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模式亦可以理解为叙事范式，它由范畴概念演变和转化而来，原是指一种阐释客观现象及其本质的哲学原则和立场方法。后有学者赋予了“范式”新的意蕴，将之作为评价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准和核心尺度。大致说来，一个模式或范式的成立有两个标志：一是独立的概念范畴体系；二是独特的阐释框架以及内蕴其中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这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概念，是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通过概念范畴体系和阐释框架的分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内涵、路径、特色等作出的理论概括。从叙事模式这一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的客观现实，开创了一条面向未来的现代化新路，提出了涵盖主体、本质、特征、评价指标等内容的新概念范畴体系，构建了“主体—合作”“要素—协同”和“整体—有机”三位一体的叙事结构，形成了一个包含历史方位、领导主体、本质要求、重要特征、价值追求和实践方略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叙事逻辑。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体系 

　　 “术语”是理论模式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理论的表达和呈现。“术语”往往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来表达的。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范畴体系（system of category）是叙事模式的具体表达，它反映的是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范畴体系的核心特征是逻辑性，即它体现了范畴之间简单与复杂、抽象与具体、肯定与否定等辩证运动过程。在这个辩证过程中，各范畴之间互相均衡、互相中和，形成一个“合题”，“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思想群”。马克思指出：“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这说明，范畴体系不是单一的，它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基本范畴到终结范畴辩证运动的体系，“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个由多种概念构成的范畴体系，它不是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世界的抽象形式和思维形式，而是坚持从鲜活的社会现实提出具体概念，注重从实践中概括提炼概念范畴特征，拒斥形而上学的范畴或“纯粹的范畴”,从而实现了主体、本质、特征、指标等概念范畴的创新。 

　　第一，主体范畴。主体范畴包括现代化理论的创造主体和实践推动主体，决定现代化的性质、方向和力量，是现代化的中枢范畴系统。主体主要是在社会历史活动或现实实践中表现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或具有社会意识的阶级或政党等。从作为主体的人来看，主体范畴确证了社会发展的前提和目的，彰显了人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同时，主体在社会关系意义上还表现为群体意识，“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从这一点来看，主体范畴彰显了阶级意识或政党力量。所以，主体影响着本体、方向和特性，没有主体范畴，就没有核心力量，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主体范畴，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范畴集中体现在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上，前者形成领导力量论，后者形成人民至上论。 

　　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主体范畴在群体意识和政党逻辑上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是因为我们确立了党对现代化的领导地位，确证了现代化的领航主体，才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主体范畴的政党逻辑下，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人民”“中央—地方”“集体—个体”协同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西方“资本—权力”“政党—阶级”“国家—个体”的分裂模式。 

　　 其二，作为现实主体，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主体和依靠力量，这是主体范畴在个体意识和人民逻辑上的表达。马克思指出：“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作为个体主体范畴，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个体参与和建设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现代化。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在当代中国，我们旗帜鲜明地把人民作为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力量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使中国式现代化获得了强大的动力和可持续的依靠力量。在主体范畴的人民逻辑下，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政党领导和人民力量的协同，实现了“主体—目标—动力”互动的格局。 

　　 第二，本质范畴。本质范畴确证现代化的内在特质，即反映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黑格尔认为，“本质之所以是本质的，只是因为它具有它自己的否定物在自身内，换言之，它在自身内具有与他物的联系，具有自身的中介作用。”本质范畴包括共同性本质范畴和差别性（差异性）本质范畴，前者是普遍规定性，即一般性，后者是特殊规定性，即个体性；前者强调差异性中的共同性，突出事物的“质”和“类性”差别，后者强调共同性中的独特性，突出事物的“量”和“特征”差别。马克思指出：“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范畴包括了共同性本质范畴和差别性（差异性）本质范畴，前者从现代化的世界性和普遍性阐明了它的世界历史性；后者从现代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阐明了它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从共同性本质范畴看，中国式现代化廓清了现代化是什么的问题，即回答了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和共同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了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意蕴，代表变革、进步和发展，具体来说，它意味着走向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都市化、国际化、教育普及化等。从这一点来讲，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本质，把追求变革、进步和发展作为社会理想。 

　　从差别性本质范畴看，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现代化的“中国之问”，回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性问题和独特特征，因而具有与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的不同本质，这些差别性本质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驾驭资本逻辑、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这些差别性本质范畴具体体现在主体、方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世界文明等各个层面，它们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民族特点和差异性本质。 

　　第三，特征范畴。特征范畴是本质范畴的外在显现，本质范畴确证了现代化的内在性质，特征范畴则是这一本质的外在表征，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和道路特征。文明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根基和“软性”特征范畴，道路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策略和“硬核”特征范畴。前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魂”和“根”、“本”和“源”；后者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和“向”、“术”和“道”。从文明底蕴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根脉”和“魂脉”的统一，是“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这一现代化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而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民族气派，这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基础和文化基因，是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现代化。 

　　 从道路特征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辟的新现代化模式，它打破了现代化的“单选题”，以“道路—理念—政策”为逻辑线条揭示了后发国家迈向现代化的核心密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特征由其独特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决定，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从人口规模看，其涉及中国十四亿多人口，这个规模超过了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体现了现代化普惠的人口规模之大；从目标导向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这个目标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体现了现代化追求的价值目标之高；从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看，“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这一现代化特征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主张“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现代化关涉的基本领域之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这一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体现了现代化所秉持的战略眼光之远；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这一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大同，体现了秉持的世界情怀之深。 

　　 第四，指标范畴。指标范畴表达的是现代化的实践指标体系和检验标准。与西方现代化采取单一的资本指标或财富指标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在指标范畴上注重“物的指标”和“人的指标”的结合，即强调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现代化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普惠人民群众，即“人民至上”“人的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具有“复合性”，它除了把“生产力”作为基础指标外，还在中观层面设计了以“综合国力”为尺度的指标以及实现这个指标的具体战略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把“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置于重要位置，而且突出效果导向，强调“人民幸福”“人民愿望”和“人民福祉”，注重“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由此形成了多维评价指标，并最终在微观层面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评价指标体系（详见下表）。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结构 

　　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概念范畴体系化创新的基础上，在叙事结构上也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创造了现代化的崭新叙事结构，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开创了人类现代化“新的版本”，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第一，“主体—合作”框架。现代化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包括社会领域各方面要素在内的，全方位深层次长时段的社会变革发展过程。西方现代化起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核心要素，这种核心要素与全面物化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导致了政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隔离，形成的是以“利益分散”与“目标散点”为特征的松散共同体。它在主体上形成了精英群体主导的“块块结盟”和“条条分割”的对立模式，最终造成的是“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撕裂和两极分化，“表现在‘一极’的财富积累与‘另一极’的贫穷和苦难积累上”。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主体—合作”的同一型框架。恩格斯指出： “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即不同要素具有共同的同一性基础，能够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中国式现代化深刻体现了这种“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就是政党主体与人民主体的同一、国家目标与人民目标的同一、集体合作与秩序稳定的同一。中国式现代化以“政党—国家—人民”为最基础的概念范畴，主要体现为现代化主体、保障和动力的统一，即我们旗帜鲜明地把“人民”作为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确证了现代化的“目标术语”，即建设“现代化强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由此，“主体—目标—动力”与“政党—国家—人民”实现了协同互动。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主体—合作”的同一型框架在政治上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同一型结构，这种结构坚持把共产党作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强调党的领导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与人民、政党与人民、中央与地方、个体与集体等“主体—目标”的一致。 

　　 第二，“要素—协同”机制。现代化不是单一要素驱动的历史性变革，而是由多重要素共同牵引的动态的系统性变革过程。要素不同，现代化的总体结构和功能效果也大不相同。从宏观层面看，西方现代化模式可以简化为三大要素，即科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这三大要素的排列组合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总图谱”。从中观层面来看，西方现代化包括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宗教伦理等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价值观内核。从微观层面来看，西方现代化涉及各类变量，譬如“两个政治变量”，即权力与人民，“两个经济变量”，即财富和福利。无论西方现代化的各要素如何重置和排序，其内在运行的逻辑是“资本—增殖—财富”，表现出来的外在特征是“物欲本位”和“工具理性”，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财富与福利的失衡。“经济增长以某种速度促进物质福利提高，但却以另一种更快的速度造成社会的怨愤。”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在整体功能上建构了“要素—协同”的联动模式，激发了各要素的内在潜能和协同效应。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主要要素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人民至上，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价值追求，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领导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内在契合。从中观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的要素主要有国家经济政策、价值准则、现代技术应用和管理等，这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运行逻辑。从微观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平衡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譬如物的指标和人的指标，即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有助于实现人民幸福、促进共同福祉的内在统一等。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以上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要素进行“系统优化”，在具体发展过程中，突出强调“方位—阶段—战略”与“道路—理念—政策”同向推进，努力实现“各级权力与资源的平衡配置”，最终形成了一种“混合式现代化类型”。 

　　第三，“整体—有机”格局。现代化是一个连续有机的整体变革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从现代化的结构转型看，其变革模式主要分为“传导—示范”型和“内生—创新”型，前者是外诱型变迁，后者是内源性变迁。从这两种类型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转型是“整体—有机”的内源性变迁模型，它是由自身力量推动并经过实践探索而开辟的一条现代化新路。 

　　 西方现代化的动力是资本，它高扬物的至上性，破坏了社会的整体性，追求“无发展的增长”和“扩张—分裂”型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其结果是割裂了人类的整体福祉，导致了个人、共同体自行其是，催生了人的异化（人的危机）、自然的异化（生态危机），甚至人的生命的异化（生存危机）。由于西方现代化这种根底的扩张性、侵略性而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中心—外围”观念，“中心”是西方工业国,“外围”是依附于“中心”的农业国或其他国家，这一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些西方思想家理所当然地将这一观念作为了分析现代社会的理论框架。譬如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就认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其结论是人类并不存在“大写的历史”，也不存在更高更好的现代制度和秩序。 

　　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是人民的整体创造力，即中国人民的集体合力，“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世界历史大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聚焦“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在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新时代的前提下，确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同推进，坚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主张与世界各国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这一系列主张为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共同性难题——调和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等，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解决思路和基本方案。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的各种叙事理论，其底层逻辑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以两极对立的框架和思维，即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叙事框架中，构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现代化”阐释逻辑和“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叙事框架。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西方现代性之谜的分析，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现代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了以历史方位、领导主体、本质要求、重要特征、价值追求和实践方略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叙事逻辑，书写了现代化的中国篇章。 

　　（一）历史方位与领导主体 

　　历史方位是主体（国家、民族、政党等文明载体）在历史辩证运动中，通过认知—实践的双向建构所确立的时空坐标，既表征主体所处的现实境遇，也揭示其超越性指向，从而构成连接历史必然性与实践创造性的枢纽。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这种“物质结果”和“特殊的性质”规约和影响着历史主体在历史方位的目标、任务和行动。可以说，历史方位的确证，对于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把握历史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方面，历史方位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中叶民族危亡困境中的民族复兴诉求。西方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国门，让中国被动进入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同时，客观上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现代化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背景下展开的，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中展开的，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起点的历史方位。所以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与探索，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在取得重大历史成果的同时，历史方位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全新判断，并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现代化进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彻底消除贫困”等成就都展现了道路优势，如果没有这些实践性优势，我们就不可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历史方位不仅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而且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出的时代根基。 

　　 另一方面，领导主体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向心力和驱动力。鸦片战争后，众多志士仁人致力于民族复兴而鲜有成功，没有找到正确的现代化道路是重要原因，没有形成真正有力的领导主体同样是重要原因。这一切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开创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者。从主体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主体”，以人民群众为“根本主体力量”，这两个维度的有机统一，共同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主体。“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激励和引领，确保了现代化的总方向，进而成为现代化道路开拓、理论建构和实践推进的核心。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由此可见，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新标识，更是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紧紧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二）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不是孤立的单面体，而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对现代化“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根本问题作出的明确规定和系统回答。从本质要求的表达顺序看，前两条规定了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间五条确立了现代化的“分领域逻辑”，最后两条是横向与纵向统一的面向世界的发展要求。综合起来看，其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遵循”，确立了发展方向，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为“总体逻辑—分领域‘五位一体’建设逻辑—面向世界的共同体逻辑”。在“总体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中国道路为方向，是为现代化“定性”和“定向”的逻辑；在“分领域‘五位一体’建设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发展的协同性、共融性。在“面向世界的共同体逻辑”中，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殖民扩张的单线模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新的理念。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含了本质、主体、道路、内容、成效、意义等内容，深刻回答了现代化的“政党之问”“道路之问”“实践之问”和“世界之问”，在本质规定性层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系统性”，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情前提”“建设内容”“价值遵循”“行动逻辑”和“整合形态”。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本质要求的外在表征，表达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双重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比西方现代化，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企图“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现代化模式带给自身发展的同时，给世界落后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一部被剥削、被压迫的血泪史，也不可避免地给自身带来了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精神颓废、生态破坏等文明创伤。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魂，以中华文明为根，在遵循人类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同时，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局限，在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传承的同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的、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一致的现代化，而且着眼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现代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饱含对全人类共同利益与价值诉求不懈追寻的崭新现代化图景。 

　　（三）价值追求与实践方略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民族复兴”“人类解放”为价值追求，体现出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进步相统一的追求中，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对人的发展的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认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秉持的“资本至上”“物化逻辑”“自我优先”的价值观念不同，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大个人”“小社会”的撕裂性，避免了资本逻辑带来的人的异化、两极分化等“发展陷阱”。摒弃了西方“一枝独秀”“唯我独美”的价值单线，凸显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全新的现代化形态来自全新的现代化路径，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运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方略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创新创造：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动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新质生产力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首先在于劳动者主体能力的提高，在生产力要素上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提升到新的高度，成长为掌握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并能够从事科技创新，适应数字化、智能化需要的劳动者。其次，在劳动客体上，劳动资料集中体现为通过新技术、新产业、新动能的作用而发生了变化的资料，劳动对象则是在质态上表现为数智化、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的劳动对象。最后，不断优化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的组合方式，从而形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 

　　 第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制度保障。“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稳。”我们要不断深入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中国特色，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优势，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遵循规律推进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以显著制度优势、强大制度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第三，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步步深入，行稳致远。“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制定出时间表路线图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从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到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再到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都是着眼于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这些都是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来作出的战略擘画和战略部署。从战略的高度，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以更坚定的立场和更科学的方法制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以更坚决的意志、更有力的行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在战略主动中赢得历史主动，在战略谋划中实现历史变革。 

　　战略引领策略，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策略实现战略，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聚焦当前问题、关注局部矛盾，不断提升政策策略水平，战略就转化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策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党中央战略决策时需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制定策略，既灵活机动，又自觉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从而切实解决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 

　　第四，深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底蕴，彰显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中华文明深刻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打开和展开方式，赋予现代化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同向共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属性，有效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克服和消除了西方现代化文明下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本性。在把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旧邦新命、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紧密结合中，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奠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主体性原则，确立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道路自信，破除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逻辑驱动才能成功的理论迷思，为中国亦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更进一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指向展现了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前景，解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发展问题，重新标注了人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的目标，把现代化从关怀民族国家推广到关怀整个世界，从观照个体发展延伸到观照人类发展，不仅承接了以中国道路指引人类实现对更好社会制度探索的愿景，也承载了开创一种全新文明类型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成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新共识新希望。 

　　结语 

　　任何一种现代化都是物质建构与精神建构的统一。物质建构是现代化的硬核指标，精神建构则是现代化的软性力量。精神建构的软性力量在理论和实践中外化呈现为叙事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模式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要旨，在理论建构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通过以“现代化中国”为经验样本的现代化领导主体论、历史方位论、本质内涵论、根本特征论、价值追求论和实践方略论等为一体的崭新叙事模式，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建设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书写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崭新篇章，书写出人类社会全新的现代化理论体系。 

　　在实践推进中，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注重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以中国理论指导发展实践。既不盲从西方现代化的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现代化模式，而是遵照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规律；在历史自信中增强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意识，在自信自立中把握现代化的发展本质和发展要求。这种路径内蕴着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实现了从“被动—落后的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的现代化”，再到“自主—自信的现代化”的转变，从而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趋同模式”和“依附模式”，独立探索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这一进程塑造出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民族风格，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最终确立起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