏代表性作家对儿童视角的自觉使用不约而同达成某种共识。例如，21世纪初，郭文斌在《三年》与《大年》等作品中，以典型事件中明明、阳阳、亮亮等西部孩童的纯真视角表现西海固的贫穷现实，透过作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画面铺陈，“你可以想象在被白炽的太阳烧化着的贫瘠的西海固土地上，奔跑着或站立着，露齿一笑或憨笑的孩子情状”。马金莲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大量使用儿童视角建构其文学世界，她自己对此认知非常明确。她说，“作品大多从儿童、女性视角入手，试图以凝练、生动的语言，描叙西部农村人们的生活、命运、人生状况”。在一次访谈中，马金莲说喜欢采用儿童视角切入作品。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叙事视角，马金莲对此有深刻的剖析：“我文字里书写的世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关于从前的，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另一类是关于80年代之后的。”80年代之前的世界图式，她主要通过亲人中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建构。“而要书写这些故事，切入点自然是儿童视角，童年的那个听故事的我。另一类，是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的故事，书写和自己有关的故事，选择自己童年时候的角度，更好表达一些。”马金莲曾经梳理自己成长过程中接触的文学资源，主要包括民间故事、儿童文学、纯文学、武侠小说等，而她最喜欢、受影响最深的是民间故事。综合关于故事、民间性、个人成长经历等表述来看，马金莲初始的创作动机与写作动力是建基于其丰富的童年经验之上的，童年成为其文学世界建构生成的逻辑支点。生命的起点与文学的起点在此形成价值同构，由此叙事在马金莲这里显示出最本源、最朴素的艺术意味。“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标尺，那就是，我的文字的根是从最基本的生活，最底层的人群出发，我要紧紧贴着地面写，不管什么时候，内心都要铭记底层这样一个概念。”马金莲将土地与底层人群牢牢确立为其儿童视角的精神内核。 

　　儿童视角是一种原点性的视角，是一种回溯性与延展性都很强的视角，也是一种有历史长度、生活宽度与思想厚度的特殊人文视角。以儿童视角可以打开对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叙事。它是一种凸显生活本真性、不受既有观念束缚与限制的视角，是一种以儿童认知有限性去突破传统价值判断的变革性视角。马金莲以儿童视角，细细碎碎地、多侧面全方位地再现了宁夏西海固人民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民俗风情、伦理秩序、生存境况等内容，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工笔细描西海固贫瘠土地上人民的精神和生命特质，书写一代又一代淳朴、宽厚、隐忍、善良、坚韧的底层民众。

　　 儿童视角是生命与世界初始对话的视角，儿童对世界的懵懂状态更容易表现事物的新奇感与惊异感。马金莲以儿童视角建构她的西海固世界，包括全生命周期内人的生存的系统面向，拷问命运的无常与生之要义。她的小说《墨斗》，以女孩赛麦陪伴木工爷爷到别人家干活为叙事线索，围绕“吃”这一儿童欲望中心展开，描写贫困生活中儿童的朴素感受与愿望。马金莲在很多作品中都写到儿童对食物的原始渴望与印象，“食物”成为其对民众价值关怀绕不过去的一个聚焦支点，而且她更愿意在食物的历史感中写出生活本身的价值与人性的美好。《1985年的干粮》和《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均为此立意，其中后者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作家在浆水与酸菜的日常性中透析劳动人民的平凡美学与生活哲学。《窑年记事》写分家后母亲与父亲如何辛勤劳碌、全力经营窑洞新家。立足“扇子湾”这一情感枢纽，马金莲扎扎实实展开她的村庄叙事。《长河》以四个独立的小故事再现青年伊哈、少女素福叶、壮年母亲、暮年穆萨爷爷四个人物的死亡，从儿童对死亡的直观感受的叠加中思考生命的隐喻形态。而表现空间流动性与时间纵深感的“长河”意象，则具有“永恒”主旨的价值指向。 

　　 儿童视角不仅是更大范围内历史与现实叙事的基本通道，同样也是检视与观照儿童自身成长和发展问题的主要路径。马金莲始终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与出路，她早期创作的《山的女儿》就是写无法上学的少女鼓舞帮助另一位少男继续求学的故事。接受教育成为一种内心情结。她写过一篇以“少年”为题名的短篇小说，写少年们外出打工的艰辛不易与回归家乡后的纠结痛苦。少年代表了乡村的希望与未来，他们是连接现代都市与落后乡村的中坚力量，也是家庭这一组织单元的中心与重心，“这对儿子，真的是一家人心头的珍宝，有了他们，这个家里就有了希望，希望灯火一样亮在心头，暖融融的”。作为“80后”，马金莲以自身的深刻代际体验，以教育问题为窗口，悉心呈现西北乡村的儿童与少年在现代化征程中的主体性觉醒与奋进之路。这些从儿童视角与少年故事聚焦未来人的叙事，牢牢指向了“发展与出路”这一核心命题。以儿童个体为起点到家庭，再到一个村庄，其中的“发展与出路”是马金莲经营故事的深层结构，是她再现与思考乡村现代化命题的底层逻辑。 

　　 儿童视角的娴熟运用潜藏着为儿童写作的可能，马金莲对儿童文学文类特质的把握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迄今为止，她有两部儿童长篇小说，第一部是《数星星的孩子》，第二部是《小穆萨的飞翔》。据马金莲自己说，第一部写得比较困难，因为是第一次尝试写儿童文学作品，没有经验；第二部写起来比较轻松，因为有第一部积累的经验。第二部是在一种很愉快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从阅读体验看，两部作品的叙事感觉的确差异很大。马金莲的创作实践为研究“以儿童为方法的写作”与“为儿童的写作”这两个文学命题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数星星的孩子》写的是童年生活，以麦子被偷后几个小伙伴参与捉贼为主线。作品名里所说的“数星星”，是指孩子们夜晚守麦场的奇妙感受。这部探索中的儿童小说还没有摆脱成人文学思路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全景视域”与揭示存在状况思想主题的定位上。儿童虽参与了叙事，但作品敞开的生活面向显然并不完全聚焦于儿童主体，无论是对农民劳作与收成、抓贼细节的描绘，还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经验的自然展示，作品整体基调延续的是作家对西海固土地与人民的深情守望。偷麦贼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困扰，但是当最终真相大白时，村民们对这个残疾人家庭所持的同情态度与善良本色完全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马金莲笔下童年的纯真与村民们淳朴的本性交相辉映，成就了星空朗照下村庄的美丽意境。同时，马金莲在作品中对乡村儿童的生存条件也有冷峻的反思。作品开篇“挂在杏树上的孩子”把乡村儿童的游戏方式写得真实生动，读来令人心惊胆战，既写出了孩子本然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又深刻揭示出落后环境中人们对儿童教育的愚昧无知。因此，《数星星的孩子》的叙事理路婉转缠绕，蕴含的价值指向复杂多义，与儿童文学文类特质要求尚有一定距离。 

　　 《小穆萨的飞翔》则发生了彻底的本位迁移，是一部聚焦西部儿童精神成长的小说，写生活在宁静闭塞的小山村中的少年穆萨，一心想造出一架小飞机的故事。作品以“我”也就是穆萨的弟弟尔萨为叙述者，讲述兄弟俩如何偷偷交换身份而成就彼此心愿的故事。这部作品充满了孩童的游戏性，作家在语词使用、语言风格、语感质地上都朝着儿童阅读的方向调整。余雷的评价是：“这部作品朴素而细腻的笔触充满了宁静优雅的诗意，作家为儿童读者调整过的叙述方式大多为口语，但并不简陋和粗糙。”“所有的飞翔都让我们神往”，故事中的这句话点出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它是一部关注儿童内心向上生长、聚焦儿童心灵自由飞翔的作品。尽管故事世界依然立足于马金莲所熟悉的乡土社会与回族文化展开，荡漾全篇的还是西海固的童年生活经验，但这部作品的逻辑主线始终紧扣儿童主体性发展、以儿童愿望满足为情节驱动力，完全从孩子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特征出发展开叙事、语言细腻生动、叙事审美调性明亮温暖，因而成为典型的儿童文学。 

　　 当儿童始终充盈在马金莲的文学世界中时，她对儿童视角的理解与运用必然会持续走向深化。在其202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孤独树》中，儿童视角不仅作为观察世界、再现人生的通道，而且已实现本体性内化，即小说在更为开阔的文学观念中写出儿童自身的生命轨迹与人生体验，它既不同于以儿童为方法的写作，也不同于为儿童的写作，而是一种力求追问儿童命运感的写作，是一种以儿童为中心的历史全景写作。马金莲在梳理反思其创作历程时说：“到了《孤独树》，我感觉到自己需要超越。这种需要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我能清楚地看到这需要之迫切……那时我决心跳出经验的限定，到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新的可能性。《孤独树》算是我从具体经验‘走出去’的一个尝试和过渡。”《孤独树》对留守儿童的书写不是从问题切入的，也不是以局部再现生存境况为目的，而是在更大的时空概念中写出留守的“前世今生”，是一种真正面向一个生命的来源与去处的写作，也是关于生命本体的写作。《孤独树》的封面中作者有这样的话：“这个小小的留守中长大的孩子，不管经历多少磨难，都将要蹚着命运的河流跨过一道一道的坎儿，迎接属于自己的成长。”由儿童视角向成长内涵深刻转变，体现出作家将童年概念从经历、体验与方法层面转变为生命主体自身的发展问题，这是近年来马金莲的文学叙事中愈加明晰的价值指向，在其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二、全生命时段内的女性成长叙事 

　　马金莲在创作起步时指向自我经验的写作思路，必然会形成鲜明的女性意识，这一建立在其自身成长经历基础上的价值视野为其开辟出个性气质独特的创作道路。马金莲通过“女童—少女—母亲”的视角迁移，构建了完整的女性生命叙事链条。紧紧立足于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全生命时段的女性叙事，深度思考女性解放与发展的现代命题，使得马金莲的女性关怀具有特殊的社会学与人文学意义。此外，女性视角与儿童视角的融合也是形成其作品独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者在深层结构上的汇通构成作品由女性向母性精神的攀登，这使马金莲近年来文学创作的底蕴更深厚、视野更宏阔。

　　 作为从西海固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马金莲文学叙事建构的意义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的。张莉认为“某种意义上，马金莲是回族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在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哪位女作家比马金莲更了解这些西海固女人的情感、悲伤、痛楚和内心的纠葛，她写得动容、动情、动意，她使我们了解并理解那些平凡而又丰富的生活”。少女情感、婚恋家庭、艰苦生活中的温情与美好、女性命运的无情戏弄，这些乡村女性的生活景观在马金莲笔下徐徐展开。其中，她对家庭生活中的女性担当写得最为充分深入。这与她坚实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从2004年年底到2007年5月份结束，我扎扎实实地做了几年农村小媳妇，西海固群山最深处的乡村大家庭生活让我看到了农村小媳妇生活中的鸡零狗碎、柴米油盐，更体会到偏远乡村生活的酸甜苦辣。”马金莲将叙事话语权交给农村小媳妇，在生活条件的限制性中去敞开她们的生命主体性。 

　　 马金莲早期的小说《掌灯猴》是一篇人物取景与叙事效果都让人震撼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个给做嫁衣的绣女掌灯的女人，这样一个卑微的边缘人物是在她丈夫的想象中与现实刺痛的巨大冲突中完成形象叙事的。李进祥说：“2005年年底，当我第一次在《回族文学》上读到她的小说《掌灯猴》时，就感觉这个刚二十出头的女作家，有着让人不敢小视的创作实力。小说《掌灯猴》发现（我这里说‘发现’是以前真的很少有人写过）了一种人，就是生活中的配角的配角”。透过审美反差中的小人物再现，马金莲写出的是一个倔强的、有强大耐受力的家庭女性，她在丈夫面前的谎言既是为自己获得生命尊严，更是在为丈夫与家庭获得一种可能的颜面。在每日掌灯的屈辱与回家假装强大的双重压力中，女人“从一个水嫩的小媳妇儿变成了一个腰身粗壮面目粗黑手脚粗大的女人”。通过对典型形象的塑造，“掌灯猴”隐喻了当地普遍的乡村女性境遇。 

　　 小说《碎媳妇》是马金莲另一篇代表性作品。2012年，马金莲以它作为出版的小说集的题名，足见其对《碎媳妇》题旨的看重。作品开篇从雪花生产前拾掇房屋开始写起，从家务劳动细节自然过渡到主人公意识流状态，细细展开雪花从新媳妇到怀孕生产的心路历程。“尘土是以润物细无声的功夫渗透到她的生活里来的”，马金莲用高度精准的语言细描家庭女性的生活本质。鸡零狗碎的生活、与嫂子的勾心斗角虽然是常态，但是雪花宁静的心性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没有被侵蚀，她“发现女人只有生了娃娃，才真正成为女人，成为真正的女人。心不慌，眼不乱，干啥沉沉稳稳的，拿捏得住了”。雪花懵懂中从为人妻到母性意识的觉醒，使她在生活中实现了女性主体的蜕变与成长。对于这篇作品，作家有从生活析出诗意的明显意图，从主人公的名字设计到结尾雪花的自然飘落与融化，寓意女性在不确定性中对确定性命运的自我把握。 

　　 马金莲努力去发掘与凸显乡村女性能够自我安顿的那些价值支点。在《搬迁点的女人》中，她甚至都没有给主人公起名字，“女人”这一指称并不是意在塑造个性人物形象，而是关注普遍意义上存在的乡村女性主体，她们是西海固家园赖以存在的基石。搬迁点的女人与丈夫一起开田种地、经营家庭、外出务工、繁衍后代，在辛苦劳作中不失夫妻间的深情与对未来的期待。在呈现当地女性基本生存面貌时，马金莲的笔致平实稳健、情感醇厚延宕，一如其表现对象本身的沉静有力。也就是说，作为女性的马金莲自带强大的女性力量，表现力量强大的西海固女性。“我们西海固作家群有一个相对优良的传统，就是每一个人都对文学很尊重，是以接近于痴迷的态度去对待的，相对落后的封闭的环境，造成了我们相对奇特的文学状态，我们集体呈现出一种内敛、安静的状态，远没有外界的浮躁和喧哗”。马金莲的内敛又蓄积着强大的女性力量，成为建构西海固文学美学体系的必要构成。 

　　 如何在被规定好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中探求一条真正的出路，是马金莲女性成长叙事的价值焦点。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中，她开始以更长的篇幅、更全面系统地讲述一个被迫辍学女孩的婚姻道路，写乡村女性在婚姻中的成长轨迹，可以说这是一部为“碎媳妇”作传的作品，是基于作家自叙传经验的作品。“《马兰花开》是在经验基础上展开的写作，有切肤之痛，有思索和追问，更有被生活结结实实抱在怀里磨炼的喜悦和幸福。”故事中的马兰难以逃脱女性的宿命，但是经历了知识的启蒙，她始终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当她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女人们有一种命运相通的地方时，她的内心有淡淡的悲伤。柴米油盐、家务劳作、怀孕生子、公婆妯娌，马金莲写透了女人们的家长里短与生活本相。努力生活，而又努力逃逸生活，马金莲以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写出了马兰们的奋进之路。马兰牢牢扎根脚下的土地，从养鸡做起，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马兰发现在这高高的山巅看日落，和在山下迥然不同。极目远望，四面全是群山，峰峦像波涛在绵延起伏，一直延伸到遥远的目光难以到达的地方。这些原本苍凉的黄土山，被霞光晕染，披上了一层金黄，显得气势恢宏，一派辉煌。”黄土地上的落日如此辉煌，从被生活所累到被家乡的美景震撼，觉醒的是一种热爱和拥抱家园的意识。作家彰显马兰作为审美主体的变化，由此完成了成长蜕变的描写。 

　　 马金莲在女童视角的叙事中融入了性别审视与反思，较之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具有更多文化意涵。女童是女性生命的起点。女童在目睹和见证成年女性日常情态、生命道路、命运轨迹中长大，在对自我性别的认同与抗拒、对男性性别的质疑与理解、对两性关系的好奇与困惑无解中撕扯。作为女性被启蒙者，女童透明的双眼与成年女性被桎梏的现实构成巨大的情感张力，犹如一个女性“我”的两个时间分身的历史对话。马金莲借此创造出回声环绕的性别共鸣腔。她不是在静态意义上孤立地写女性，而是以成长概念在动态开放的路径中建构新女性生活。由此，女童形象不仅在叙事策略中被使用，还作为时代新女性成长的表征，以未来主体性的方式栖居在作家的理想构型中。也就是说，从创作起步时，马金莲的文学世界中就存在着一个与西海固传统女性不同的、待长大的现代乡村女孩，这个女孩的模样在其后面的作品中会越来越清晰。 

　　 在小说《父亲的雪》中，女孩“我”亲历了母亲的再嫁与离家，“离了男人日子还在往下过”不过是个神话。母亲原本是打算守着孩子们过日子的，促使母亲很快再嫁的原因是乡人们对一个“寡妇”可能会有的各种想法与传言。“丈夫”是女人的归宿，否则生活秩序就是混乱的，这是传统观念使然。作品以对“我”细微感受的传神表达，呈现母亲对孩子成长所产生的关键价值。这篇作品重点写“我”如何面对母亲的新家、和“新大”交往的经历。马金莲很喜欢用“雪”这一自然物象作为细描女性心理与铺展女性情感的场景。白雪的圣洁与大雪对人的掠夺感交织生成极其鲜明的审美反差，雪既是女孩情思的寄托，又是女孩与长辈间代际沟通由阻拒最终走向和解的象征物。“我”是在50年后才知道当年父亲大雪中送“我”的真相，人生的很多秘密被深埋在时间中。马金莲擅长利用孩童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反衬人生现实的复杂性，以孩童的执拗与莽撞表现西海固朴实厚重的民风与卑微个体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芒。 

　　小说《绣鸳鸯》以小侄女“我”的视角，讲述白雪覆盖的冬季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情感故事。爷爷出于怜悯之心在寒冬救助了晕倒在家门口的货郎，姑姑虽然并不情愿但也实实在在参与了照顾货郎。自此，这个年轻异乡人以他的灵动与热情开始走进姑姑的心田。他们二人共唱货郎曲子、共绣鸳鸯鸟，那些滋生蔓延的情愫几次被“我”撞见。货郎的花线与他的深情为姑姑打开了一个绚丽的爱的世界，使她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但流动的货郎注定是姑姑生命中的过客。姑姑在漫长的等待中绣了那么多鸳鸯，美丽缱绻的少女情怀被一针一线地缝在了光阴里。鸳鸯的意象醒目地嘲讽着姑姑被放弃的爱情，而我从六七岁的小女孩长到十几岁的大姑娘，在观察一场失败爱情的过程中接受了性别启蒙与教育。一个有关闯入者与守候者的永恒爱情悲剧在“我”的见证中流传于世。

　　小说《柳叶哨》是一部书写少女情怀的作品，女孩梅梅在困顿的生活中不期然获得隔壁邻居男孩马仁的接济，在深厚的感恩与少女情感的悸动中，作家写尽了纯真少年的闪闪发光与青春期女孩波澜起伏的心灵史。梅梅在出嫁时号啕大哭，告别了已逝去的爱情与她童年时所有的美好。马金莲总是从女性小人物出发，既写出她们微末人生中的壮丽篇章，又细腻真实地传递那些隐匿在个体心灵深处永远的悲剧情结。

　　 女童、少女、青年女性，无论是见证者，还是参与者，对女性爱而不得的情感悲剧、婚姻家庭悲剧的揭示是马金莲女性关怀主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女性似乎宿命般地就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在小说《爱情蓬勃如春》中，木清清以她爸木先生为择偶标准，她的父母为她呈现了理想爱情的模样。可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很快开启的第二次爱情让她惊愕惶惑。原本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爱人的她，到最后连爱情理想也不复存在。在小说《我的母亲喜进花》中，叙述者“我”既是作家，又意想不到地成为喜万隆的妻子。“我”没有以局外人的身份去客观记录喜万隆母亲被他父亲刺死这样一个悲剧故事，而是同样以妻子与母亲的体验进入历史情境，还原一种女性悲剧何以发生的必然性。以亲历者身份而不是记录者立场书写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清晰表达了马金莲努力实现对西海固女性命运真正共情的意图。同时，她也在深刻反思母亲之于孩子生命发展的价值。由于原生家庭的悲剧，喜万隆实际在精神上一直没有长大，当“我”以母性的力量理解与接纳他时，他获得了新生，而当我放弃这段婚姻时，也注定了他走向死亡。《我的母亲喜进花》以虚构视角创新，写出了象征意义上的母性光辉。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海固成长叙事 

　　20余年的创作积累使马金莲终于能够以一部鸿篇巨制来书写大时代中的西海固。她2024年出版的《亲爱的人们》分上下两卷，以80多万字的篇幅为“邮票般大小的故乡”羊圈门书写文学史诗。《亲爱的人们》故事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在30多年的长时段内，围绕马一山一家以及他们所在的羊圈门村庄的社会变迁展开叙事，以西海固一个村庄为窗口与缩影，书写现代化进程中的山乡巨变。

　　《亲爱的人们》超越了作家此前以“个体”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在更宏阔的视野中以地域、家乡为叙事主体，写的是“人们”而非单个的“人”。在她此前的作品中，地域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如西海固是背景、是人物悲苦命运的发生地，也是限制人物成长、让人无奈无助的贫困地。这部长篇站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看地域本身的发展，从历史与当下层面书写西海固的整体成长，是一种张扬地方主体性的成长叙事。它建立在作家以儿童视角与女性意识所形成的成长叙事的价值理路基础之上，但因更多融入母性主体而在深层结构上对西海固“发展与出路”的价值命题进行了丰富与拓展。

　　 真正的文学必须扎根在土地与人民的生活中。《亲爱的人们》开篇写马一山夫妇在地里干农活，远望两个孩子为上学背着洋芋翻过山梁去镇上坐班车，然后围绕牛家与李家因争一担水而发生家族械斗，马一山机智介入处理而引入第一个高潮。作品叙事展开从容有度，人物性格在话语、心理、行动中逐渐趋于丰满。作家在日常生活缝隙中于不经意间让地方焦点矛盾暴露，揭开“缺水”“缺路”这两大制约羊圈门发展的历史痼疾。马金莲围绕羊圈门马家、李家、牛家这三大家族间的关系及若干家庭形态构造叙事网络，把祖辈、父辈、子辈、兄弟姐妹、婆媳妯娌、上下邻里等男女老少联系在一起。马金莲一应俱全地复刻乡村生活全貌，把羊圈门由内而外、一层一层地慢慢打开，作品人物谱系及多棱角生活光点具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诗学关怀。每个人物都写得让人印象深刻，有可亲可敬的、可怜可恨的、踏实肯干的、调皮捣蛋的……作家趋近于一种打造乡村人物基因库的写作态势。那么，统摄生活万象的逻辑支点是什么呢？只能是爱，是马金莲对故乡与人民的爱，是她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日渐成熟的母性主体心理，是母亲般宽阔深沉的大爱成就了“亲爱的人们”这一饱含热泪的称谓与呼唤。 

　　《亲爱的人们》以宏阔的文学篇幅写西海固很小很偏僻的一个村庄，作家在“序章”中勾勒了百年来羊圈门的历史演变，从马一山的童年记事描摹这个发展滞后且缓慢的村庄的基本状况，然后正文自然顺承写马一山当家作主，与妻子苦干养育子女、经营大家族，以及他作为幕后“狗头军师”参与村庄治理的过程。《亲爱的人们》的大框架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步历程，作品主体涉及三代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治理方略与探索经历。

　　马一山属于中间一代，上承曾为队长的马德福老汉的智慧与责任，下启儿子马舍娃最终的成长与担当，对于这个承前启后、在中间夹缝中奔波劳作的中年男性，马金莲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慢慢细细雕琢。马一山的“中间色”是这个人物性格全部魅力的来源。他读过书，爱琢磨思考，有自己的理解判断，但是终究没能走出乡村。他有责任心，有是非道德底线，秉性善良，行事稳重沉着，但是又胆小本分不逾矩。这些秉性注定了他在乡村发展史上扮演的角色，深度参与而无法获得突破，毕生劳作而未能畅快得志，最终以沉默不语坚持挖台窝路，而为世人留下自己不服输、不认输的生命剪影。

　　作品围绕马一山的生命闭环演绎盘根错节的乡村人物关系与发展图谱。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马金莲写出了其合理合情的人物特征。重视剖析人物心理活动的叙事理路，使马金莲的乡土成长叙事写得扎实稳健、有理有据、有根有节。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成长，哪怕到死，他们始终在“图一口气”地坚韧地活着，在由内而外发力，活出自己的模样与自己的精彩。作家以非常好的情节控制能力稳稳当当地再现巴掌大的羊圈门，描绘巨大的时代与纷杂的人世。她不会放弃每一个人物，要写出生活本身的质感和它无穷无尽的价值。无数个面庞、无数种可能，如何使这一切无序与杂乱形成价值聚焦？马金莲在作品中用“脚印”这个关键词作了统摄，以此表达人们对乡村发展道路的积极思考与探索。

　　不甘于现状的马一山总是喜欢一个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看各种脚印，反思脚下的路与拓印在地上的千般脚印形状。他迷恋这些脚印，能辨认出各种脚印，总是在思虑脚印背后人的各种心情与日子的味道。马一山既是乡村的主要建设者，又是冷静的旁观者，很多时候他像一个背着沉甸甸包袱的哲思旅人，在这乡间一隅寻觅人生的真谛。他既参与又旁观、既无私付出又谋划个人利益、既雄心勃勃又经常无能为力，在无数种可能与不可能之间，马一山活成了一种始终有追求而又似乎始终对自己与现状不满意的“中间人”状态。马一山是“亲爱的人们”中最让人感慨怜爱的“这一个”，他是乡村过渡阶段人格的活化石，他身上寄予着作家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审视与反思。

　　 儿童视角与女性意识在这部作品中也有集大成的反映。马金莲统合此前在这两大问题域的创作实践，让儿童与女性的发展与成长在这部作品中有全新的面貌。如果说此前在面对乡村问题时马金莲很多时候处于困惑与无解，故事结尾常常处于不确定状态的话，那么到了《亲爱的人们》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2016年，马金莲说：“但是如今书写乡村，明显要比书写城市难度大，因为当下的乡村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最初生长、生活、熟悉的那个乡村，社会裂变的速度和纵深度早就渗透和分解着乡村，不仅仅是表面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变化，还有纵深处的隐秘的变迁，包括世态、人心、乡村伦理、人情温度……”《亲爱的人们》故事时间背景跨越了马金莲所说的乡村发生巨变和裂变的历史时段，作品较长的篇幅容量一方面使得马金莲能够从容细密地揭示这一演变过程；另一方面让她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展开乡村各色人等的成长叙事，以人的主体性发展深入刻画当下乡村社会。尤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内生性的根本变化使其重新成为乡民们物质与精神的新家园，而且以网络为媒介，新农村已然成为都市人寄托乡愁与田园情怀的梦想之地，作为“景观”的乡村在马金莲笔下熠熠生辉，面向西海固的成长叙事跨越到新的历史阶段。 

　　乡村主体性建设依赖于新一代西海固人的成长，在《亲爱的人们》中，马金莲将儿童发展纳入乡村现代化进程，儿童个体成长路径不只是个人与家庭范围内的“小我”问题，也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息息相关，个体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达成高度一致。

　　作品对马一山的三个孩子——舍娃、祖祖、碎女的不同成长经历有非常深入的探析。舍娃为了成全祖祖读大学，自己放弃了高考外出打工，中间经历了比较曲折坎坷的成长，最终上了农技培训班而有了自己的事业平台，还成为羊圈门的小队长。祖祖在北京读完大学后，毅然回到家乡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乡政府干部，虽然最终也遭遇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婚姻家庭在祖祖这一代新女性眼中，已经不再成为命运的绊脚石，她们的人生图景已不再被锅碗瓢盆所禁锢，爱情也不再是女性人生的全部。碎女自小不爱学习，早早恋爱嫁人生子，年纪轻轻就体悟了生活的一地鸡毛，但她不甘于现状，最终搭上了网络直播的快车而让封闭的羊圈门为外界广泛知晓，开启了羊圈门发展乡村旅游的契机。

　　三个孩子三种人生道路，但是殊途同归，最终他们都成为新时代新农村的骨干建设者。作家重点对马一山与其孩子之间的代际差异性展开对比，通过对子辈与父辈间双向批判性的审视、诘问与对话性的协商、理解的价值观照，获得对西海固“人”的历史性与时代思想内涵的深刻揭示，由此生成地方主体性成长叙事旨归。

　　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说是一部平凡而伟大的成长史诗，马金莲认真对待羊圈门任何一个平凡的个体，连放羊的软头都不声不响地供养出两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还有马舍娃的爱人摆兰香，她是新时代独立自强的新女性，终于获得美满爱情。甚至是马一山的妻子，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农村妇女，千千万万西海固母亲的缩影，也能在丈夫生病后撑起家庭的一片天。生活自有其辩证法，在马金莲笔下，每一个羊圈门人都在用心用力地活着，活得滋味绵长。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孕育坚韧而纯净的力量，它无关其他，只是蓬勃生长。

　　马金莲始于童年的西海固成长叙事脉络清晰，童年精神既在故事发生学意义上赋予其叙事冲动，又建构了其情感与思想体系的价值准则，表征为她的文学世界中以“明亮”打底的审美调性与精神追求。基于女性主体的西海固生活历练与思想成长，使马金莲获得了以“坚韧”为内核的生命质地。“坚韧而明亮”是马金莲贯通童年与成年、个体与社会，在长期审美实践中探寻与弘扬的西部人文精神。童年关怀从深层结构影响到马金莲对成长题旨的意义聚焦，表现为对“发展与出路”这一命题的持续追问。

　　马金莲遵循文学助力于人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这一基本功能和使命，在新时代文学征程中，以童年经验、女性主体、母性精神完成了她独一无二的西海固成长叙事，为我们留下一部乡村发展变迁的地方史诗。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