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马金莲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小说立足于西海固的鳖盖山，描绘了“山大沟深路远”的羊圈门自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以来的生活变迁，书写了羊圈门人为了更好的生活所做的无尽奋斗与求索。在这部鸿篇巨制里，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历史转机和发展大势让人历历在目，但人物的流动与时代的变化之中，却又不乏我们早已熟悉的城乡二元对立主题。看得出来，对于自己无比热爱的乡村生活，作者马金莲倾注了无限的爱与热情。小说绵密扎实的叙事针脚，纤毫毕现的人物细节，无不透露出叙事者的情感指向。在这种执着的乡村情感的裹挟之下，小说不由自主地将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由此得以看到作者相对鲜明的“乡村文化本位主义”道德立场。也正是基于这种道德立场，小说人物不得不在离开与留守的艰难抉择之后重返乡村。这种重返不仅意味着人物朴素的情感选择，也是乡村文化本位主义观念赋予乡村青年的历史使命，小说正是借助这种方式试图成就乡村振兴叙事的“内在视角”。这也是小说在其执着而朴素的乡土叙事中所展现的独特魅力。 

　　一、乡村文化本位主义的道德立场 

　　 长久以来，城市在文学书写中一方面被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被表述为社会衰败和道德堕落的代名词。也正因此，西方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中大体贯穿了一个“爱恨交织”的城市情感脉络。人们总是不断通过“堕落城市”的隐喻，来凸显拜金主义与精神危机的“反都市”主题。而在那些对乡村倾注无限热情的叙事者那里，城市与乡村的情感等级更是不言而喻。在他们的城市眺望和想象中，一种乡村文化本位主义价值立场往往清晰可见。所谓乡村文化本位主义，指的是一种倾情于乡村，视乡村为本位的朴素道德立场。这种道德立场具体表现在，对于乡村历史、时代发展与前途命运的持续关切，对于古老的土地，以及土地上“亲爱的人们”的“原初激情”式的认同、热爱与赞美。也正是基于这种深切的情感联结，乡村文化本位主义者往往对与乡村相对的城市文明报以本能的拒斥立场，甚至由此滋生出某种保守狭隘的价值倾向。这种鲜明的情感态度，在具有深厚乡土文化传统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其实并不少见。 

　　 我们大概已经发现，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总是不经意地呈现出乡下人并不顺遂的城市历险，展开他们略显糟糕的城市体验。从马一山到马舍娃，从牛八虎再到马祖祖，小说人物几乎皆是如此。比如在马一山的城市历险中，就包含了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叙述的常见元素。为了寻找离家不归的儿子，从未走出大山的老马，首次踏上了他的城市之旅。然而，银川、西安、广州，这一路走来，他不仅没有找到儿子马舍娃，还深切体验了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的迷茫与疑惑。在他看来，乡村世界的标志带有很强的指示性，一眼就能分得清，而城市景观则带有巨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因此不出所料，马一山那张“字迹之稠密，地名之繁多”的广州市地图，恰恰象征着城市魅惑不清、复杂难辨的面目，不禁让他“眼花缭乱，恶心想吐”（第342页）。不仅如此，这还是个唯利是图的世界，“坐车是车钱，吃饭是饭钱，住店更得花钱，解个手都得掏五毛钱”。下文所引小说文本，只随文注出页码，版本同此。于他而言，在城市的大地上，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于是旅程的最后，藏在马一山旅行包里的那只从羊圈门背出来、准备带给儿子的熟鸡，“终于发出了难闻的味道，它坏了”（第342页）。马一山这段狼狈不堪的城市历险，正是以一股难闻的恶臭而宣告终结的。因此，进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浓重的乡土观念让他觉得，“哪儿都没有羊圈门好，回到羊圈门这心里才踏实”（第481页）。 

　　 在《亲爱的人们》里，乡村文化本位主义最生动的呈现，在于小说一次次所强调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管走出多远，就记得最初走过的路，都不忘曾经同甘共苦的人”（第918页）。这种不能忘本的道德训诫，正是乡土人伦的本性和底色所在，而马金莲的小说恰恰对此给予了热情的讴歌和礼赞。事实上，“不断叙写着乡村，聚焦家长里短的俗世生活”，以求在对“农事诗”的痴迷中执着呵护一种基于传统伦理秩序展开的独特精神图景，“让人在明媚的伤感、苦涩与希冀中去体味生活的磨难与坚韧”，同时又不难体会苦难中的诚挚温情，恰是马金莲过往作品的主要特点。回到《亲爱的人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朴素的民间伦理和乡村文化本位主义，在马祖祖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小说中，有幸考上大学并一举成为公家人，且有幸嫁到城里的马祖祖，其实过得并不幸福，她的婚姻关系里隐藏着他人难以察觉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在她与丈夫王全有及其婆家的复杂关系中，马祖祖“对羊圈门娘家的不能割舍”（第916页）的情谊，恰恰构成了她家庭和睦的重要障碍。 

　　 在马祖祖这里，传统礼俗社会的人伦情感，也就是小说所言及的“骨子里难以剔除的泥性和土感”（第918页），并没有被她的城市家庭所珍视。相反，这一品质总是被势利的城市人视为“眼中钉”，这也构成了她婚姻关系逐渐恶化，家庭总是处于矛盾之中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小说中王全有的母亲，那位喜欢给人贴上“乡下人就是贼”（第912页）的标签的城市婆婆，不禁让人联想起路遥《人生》中那位嫌弃高加林一身臭气的张克南的母亲，她们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城市人的傲慢与偏见。由此看来，城市里“小市民的自私狭隘”，其实同样令人触目惊心，这正如祖祖所质疑的：“如果说羊圈门的贫穷和落后是一种会遗传的病根，那他们身上的这种自私和偏见，又何尝不是一种病？”（第917页）我们悲哀地看到，自诩为文化精英的城市人，其实并没有太多高贵的伦理观念，他们并不比重男轻女的羊圈门人更加宽厚与开明。 

　　当然，小说最引人注目的当数马舍娃的城市噩梦。在他这里，意气用事的乡村少年离家出走，本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把升学的机会让给姐姐。然而很快，年轻的马舍娃就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了惨重代价。在目迷五色的城市里，进城者的奋斗旅程终究不会那么顺畅。果然，在短暂的打工之后，他便陷入了长久的失联状态。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失魂落魄地回到了羊圈门，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他“叫人骗进传销里头去了”（第356页）。城市的欺骗性，以及夺人魂魄的罪恶与创伤，终究需要羊圈门的气息来予以疗愈。在此，作为圣洁之物的鹁鸽，固然是民间的土传秘方，却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对乡村世界的神秘守护。

　　 重新回到羊圈门的马舍娃，终究找回了在城市里丢失的魂魄。然而对他来说，城市的欺骗性还体现在性的诱惑上。“有缘人”的拙劣骗局，又让他在微信这一新鲜事物上吃亏上当，这当然也是他人生道路上应该积累的经验。现实永远是最生动的课堂，包含着需要缴纳的学费。也正是沿此叙事脉络，小说重点叙述了马舍娃基于乡村文化本位主义的择偶观念与实践。他之所以选择更接近传统乡村妇女、没太多年轻人常见毛病的摆兰香，主要源于他对婚姻相对传统的认知，“他其实一点都不像现代青年那么洒脱，他更传统更保守。这是羊圈门那个淳朴的小山村赋予他的生命底色，到了关键时刻，这底色就会凸显，那么牢固地影响着他的命运走向”（第986页）。而在马舍娃的眼中，摆兰香的优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与城市负面形象的比较中呈现出来的：“既有乡村女孩的淳朴，也不缺乏城市姑娘的见识，却少有城里女性那种高不可攀的骄傲”（第999页）。正是基于这种伦理认知和选择所体现的正直和善良品性，小说还为舍娃设置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插曲”：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他”，“只要他点头答应，就能娶城里姑娘，有房有车，电焊厂等着他掌管，还有老孟的遗产呢，也全由他继承”（第1081页）。好在他终究能够抵挡住城市物质主义的诱惑。毕竟是羊圈门长大的人，“古老传统的观念还是深藏在血管里，让你不管到了什么情况之下，都无法有效突破这层埋在骨子里的拘谨”（第1058页）。在此，马舍娃选择的其实正是那种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脚踏实地的感觉，“有缘人给他的是短时间内轰炸式的情感冲击和巨大的欺骗，孟氏女将带给他钱财以及财富所能换取的悠闲和自由，摆兰香呢，她只有那份真诚的情感和爱意。有缘人是虚无缥缈的，老孟女儿高高在上，摆兰香是脚踏实地的，她可以和他肩并肩学习电焊技术，她可以带着他吃民间小吃，她能跟所有乡村妇女一样冒着大风顶着烈日挖树坑”（第1084—1085页）。而后者才是真正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最难能可贵的价值和情感。 

　　 除了前面提到的马舍娃，在城市晃荡多年，回来后“天上地下地海吹”（第480页）的牛八虎，其实也是乡下人并不顺遂的城市历险的生动体现，好在只有不靠谱、不成熟，艳羡大城市所谓“洋气”的碎女，相信这类城市浮华形成的欺骗效应。坦率来说，《亲爱的人们》一方面展现了乡下人并不顺遂的城市历险，另一方面其实也在不断展现城市对于乡村的文化侵蚀。在“山大沟深路远”的羊圈门，电视机犹如一个窗口，让人得以贪婪吮吸“来自未知世界的新鲜”（第164页）。然而，电视所携带的外部信息，又给封闭的羊圈门人带来了文化冲击。在古老的乡村社会，正是席卷而至的商业主义浪潮，令人性的蜕变与伦理的失序猝然发生，小说也不出所料地将所谓“庄风”的败坏归结为城市的影响。事实上，马金莲的早期小说《庄风》便直指“庄子的风气”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庄风》里的扇子湾可谓当今某些乡村的现实缩影。在此，传统的淳朴民风早已消失殆尽，赌博恶习和精神信仰缺失将其引向畸变。然而，羊圈门的“庄风”又何尝不是如此，年轻人吸烟、耍赌、学坏。“庄风彻底坏了，人心都想了钱了，眼里都只认得钱了，世风也就跟着坏了！”（第297页）为了羊圈门社会风气的改善，小说中人曾试图通过开展文体活动来解决，比如打篮球，既锻炼身体，又杜绝吸烟、耍赌那些坏毛病的传播，而年迈的马德福甚至要为此去县里告状，足见老一辈羊圈门人的拳拳赤子之心。 

　　二、离开与留守之间的挣扎 

　　 在《亲爱的人们》里，马金莲如此看重乡村、看重羊圈门，其浓烈的情感和乡村文化本位主义的道德立场背后，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于，传统的乡村伦理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古道热肠的亲情伦理，这里必然包含着传统中国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土社会中与生俱来的熟识感，以及由此构成的值得信赖的“熟人社会”。在此，“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也正是在宗族、血缘，以及因彼此熟悉而产生的信任关系中，乡土世界温情脉脉的共同体社会得以形成。马金莲执着的乡村偏好，让她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做出了断然抉择，为此不断强调乡村社会的民风与美德，以及家族内部的亲情伦理，这也是“亲爱的人们”的“亲切感”的重要来源。小说里马家一代代人都有的厚道心肠所形成的“家风”与“门风”，构成了整个羊圈门人伦世界的理想追求，这些也都是乡土社会的亲情、乡谊与温暖所在。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需看到，马金莲笔下的乡村也并非一片净土，这里还包含着不容回避的诸多问题，比如保守狭隘的宗族观念，就在小说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这也是启蒙主义的乡村叙事中经常上演的“戏码”。如小说开篇便是牛李两姓为“抢水”而产生的矛盾与乱斗，而故事里更是处处暗藏着宗族势力之间的倾轧和争斗。正是这些宗族观念所滋生的文化惯习、保守狭隘的个人利益，以及异姓家族在相关工作上的抵触立场，令修路致富的乡建工作难以开展，进而让羊圈门陷入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至于让人不得不感慨，羊圈门的世界似乎满眼只有喝牛、吆驴、撵狗和打女人，土里埋着的三四辈人，永远埋葬在那里，而父辈戳着牛屁股耕作的样子，也会被儿孙完美继承。鳖盖山的阻隔，让时代的变化无比缓慢。这里仿佛一片静止的土地，甚至呈现出传统社会一成不变的超稳定迹象，“如果没有变化，可能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第1页）。 

　　 不由自主的乡村文化本位主义与难以回避的乡村启蒙主义，在马金莲这里有一个微妙的撕扯过程。这种两面性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对于乡村的爱恨交加的情感态势变得不可避免。一方面是对家乡的天然热爱，这是每一个羊圈门人的自然情感；另一方面，对于家乡的贫穷面貌，对于乡民的落后观念，他们又会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虑与愤怒，由此滋生出对于“穷山、穷水、穷家乡”的厌恶之情，以至于很多时候如小说人物所感慨的，“对这穷山、穷水、穷家乡，不知道该说什么。它们是生养他的故土，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尽她所能地养育着孩子，可她始终这样落后，孩子们长大后总会认清她的局限和可怜，拿她无奈，也禁不住要嫌弃她，抱怨她，想要摆脱她的怀抱”（第537—538页）。在鳖盖山的羊圈门这个山大沟深的地方，地理环境的劣势显而易见，路把人限制得死死的，所有人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但修路的想法却受制于农民狭隘的个人利益。羊圈门的人与事就是这样，有时让人恨得牙根痒，有时又让人如此热爱。“它可以完整地保留一些好的东西，也会留存那些不好的东西。精华和糟粕，是一起流传下来的。”（第633页）面对这个让人既爱又恨的地方，新一代的农村青年马舍娃究竟是“走还是留”，这也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也正是基于这种乡村文化本位主义与乡村启蒙主义的情感纠结和撕扯，对于小说里的马舍娃来说，离去还是留守就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伦理难题。对年轻的舍娃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一方面，故乡的温暖不容忽视，但另一方面，乡村的困顿又令人如鲠在喉。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旧生活中挣脱而出，到世界去闯一闯、看一看，终究构成了个体心灵深处的永恒诱惑。《人生》中的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便渴望脱离命定的乡村生活，来到象征现代文明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他不惜为此放弃了那位乡村恋人。面对一成不变的旧世界，开启一段新生活的转机，永远具有十足的诱惑力，《人生》里的高加林是这样，《亲爱的人们》里的马舍娃同样如此。

　　 马金莲笔下的年轻人都要跑出去打工，这与把土地当作命根子的上一辈人殊为不同。舍娃早年的出走，不唯是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给亲爱的姐姐腾出相应的教育空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要为自己寻找一段自由而开阔的人生。这也体现了时代的流行共识，“离开乡村进城，是一代又一代农民的理想追求，他们倾尽所有砸锅卖铁地供养孩子念书，除了开智明理，更多的就是去挣一个好前途好命运”（第921页）。尽管关于前途问题，父亲早已为他做了充分的谋划，但是就像所有叛逆的少年一样，年轻的舍娃并不喜欢父亲的这种谋算头脑，对他的具体安排更是不屑一顾。这种父子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子一辈对父辈祖辈所代表的旧有生活模式的厌恶，他持久地渴望着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与世世代代的羊圈门人根本不同的生活。就像他不断念叨的，“羊圈门的穷日子确实能把人过傻，父亲这一辈人就这么窝窝囊囊过下来了，到了他这一代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上一代的老路”（第514页）。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知晓，马舍娃想在城市立足却未能如愿。他原本想走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结果走了“岔道”，惨遭欺骗之后狼狈地丢了魂，最后落魄不堪又心怀不甘地重回羊圈门。如小说所言，转了一圈之后，到头来他还是他，“一个身在乡村心却向往外界的一事无成的大龄男青年”（第538页）。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仍然是：“人啊，路该怎么走？”（第646页）正所谓“故乡养活不了肉身，他乡安置不了灵魂”（第841页）。这便是故乡与他乡、乡村与城市的根本矛盾所在。 

　　似乎是为了超克乡村文化本位主义立场所包含的与生俱来的保守与狭隘，马金莲终究让她笔下年轻的羊圈门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们深爱的家乡，去寻求开启一段新生活的难得契机。然而，她又并不情愿就此彻底挥别乡村，她笔下的人们总在时时惦念那段难以割舍的乡村情谊。借助这种离开与留守之间的挣扎，马金莲其实也在重新定义一种从乡村出发，最后又能回到乡村的文化本位主义价值立场。

　　由此我们看到，在离开家乡的日子里，马舍娃同样会想念家乡，想念那个他无比厌恶的羊圈门。待在家乡恨家乡，离开家乡又念家乡，这便是舍娃这样的乡村青年最大的生存悖论。“对于老家吧，我很留恋，尤其前些年在外头混的时候，我做梦都渴望着回羊圈门，种几亩地，穿最土气的衣裳，顿顿吃洋芋面，我也觉得是快乐的，简单，高兴，幸福！”（第841页）这曾是他从小到大渴望摆脱的一切，他以为离开了羊圈门就永远离开了这些，然而他终究需要明白，“他渴望摆脱的，其实不是羊圈门，不是这熟悉的土地、熟悉的村庄、熟悉的乡亲、熟悉的生活方式、熟悉的认知和情感，而是附着在这一切之上的东西，比如偏远、封闭、枯焦、艰难、贫寒、落后、匮乏、短见、愁苦、煎熬……”（第1035页）

　　 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离去与归返，让马舍娃在教训和思索中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终究让他明白了一件事，“即便离开了羊圈门，他还是找不到需要的东西。漂泊的日子里他忍受着对羊圈门的思念，他总是告诉自己，之所以离开羊圈门，是为了在羊圈门过上更好的日子”（第1035页）。所以他终究需要回来，毕竟羊圈门也要跟随时代脚步迈出“该有的步伐”，与此同时，乡村的根本问题亦不在于解决个别青年的个人出路，而是如何让这个可以安置灵魂的所在，同时也能养活肉身。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祖祖最后给弟弟指出的前进之路就是回归乡村，但与父辈祖辈不一样的是，回归之后有“新活法”。如小说所说的，“守好老家，其实就是守好了人生的后花园，有了这个后花园，一个人不管在外头漂泊多久，身后都有一条退路。这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第848页）。这种“离去”与“归来”的情感轨迹，实则积极建构了一种更加丰满也更加笃定的乡村文化本位主义价值立场。 

　　三、乡村振兴的“内在视角” 

　　 从城市归来的马舍娃，终究从生活挫折中积累了丰富的教益，不断走向成熟的他，开始扎扎实实地投身乡村事务，在积极的工作中不断展现自己的决心与能力。在具体的人生规划上，舍娃既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也没有任性而为、一意孤行。对他来说，真正的成熟在于根据情势做出自己的审慎判断，而非遵循他人的“谋算”。当小说中的马舍娃有机会再次进城时，他终于荡涤了当初的草率，从基层部门组织的电焊培训班上的学习，到意外获得老孟的赏识，直至去电焊厂打工，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皆是生活对他勤劳、正直与善良品质的回报。与他第一次进城不同的是，他这次的工作无比顺畅。然而，就在他开始真正被城市接纳，甚至有机会在此立足时，马舍娃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这些，重新回到了羊圈门，只为兑现那句“也许一辈子留在羊圈门生活挺好”（第921页）的承诺。小说最后，在孟厂长的千金与乡村姑娘摆兰香的婚姻选择之间，马舍娃毅然选择了后者。当苦尽甘来的他早已轻松实现所有进城打工者的梦想时，他仍然割舍不下乡村的情谊。他把电焊厂开到了羊圈门，成为地方致富的典型，而在乡村需要他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时候，他坚决放弃了个人的发展道路，勇敢地站了出来。这固然是一种乡村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在起作用，但看得出来，作者马金莲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新一代羊圈门人如何换一种活法，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家乡。因此直到小说最后，属于马舍娃一代人的羊圈门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如此看来，舍娃的城市历险所包含的成长轨迹，便蕴藏着自我与心灵的辩证关系，“放逐自我的目的，正是要寻找自我”。 

　　我们早已习惯了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叙事的“外来者视角”。比如在乔叶的《宝水》中，宝水村“美丽乡村”乡建项目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位外来的总设计师“孟胡子”孟载。孟载的形象不同于时下小说中流行的驻村干部形象。他并非基层党政人员，甚至早已从体制内辞职，却能游走于村干部、镇长、县长书记乃至市长之间。作为一位体制外的乡建专家，他与宝水村之间，仅仅只是一种“利来而聚利去而散”的契约关系。其“理性的经济人”原则之中，并不妨碍他对事业的全情投入。

　　相对于《宝水》的“外来者视角”，《亲爱的人们》其实更像是要强调一种脱贫攻坚或乡村振兴叙事的“内在视角”，即小说中羊圈门人自己的繁荣发展之路。小说既无意突出代表上层意志的“乡建”工作队，也不为讴歌扎根基层的外来驻村干部，而是一直在强调乡村发展的本土力量，尽管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完全展开。因此更确切地说，《亲爱的人们》只是一部乡村振兴的“前奏曲”。围绕羊圈门的乡村发展，小说只交代了类似通路、通水、通电等乡村建设的初级工作。在“公家下大力气支持”下，羊圈门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走路和吃水这两个上百年来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但真正属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一些具体事务，比如小说最后酝酿的旅游项目，其实还远远没有展开。小说中，开发乡村旅游的乔组长，直到“尾声”部分才正式抵达。

　　 事实上，纵观整部《亲爱的人们》，马金莲所设定的“亲爱的人们”，显然指的是那些勤劳可爱的羊圈门人，他们也理应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我们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小说为此设置的叙事线索其实包含了羊圈门三代农民的艰难求索历程。首先是马德福这一代乡村老人，这位大家共同尊崇的长者，甫一出场就把一触即发的“抢水”闹剧压了下去，由此足见他在乡村社会里享有的崇高威望。看得出来，他应对生活的智慧，都是从生活里磨炼出来的。也正基于此，德福老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乡村能人”，是善于谋算的“狗头军师”马一山的人生偶像。马一山从德福老人那里领受的最大教诲在于，“多在众人的事情上出力，盼着大家都好，这才是真正有心胸的人”（第813页）。这位老者一生恪守着传统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传统礼俗社会守望者的角色，或是类似路遥《人生》中德顺老汉的形象，后者被评论者称为乡土文明“守夜人”的角色。直到晚年，面对“庄风”和“世风”的堕落，老人展开了绝望的斗争，他执意要去县里告状，由此表达出对年轻一辈的愤怒，也显示出某种悲剧英雄的凄凉意味。 

　　 其次是马舍娃的父亲马一山这一辈人。相较于同辈人中霸道强势的李有功和懦弱无能的李有劳，一直视马德福为人生偶像的马一山，执着学习老人身上的智慧、胆量和以大局为重的胸怀。这位善于谋算的“狗头军师”，曾试图团结羊圈门人，致力于通路和通水的宏大工程，但终究受制于乡村传统宗族势力而没能如愿。他一生善于谋划、精于算计，但人算不如天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他，终究“一个跟头栽倒在自己的聪明上”（第743页）。在长久的装病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真正疾病，终于让一辈子精于算计的“狗头军师”，化身为“羊圈门的好愚公”（第937页）。小说最后，失语的马一山仍然专心于他那一百零八个台窝，这无疑象征着老一辈人对羊圈门过往生活的“缝缝补补”。然而奇迹在于，他一个人全凭一把力气，却真如移山的愚公一般，成功复原了一百零八个台窝。这也构成了“网红”时代的地方新景观，从而出人意料地为新时代的羊圈门作出了新的贡献。 

　　《亲爱的人们》里乡村振兴的所有希望，似乎都集中到了羊圈门的“子一辈”这里，小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他们的奋斗与求索。马舍娃、马祖祖，甚至碎女，都成为践行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这里最主要的人物当数前文所言及的马舍娃，他也堪称新时代羊圈门青年中的卓越分子，亦被小说寄予了厚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马祖祖这类基层公务员的形象，他们常常是过往回馈乡土、扎根乡村题材作品的主要角色，亦是脱贫攻坚主题作品当仁不让的主角。基层干部理应扮演地方发展的设计师与策划人的角色，然而在《亲爱的人们》中，马祖祖一直处于“隐没”的状态，或是仅仅做了一些幕后工作，更多的时候她只是作为舍娃的“影子”而出现。在此，祖祖的“低调”，显然是要有意凸显舍娃的独特形象，由此也是为了将小说与传统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叙事套路区别开来。

　　 相较于马祖祖，弟弟马舍娃其实是地道的农民，更接近于《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和孙少安这类奋斗的农村青年形象。马舍娃的人生经历极具典型性，他从高考毕业班逃走，以自绝后路的方式把机会让给姐姐，显示的正是他朴素的亲情伦理观念。城市的不堪往事，是乡村青年理应领受的人生教训。此后，威严的父亲的倒下，逼迫年轻的舍娃迅速成长。而他成长的第一课便是代人监工，去南山挖坑栽树，扎扎实实的乡村劳动磨砺了他的肉体与意志。在进入社会这个大熔炉之后，他成为农民工的一员，之后参加在乡村开展的“全县农技培训”，这让马舍娃有机会掌握电焊这一真正的劳动技能。“多一项技能，就多一条发家致富的门路”（第954页）。直到最后，他终究在羊圈门开办了自己的电焊厂，又从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转向了地方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如此看来，成长中的挫折与挫折里的成长，劳动的辛酸和喜悦，以及成功的收获与道德升华，凡此种种丰富的人生经历，仿佛都在为他接下来的大展宏图积累经验，埋下伏笔。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被赋予了太多负面价值的碎女形象。尽管小说对于碎女的所作所为也略有嘲讽，但她身上其实酝酿和寄予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独特理解。作为乡村习俗离经叛道的破坏者，她相约私奔，未婚先孕，其实都对乡村伦理构成了巨大冲击。她的不懂事、不争气、不成熟、不靠谱，曾让人无奈又心痛。然而在碎女那里，对于传统生活习惯的迷惑与无能，并不妨碍她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无师自通。对于“心里眼里就认得钱”的她来说，拿父亲当直播工具，并不会有太多的道德负担，反而因此意外博得了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红利”，靠着直播成为“媒介时代的宠儿”。而在父亲马一山这边，网络直播也让“羊圈门的好愚公”，最后奇迹般地成为直播时代的“黄土大爷”。在“网红博主”碎女这里，乡村的景观被高度地“流量化”了，而网红化的“黄土大爷”也意外成为乡村旅游的“最好的风景”，他们都为羊圈门新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结语 

　　如此看来，《亲爱的人们》倾注了马金莲对于乡村世界无限的爱与热情。这种浓郁的乡村情感，在过往的文学中并不鲜见，但马金莲的执着终究令人感念，这也不断确证着她鲜明的乡村文化本位主义的道德立场。小说里的羊圈门，充盈着乡村的古道热肠，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乡村的保守狭隘，这种令人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大概正是我们每个人对待乡村的情感态度。那个幻想逃离却又重新归返的马舍娃，他的城市历险故事其实并不新奇，但他的挫败反而让我们把注意力完全放到了乡村世界，重新聚焦羊圈门随时代发展而应该产生的变化和前进的步伐。这里所预设的乡村振兴的“内在视角”，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乡村文化本位主义者的独特文化选择。

　　在马金莲这里，一个凝聚乡村情感的羊圈门，固然能够抚慰乡愁；而一个不断发展的羊圈门，才足以安顿肉身。后一种要求，正是新一代羊圈门人努力换一种活法，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意义所在。这也是《亲爱的人们》努力区别于外来者视角，致力于乡村振兴叙事的“内在视角”的独特意义所在。那片土地上勤劳善良的“亲爱的人们”，配得上自己的繁荣发展之路，他们理应拥有灿烂美好的明天，这大概正是乡村振兴的建设者所具有的历史使命和诚挚期待。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