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代际变迁和技术“涌现”，促使国际社会直面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 AI）对人类技术认知的持续突破。尽管精确定义人工智能十分困难，然而正如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和彼得·诺维格（Peter Norvig）等学者所认识到的，人工智能在最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机器所展现出的智能，且涵盖思想与行为两个维度。历史上，人工智能技术融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技术并不断探索演进，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当下最具前景的分支领域。与传统人工智能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两项关键技术，专注于从训练数据中创建与生成新的有意义的内容，具有“涌现性”和“同质化”两个关键属性。这一技术发展为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即创造与人类能力相媲美的人工智能，提供了新的现实可行路径。虽然关于AGI实现的时间表观点不一，然而相关理论和技术发展史的比较研究表明，当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具有“通用性”。因此，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开源或闭源模型方式推动AGI渐进实现，并以颠覆性技术形态展现于国际社会时，已经为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代技术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赛道。 

　　技术变迁诱发国际权力变化并非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议题。在传统研究中，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从大国兴衰角度挖掘了技术变革对权力的影响。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文明传播历史往往伴随着技术的转移，西方文明主导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技术研发优势。格伦·哈伯德（Glenn Hubbard）等学者则提出，技术失衡导致经济失衡，进而引发大国兴衰与权力交替。同样，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研究也并非毫无准备。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学者以人类未来为主题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秩序进行了深入思考。学者们还运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国际权力与国际关系变化进行了系统性讨论。同时，更有大量研究从多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国际权力的变化特点，包括大国间的人工智能权力博弈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和研究主要基于以人为主体的“弱人工智能”技术的可见结果，并未预见人工智能本身的“质变”，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牵引的AGI持续“涌现”所推动的人工智能从“科技体”向“智能体”的全面转变。以中国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横空出世，更是打破了美国主导的闭源技术路径，而千行百业的垂端应用拓展也在加速AGI的实现进程。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再止步于“人机对话”，而是能够深度介入生产和生活领域时，技术塑造社会和权力的机理与机制必将发生颠覆性改变。 

　　AGI技术的发展前景不仅预示着客观物质世界中一个全新“他者”的诞生，更标志着人类将首次面对由巨大的非人类能量所构筑的“智能体”。它在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同时，也重构了生产力和客观世界物质性的起点，并对生产关系及国际权力变革嵌入不可逆的技术革命进程产生深刻影响。本文拟从AGI的技术特性出发，探讨AGI重构国际权力的机理与影响，进而对未来国际权力格局重塑作出相应的展望。 

　　一、通用人工智能的超越性技术特征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计算技术的进步有着内在的联系。目前，人类正处于智能计算时代，多模态大模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体、人工智能垂域和端侧应用正呈现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方向。回顾人工智能技术几十年来的开发历史，令人意外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定理，完全是在“无目标”的探索中实现技术自主进化。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正是在技术自主进化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技术超越赋予人工智能发展的全部本质。而目前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底层技术架构的AGI技术超越，正呈现出与以往技术完全不同的特征。 

　　（一）生成式与自主涌现性 

　　 生成式大模型技术的持续“涌现性”带来技术自创生和技术复杂性提升。当下生成式大模型技术的最关键特征是以生成方式推动涌现能力（Emergent Ability）不断释放。特别是当预训练数据量增加到某个值的条件下，大模型会在某一刻突然拥有以前没有的认知能力，出现机器的“意识觉醒”现象。这种 “意识觉醒”创造的新型人机交互模式，不仅使得大模型能够以不断增强的“生成式智能输出”方式介入人类生产与社会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停歇地人机交互过程中，大模型能够反向吸收越来越多的数据，通过生成支撑其持续涌现，推动和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自创生和自我组合进化。大模型的“涌现”特性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技术自身的智能性与通用性，还在已有信息技术复杂性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技术组合与自我进化，推动技术本身的结构深化（structural deepening），将技术复杂性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当AGI通过技术自创生加速了技术递归性，并加速提升技术层级和学习难度时，技术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二）自主进化性与加速回归 

　　 技术进化理论认为，技术形式如同生物生命形式一样，经历着一个持续进化的过程。马克思是较早注意到生物进化与技术进化之间相似性的思想家之一。关于技术如何进化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通过对技术组件化和模块化组合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技术进化的特质；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科技体”研究则阐明了技术进化源于思想，而不同于生物学上的基因；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技术进化加速回归定律进一步指出了技术进化中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但上述认识都是建立在人作为技术发明和传播主体的基础之上的，技术进化在于人的发明与传承。与之相比，AGI通过数据、算法、算力的组合协同，使得机器能够自主学习，从而颠覆了传统上依赖于人类主导技术进化的流程，推动 “科技体”向“智能体”转变。因此，AGI是以几何级而非算术级的加速方式进行机器学习，既能够学习和创造知识，又能够组合和跨域融合既有技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自我进化与加速回归。 

　　（三）通用性与跨域性 

　　 作为基座模型的生成式大模型技术，凭借其显著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凸显了其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关键作用。2021年，斯坦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基座模型（Foundation Model）概念。在当下生成式大模型技术的进步中，基座模型更加清晰地解释了预训练模型的全新作用。这种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范式借助于海量的数据训练，生成了可以解决多种下游任务的大模型（包括多模态模型）。因此，从AGI技术发展的空间来看，未来在多元场景应用和开发效率提升的背景下，可能只需要依赖一个或少数几个大模型进行统一建设。应该认识到，通用技术（GPT）区别于其他大多数技术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得到普遍使用，容易催生互补性创新，且具有巨大的内在技术改进潜力。因此，当某些大模型可以成为统一且可扩展的开发工具，并进而形成通用技术特有的递归结构时，这些大模型将通过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和多元化的组合形式，产生更多的互补性“技术自创生”效应，如中国的开源大模型DeepSeek。这不仅会带来更多的跨域创新和联合，还能够反向推动技术的通用性应用全面扩散，进而产生更多的技术组合进化和持续扩散效果。这一过程不仅将直接影响生产方式的重构、形成新生产力，还会作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建。 

　　（四）统一入口与强制标准性 

　　 生成式大模型技术带来的统一入口能力与强制标准性正逐步显现。在过去几年，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出聊天和对话交互模式的用户偏好，与此相对应，平台技术公司推出“对话即平台”（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战略，并成功构建了成熟的商业模式。同时，对话平台作为数据入口为技术平台公司累积了数据这一核心资产并强化了技术核心竞争力。但与传统平台提供对话空间和自由组合的对话模式完全不同，生成式大模型的聊天和对话是由人机交互过程中的“机器”提供解释和问题答案，并辅助人类完成各种工作。基于此，大模型在创造统一入口的同时，还依据模型数据的内置与运算结果生成“标准”答案，产生了用户运用模型带来的信息选择收敛性问题。而随着更多用户偏好简单、便捷的“标准化”解释，既往互联网世界中的多元性、个体性将被大模型的统一性和强制标准性所替换，而大模型还将通过“即时标准化”解释的生成方式快速完成生产关系的构建。 

　　（五）极端非对称性与高壁垒性 

　　 生成式大模型的技术壁垒可能引发显著的技术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仅表现在生成式大模型的人机对话模式上，即由大模型充当“知识传播者”提供标准化解释，用户被动地吸收答案和信息的模式。此外，非对称性还表现在大模型基于技术壁垒和技术生态供给的选择有限性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中国的DeepSeek，美国的OpenAI GPT系列模型、谷歌Gemini系列模型、Claude3系列模型等少数几款大模型被广泛使用且拥有足够日活跃用户量（DAU），它们均在短期内呈现出比经历数十年发展的互联网平台更强的“头部平台集中垄断”特征。因此，虽然生成式大模型开发技术本身看似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技术，通过算力、算法、数据（涵盖了语料选择）等综合要素所融合形成的技术壁垒，叠加资本之后，使得大模型开发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极高的壁垒。 

　　归纳而言，在传统认知中，科技革命通过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所定义的“科学范式”转化而成。科学与技术通常被视为两种平行的知识层级结构，科技革命依赖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建模与实验。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却成为“科学理论”研究范式的真正例外。AGI技术的发展不仅未受到人类习惯认知中的科学理论范式的主导，而且也未受到传统技术范式所定义的技术边界的限制。AGI在技术自我进化中完成自我复制和衍生，通过“全域”技术的通用性直接改造生产力。大模型凭借其超强的技术“强制性”，以生成式的方式迅速构建生产关系，进而形成物质与意识力量的快速统一与有机整合，导致权力结构因底层技术变化而被重新塑造。 

　　二、通用人工智能重构国际权力的机理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对国际权力的认识分歧巨大，学者们定义了各种权力概念。无论是西方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技术从属国家物质权力，新自由主义眼中的技术作为外生“中立工具”，建构主义观念下的技术嵌入社会规范，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对结构性权力的理解，理论研究都因体现着技术对国际权力的作用和影响而被广泛关注。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从马克思对历史进程考察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元理论解释出发，技术的代际差异影响社会形态，塑造特定技术时代的相关理论认知，而技术超越则会重新建立新的理论认知框架。 

　　当前，通用人工智能正通过重构知识生成方式、行为模式与认知体系，在人类社会系统中形成深层影响。尽管这些变化首先体现为个体能力与社会运行方式的演化，但它们并未止步于社会层面。当这一影响逐步扩展至生产组织逻辑与价值分配体系时，其作用便渗透进了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多个层面，并逐步在国家层面积聚为技术掌控能力、认知处理能力、资源配置效率与话语表达能力，从而成为影响国家间相对实力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在这一逻辑下，AGI的技术属性不仅构成重塑知识权力、生产方式与意识表达体系的重要支点，也正在成为推动国际权力结构演化的关键变量，其对国际权力体系的介入路径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AGI以技术复杂性重塑国际社会与权力 

　　技术与权力关系是一个复杂且多维的学术研究领域，技术决定论、技术社会建构论、技术互动论、技术动力论和技术整体论间的理论争辩从未停止。需要重视的是，技术既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既可以塑造社会，也可以被社会所塑造。但随着技术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的提高，技术系统对社会的塑造作用会越来越大，而其本身被社会塑造的反作用则会越来越小。事实上，技术复杂性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持续塑造和改变着社会与权力形态。 

　　 技术复杂性对权力的影响表现为随着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高，技术本身对社会与权力的塑造能力愈发显著。特别是在AGI背景下，技术复杂性不仅表现为系统的高度集成性和多层次关联性，还体现在其自主性进化机制所增添的额外复杂性上。既有研究对于技术自主性的认识是，当技术发展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就形成了自我生成、自我维持和自我规划的机制，因而由不受限制、明确表达、强烈主张的目的来对技术实施统治就成了一种奢望。但这仅是学者对20世纪相对发达技术系统的“拟人化”比喻，体现了人在控制使用技术时被“相对矮化”的技术哲学反思。而在今天，AGI通过机器生成知识，不再完全依赖人类学习，利用自主进化与涌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自创生。在AGI通过机器学习反复循环进化与跳跃式提升技术复杂度时，除AGI技术的发明者与拥有者（国家、科技公司）等少数群体外，社会大多数群体只能被动地依附于这一高度复杂的技术系统，从而使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权力形式和自主力量。 

　　事实上，技术层级递归类似于人类社会系统中的权力分层结构，层次级别越高，向下的主导性和控制性越强。因此，与以往不同的是，AGI通过自主循环强化技术层级，并同时加深与放大技术复杂性，更进一步强化了其对社会与权力的塑造能力。置于国际社会背景中，AGI会持续提升全球技术复杂度，创造更多的国际社会不确定性。而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则可将AGI作为物质与意识统一的特殊权力形式，凭借技术复杂性对国际权力和国家间关系施加更强的主导与形塑作用。 

　　（二）AGI以技术自主进化加速知识权力垄断 

　　技术政治学者从政治活动的方式来认识技术自主进化带来的问题，关注技术进化带来“上层建筑”政治活动的被动性。而技术经济学者则将技术自主进化视为经济的表达，强调技术自我进化的主动性。然而，应该认识到，传统上对技术自主进化的理解，局限于AGI出现之前的技术发展阶段，此前的技术进化始终离不开人作为技术发明的控制主体，或人作为技术“代理人”的存在。而AGI的特别之处在于，技术自主进化与繁衍可以不再依靠人类生成，AGI能够通过机器学习，以“数据基因”而非生物基因的方式，实现新模式下的技术自我进化和技术自创生。 

　　在AGI模式下，机器通过自主学习和“数据基因”繁衍实现技术自我进化，显然颠覆了人类传统的学习、掌握和创造知识的模式。这一变革突出表现在人类知识能力进化的巨大差异上，关涉到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讨论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时提出的“知识权力”问题。毋庸置疑，结构性权力中的“知识权力”形成与行使必然与知识多少直接相关。“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名言不仅蕴含着“知识作为权力”的客观现实，同时还强调了掌握知识（技术）并推动其进化的能力。换句话说，知识权力的存在与行使，依赖于权力行为体的知识存量，但更依赖于其创造知识增量的能力。而知识增量的获取方式和速度，尤其是推动知识创造的潜在能力增长，则成为知识权力的核心决定因素。 

　　人类发展至今的知识存量巨大。从知识增量和迭代速度来看，雷·库兹韦尔以技术进化加速回归定律推算，21世纪的技术进步将等价于以往200个世纪的发展总和。如今AGI的发展证明了技术进化加速回归已经成为常态。AGI的数据量和计算能力呈几何级速度增长，以不休止的机器学习自动提升自身“智力”的同时，AGI还通过跨学科构建新的知识系统，并在生成新知识的过程中构建强大的技术壁垒，颠覆人类传统的知识获取方式。由此，AGI开创了一种新的“数据基因”技术进化范式，改变了知识创造、生产和获取的方式。在新的知识生产和技术进化范式中，掌握强大AGI的国家行为体将具备生成高壁垒知识的能力，从而塑造国家间关系。 

　　（三）AGI以通用技术形态重塑国家经济基础 

　　 从技术重塑国家经济基础的底层逻辑来看，布莱恩·阿瑟提出的“经济是技术的全部表达”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变化内在动因进行了现代解释，复杂经济学理论也深入揭示了技术在经济基础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认识到，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与国家权力不同的是，国际权力具有多主体性、权力作用方式非权威性、权力相互影响与权力作用非直接接触等诸多特征。因此，无论如何定义国际权力，相较于其他各种形式的权力，依赖经济基础支撑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国家对外施展政治、军事、文化影响的核心，没有经济基础支撑的权力从未存在过，而技术正是塑造国家经济基础的核心要素。 

　　分析技术如何塑造国家经济基础显然有不同的视角。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M. Romer）的经济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保罗·肯尼迪等通过技术领先部门来解释大国的兴衰。国际关系学者丹尼尔·W.德雷兹纳则认为核武器等“威望技术”与互联网等“通用技术”是两类不同技术，并以不同的机制塑造国际权力。而杰弗里·丁则进一步以人工智能为主题，通过回溯国际权力的历史变革，探讨了通用技术与技术领先部门对国际权力的不同影响，并认为通用技术的扩散传播为经济领导权的重大转变提供了契机，且影响更长效。 

　　 事实上，通用技术扩散的重要性已经被众多实证研究所验证。经济增长总是由少数几项关键的通用技术驱动，并充分反映在领先国家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少数几个波次的快速提升上。但应该认识到，通用技术应用与扩散有其先决条件，并在不同国家之间呈现出“技术梯度”的差异化。通用技术在显著提升某些国家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技术的非对称性，并因此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经济基础的差异，而这恰恰是影响国际权力的关键可变因素。以当下AGI的技术特性来看，AGI大模型多模态与多领域的互补，特别是中国的DeepSeek这类开源大模型在各行业垂直业务端的运用拓展，已经充分展现了通用技术全面扩散的特征，也为多国应用提供了可能的技术选择空间。与杰弗里·丁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除了技术的通用性外，AGI大模型的颠覆性已经使其本身成为领先技术，稀缺性更是使其成为前景无限的“威望技术”。由此，区别于核武器技术这一封闭型战略技术，AGI将通过更复杂的扩散路径对国际权力和国家间关系变化产生长远的深刻影响。 

　　（四）AGI以强制性塑造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权力 

　　国际权力相关研究已经认识到，物质能力只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权力向影响力的转化绝非必然发生，必须将意识形态权力与物质权力结合，才能真正获得影响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理论将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视为相互作用“正交”的关系，每一种权力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其中，意识形态权力源于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社会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通过对网络社会权力理论构建，提出了“传播即权力”的论断。上述研究与认识都揭示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并为理解AGI如何塑造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丹尼尔·W.德雷兹纳在讨论核武器“规范”形成时，论证了技术对国际体系中规范传播的直接影响。类似地，互联网技术的平台化模式，已经使用户形成了强烈的黏性和使用依赖，如平台对生活习惯的塑造。鉴于AGI大模型技术统一入口能力与强制标准性的发展区别于过往所有技术，AGI特有的“生成”基础依赖于大模型的数据选定，并通过人机互动的“议程设置”模式快速提供“标准答案”，涉及议程问题和文本解决方案，因而能够通过模型输出特定的“知识”与价值观。这些“知识”与价值观可以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快速同步重构，形成新的经济基础，甚至还可以直接“生成”和塑造意识形态，进而获得掌控意识形态的权力。 

　　 进一步而言，AGI的技术进化路线是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基础，大模型本身的训练参数（数据）不仅庞大，还在持续人机互动中不断接受新数据并输出海量信息，创造信息“高熵”。在香农（Shannon）的信息论中，“熵”被定义为去除冗余后的平均信息，也可以理解为“知识”。从塑造和构建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过程来看，AGI不似普通信息搜索平台那样给予用户选择权，因为AGI大模型训练本身的数据集选取已经嵌入特定的意识形态数据，通过这种数据集选取和输出，AGI能够以全新的“高熵”创造形式完成更广泛意义的传播。因此，本质上，AGI通过信息全域集成形成了活跃的“信息高熵”，从而获得政治与文化领域的“知识创造性”和“规则解释性”权力。AGI生成式的强制性不仅创造了信息“高熵”和知识生产的新形式，而且构建了国家意识形态权力的新生成方式，进而影响国家间关系。 

　　（五）AGI以技术高壁垒强化国际权力非对称性 

　　国家间的非对称性权力往往表现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技术作为隐藏要素，通常不会受到独立关注。但细究历史变迁中技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发现，无论是英国崛起过程中以技术力量击败荷兰，还是英法霸权争夺中英国技术的胜出，还是20世纪冷战期间美苏的技术博弈，技术作为非对称性决定性力量影响国家间关系的效应都得以充分体现。而近年来，无人机与星链等颠覆性技术介入军事冲突，更是带来了战争模式的变迁。 

　　随着技术复杂性的不断提升，技术壁垒也会随之增强。就当下的AGI大模型开发现状而言，只有少数大国才有能力致力于这一技术的发展。其根源在于，AGI技术发展并不遵循传统的工业技术进化路线，而是诸多技术要素的叠加产出。它以科技公司创新能力和资本融合为支撑，是一个国家现代科技水平与科技人才积累的综合展现。因此，AGI技术本质上并不是传统的“习得技术”，数据与算法融合的大模型也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形式，传统的技术溢出模式并不会在AGI技术领域简单复制。基于此，在AGI技术壁垒难以被超越的现实下，掌握AGI的技术强国可能进一步扩大权力行使中的非对称性，国际权力分布将更加集中。 

　　值得一提的是，与星链、无人机等技术的“单域性”不同，AGI更多的是“多域”、颠覆性技术的集成。AGI在技术自创生中增强技术外延性的同时，还不断通过技术自主进化产生更高层级的复杂性技术壁垒，如数据量、算法优化与算力提升等。这不仅使得对AGI技术学习、模仿、追随的难度呈几何级别提升，而且会因其技术边界的不可预知性和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带来心理恐惧。技术开发者会主动控制AGI技术扩散，以维持和提升自身的领先地位。因此，无论基于权力维度还是基于市场维度，少数技术开发者可能强化AGI技术的非对称优势，进而增加与技术领先相对应的权力优势。 

　　综上所述，AGI集成了技术复杂性、技术通用性、技术领先性、技术威慑性、技术壁垒性等诸多技术特性，并通过“数据基因”持续实现技术自主进化，进而呈现出与既有技术不同的新特质。AGI不仅在技术自创生中持续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重塑国家经济基础，还通过大模型技术的优势和独特性，使技术先进国获得更多的非对称性权力，并由此实现国际权力的重塑和国家间关系的变革。 

　　三、通用人工智能重构国际权力的影响 

　　技术变革必然会透过生产力变革引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革。正如前文所述，AGI具有作为颠覆性技术的关键本质特征，这些特征不仅标志着AGI在认知、生产与传播机制方面的根本性突破，也深刻嵌入了国家能力结构与全球权力分布体系中，为AGI如何参与国际权力重构提供了现实逻辑和具体路径。在此背景下，主权国家围绕AGI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权力竞争博弈，科技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借助技术优势加速扩张国际权力。国际权力格局可能面对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具体概括如下。 

　　（一）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极化可能 

　　曾有观点认为，国际权力的两极格局是一种历史特例。也有研究对国际权力网络化的“去极化”提供了新解释。但AGI带来的新问题除了其类似于核武器作为“威望技术”所具有的威慑性和非对称性外，AGI还具有核武器所不具备的技术通用性和技术领先部门的特征。AGI能够通过技术自创生循环和高技术壁垒所带来的能量聚集效应，强化少数国家的非对称性权力，使之持续拉开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出现权力极化的可能。 

　　 首先，从AGI重构生产方式所引发的国家经济权力极化看。AGI通过“生成”方式将物质与信息深度快速融合，进而实现社会生产方式重构。相关研究也表明，AGI将提升全球经济产出并在20年后实现一倍以上增长，而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和最快的经济产出。但AGI是“全域”技术的高难度集成，其重构生产方式的核心变量是其技术自身，而非传统生产要素。技术进化已证明不断强化的“赢家通吃”效应是高技术时代的经济规律。技术“采用滞后”（Adoption Lags）时间因技术迭代提升而被快速压短，导致技术落后国家的学习难度呈几何级数量增加。这意味着，AGI发展将进一步打破传统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假设，致使技术弱国难以企及高门槛技术。未来，AGI生产方式将产生更强的“赢家通吃”场景，经济增长结果将不会在国家间自动均匀分配。AGI技术的高门槛与难以复制性将导致少数AGI领先国家更有机会通过“技术跃迁”实现经济变异式增长，从而拉开国家间发展水平的结构性差距。 

　　其次，从知识作为国际权力构成的维度看。技术权力的作用因在当下科技革命和大国博弈中日益彰显而被重视。除了提升劳动生产率之外，AGI还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与AI4S（AI for Science）的探究中被重点应用。目前，前沿科技各领域已经通过AGI加速聚合，产出更多跨域成果并强化了少数国家的知识（技术）权力。跨域科技研发的突破性实践表明，由于技术壁垒与人才的约束，全球能够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开展科研的国家屈指可数。而AGI可以加速技术自我迭代和跨域融合，在提升技术的跨域自创生能力的同时，必然带来某些国家创新生态的进一步完善，实现科技水平的系统性跃迁。因此，当AGI推动国家科技能力跃迁与经济增长范式重构进行深度融合时，不同国家在知识权力上的结构性分化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 

　　再次，从AGI提升国家军事能力的维度看。核武器的技术发明塑造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国际权力格局。但与核技术相比，强大且更危险的人工智能的军民两用性更难区分。就军事领域应用而言，AGI可以动态感知“全域战场”，提升战场节奏和军事行动跨越地理边界的能力。同时，AGI还可以增强人类士兵和自主武器系统的打击精度和速度。目前，军事冲突中无人机“蜂群”作战模式的出现，验证了M.C.霍洛维茨（M. C. Horowitz）早年对人工智能用于无人作战系统中的价值预测。除了使国家间军事能力出现明显的“技术梯度差”外，AGI还能够通过技术通用性带来经济与军事价值的兼容性，在塑造国家军事威慑力与极化政治影响力方面，可能会超越当今技术视野所能够想象和认知的范围。 

　　最后，从AGI强化国际权力维度看。AGI生成的海量信息是对用户信息消纳后的“文化意识判断”的再输出。少数AGI大模型通过不断吸收用户数据与自动训练，得以强化其能力，生成并输出知识与价值观的“世界标准”。不仅如此，AGI还可以生成虚构事件和虚假信息，实现信息操纵和全息控制，进而引导、塑造甚至改变跨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从本质上看，AGI在大模型数据收录、清洗和算法设计的流程中，可能因人工标注和数据筛选而被植入某种意识形态偏见。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全面扩张 

　　现代大型公司作为权力主体能够与国家展开平等竞争已经被充分认识。但传统的国际权力分析仍倾向于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将国家与公司的国际权力二元分置。实际上，科技公司才是AGI的真正创造者，没有科技公司的AGI技术和市场创造，国家不可能凭空获得AGI技术时代的非对称性国际权力。AGI的生成性与统一入口特征，使得AGI科技公司掌握了知识生成、价值输出与用户依附的闭环机制，从而突破传统行为体分类，不仅具备行使国际权力的能力，还能够凭借其技术优势和资源垄断，作为新“权力极”而实现权力全面扩张。 

　　 首先，从AGI科技公司的经济垄断权力生成看。马克思早年就发现，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部分质变的结果。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 W.Cox）在论述全球生产关系时也提出了主导与从属群体的概念。而科技跨国公司恰是当下全球资本、生产、技术创新的垄断性主导群体，且在全球生产网络构建中获得了空前增强的国际权力。如前所述，AGI具有生成式重构新生产方式的特殊能力，而这一能力恰为全球AGI科技公司所独有。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七家是人工智能公司，市值合计高达13万亿美元以上，近乎日本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倍，接近中国年GDP的总量。其中，英伟达等公司的市值已远超许多发达国家的年GDP，AGI的发展正在推动史无前例的“富可敌国”跨国科技垄断公司的出现。而最新发展态势表明，AGI初创公司正在与大型跨国科技公司平台进行深度捆绑合作，如OpenAI与微软、苹果的产品与技术相互嵌入，新的AGI技术垄断趋势加速形成。这种趋势不仅进一步扩大了AGI科技公司的大模型产品渗透度和应用空间，更是快速并持续极化了少数AGI科技公司的经济垄断权力。 

　　其次，从AGI科技公司的知识权力塑造看。AGI是资本与技术高水平聚合发展的产物，必然带来难以逾越的技术屏障和新型的“马太效应”。在AGI公司技术权力形成过程中，资本和人才优势已经构成了技术开发的高门槛，特别是少数几家头部公司几乎汇聚了领域内全部的顶尖开发人才。目前，英伟达正以全球领先的计算能力，通过强大的人工智能开发系统塑造技术标准，形成技术生态垄断。不仅如此，美国AGI科技公司还以“闭源”模式表现出明显的技术排斥性。由此可见，AGI科技公司不仅实现了对科技产出的垄断，还通过知识创造将技术权力的把控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最后，从AGI科技公司衍生权力的强化扩张看。在表现形式上，AGI科技公司的权力扩展、渗透、构建是通过大模型平台互动的“信息高熵”释放和回流的。AGI科技公司的权力既来源于其生产性结构权力的扩大，也来自其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即时性“知识威权”解释权，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科学信任”的衍生权力。例如，各类全球人工智能峰会都会邀请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学者参加。当企业家作为“主角”向世界科普AGI带来的影响与变化时，政治家们则代表国家倾听着企业和学者代表的专业意见。由此可见，AGI科技公司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被监管者”，而是凭借其对技术的“专属解释特权”，成为权力“新玩家”和“权力极”。 

　　（三）国家间权力相互依赖出现变化 

　　国家间相互依赖构成结构性权力。在相互依赖既有定义中就已经通过引入“不对称性”，隐含了相互依赖可能会被“武器化”使用的可能。相互依赖不仅隐含国家间关系的“不对称性”，而且能够动态生成权力结构。这种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过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合作机制构建。然而，通用性与自我演化能力使得AGI具备高度自循环的生产替代潜力，当其广泛嵌入产业结构后，将重塑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必要性与结构边界，进而带来权力格局的相应调整。 

　　首先，如果深究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除了资本力量驱动的市场规模扩张外，解决“短缺”问题是国家间相互依赖存在的根本基础。当AGI技术发展进一步拓展与强化“数字技术增长内生性”时，未来将有更多的“短缺”问题被技术解决。虽然AGI发展不可能解决所有短缺问题（如市场短缺问题），但当AGI能够有效加速解决更多的短缺问题，实现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并增加总量产出（包括推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闭环生产模式）时，AGI技术强国可以通过更多生产要素的自循环，强化其经济权力。在此背景下，AGI技术强国对外的依赖性将显著下降。 

　　其次，从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基础联系来看，全球生产网络与国际贸易发展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因国家间的能力差异，形成具有明显的层级和控制性的网络权力结构。但作为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重要基础的“比较优势”建立在资本驱动的生产要素低成本组合逻辑之上，这使得低收入国家可以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获得相应的必要权力。但是，在AGI模式下，当机器作为主要劳动力改变AGI技术强国生产方式时，低技术的劳动力收益将被人工智能机器劳动力全面替代，国家在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可能会被AGI突破和蚕食。这不仅有可能改变现有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全球价值链结构，而且有可能弱化低技术国家的“比较优势”，削弱其经济基础。 

　　最后，随着人形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结合的新“劳动力”的出现，技术将越来越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控制者。当人工智能机器生产方式颠覆现有劳动要素组合和各种比较优势时，能够通过AGI实现生产闭环的特定AGI技术强国，或将排斥基于成本降低的国际贸易合作。由于人工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所带来的超低成本优势，AGI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促使部分技术领先国家形成更具自主性的生产链条， 形成“供应链系统自闭”和“价值链通吃”，进一步加大权力的非对称性风险。 

　　（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权力不平等加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主要大国目前都在努力进行必要的提前规范和治理介入，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然而其高壁垒特性使得AGI治理标准和话语体系极易集中在少数行为体手中，固化了治理准入的不均衡格局，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能力差异，进而加剧了全球治理中的权力不平等。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武器化“威慑权力”滥用问题。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大国，美国正吸取过去将数据隐私政策主导权让渡给欧洲的历史教训，有意在AGI政策和技术层面主动发挥全球领导力。欧盟则率先推出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以确保欧盟在制定全球性标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从而争夺战略主导权。同样，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大国的中国也在积极进行各方面努力，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范式的形成。尽管大国对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在理念上达成一定共识，但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仍存在明显分歧。因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除了需要解决当下面临的“数据融合”难题外，更重要的是避免人工智能武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滥用。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和技术排斥问题。技术主导权是当前国家间竞争与博弈的重点。目前已知的技术均有其“边界”和“终点”，而AGI技术发展的边界仍是个未知数。有鉴于此，对于已经占据AGI技术权力制高点的国家和闭源大模型企业而言，无论是出于对AGI技术发展边界未知的恐惧，还是出于保持AGI技术遥遥领先的权力控制需要，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拒绝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的转让。事实上，技术主导权争夺加剧了大国间的竞争博弈，导致当下国际技术合作紧密度的快速下降。这一趋势不仅在先进生产制造领域充分显现，而且在“自由探究”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也有所体现。美国对中国实行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封锁的政策就是对此的有力说明。因此，当AGI技术发展边界未知带来技术主导权未定，战略恐惧感隐性嵌入AGI自身发展逻辑之中时，国际技术合作与科学技术交流的深化将被严重排斥，全球面临新的技术割裂与不均衡。 

　　 最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层次的权力分配问题。目前“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权力分配中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尽管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发出高级别倡议，呼吁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采取包容性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但现实情况仍不乐观。虽然在2025年的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大放异彩，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技术还是鲜见身影。不平衡不仅充分体现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会议和论坛参与度上，也反映在人工智能发展技术专利的拥有量上。除中国外，全球发展中国家所拥有人工智能已授技术专利不足1%。发达国家已经垄断了“全球南方”数字基础设施，并使“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榨取性技术依赖。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自主技术薄弱限制了其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自主权，并使得它们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存在被边缘化的可能。而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主张，特别是中国开源大模型的出现则可望使既有的人工智能治理权力分配极度不平衡的局面被打破，进而建设“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 

　　综上所述，AGI通过技术自创生循环强化某些国家的非对称性权力并使之极化。与此同时，科技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AGI技术发展中催化出更庞大的复合型权力，形成新的“权力极”，这是已往国际体系未曾面临的新问题。就国际稳定而言，传统研究提出了“单极稳定论”。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已往技术的认识上的。拥有强大AGI能力的国家或联盟是否会为实现自身权力而带来更多冲突？极端主义力量是否会借用AGI技术实施更多恐怖主义行为？上述问题显然是AGI加速权力极化可能带来的国际稳定新隐忧。 

　　结语 

　　恩格斯在1894年《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明确指出了“全部技术”对国家、政治、法等带来的决定性影响。就当下而言，AGI作为“全部技术”集成也必然会通过重塑国际权力影响国际关系。但正如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指出的那样，目前，人类自身距离物理定律的极限依然十分遥远——以当下最先进的计算技术与物理的极限之间进行测算，还有庞大的33个数量级需要跨越。发展进步中的AGI与其物理极限亦有相当大的距离，其可能性和变化性给国际权力构建与国际关系变化带来的挑战将是持续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开源与闭源技术的路线选择，表面上看似是技术生态之争，但实质上背后深蕴着国际权力的重大博弈。 

　　总之，AGI推动的国际权力重构将带来国际关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并不似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讨论的技术旧系统内的转变和重构，而是在AGI塑造的新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中，以技术自创生为动力源的国际关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开源”与“闭源”的技术路径之争，表面上关涉技术生态体系的选择，实则映射出国际权力配置中的制度逻辑与竞争结构。在此背景下，推动构建更加包容、公平、可持续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生态显得尤为关键。中国作为全球极少数具备大模型研发与应用能力的国家之一，已展现出在新一轮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中的关键影响力。特别是中国在开源生态体系上的探索，为打破既有技术壁垒、降低技术采纳门槛提供了可能路径，也为建设全球性技术普惠机制、实现多方参与的治理结构贡献了可行经验。 

　　未来，各国能否在应对技术权力不均的同时，推动构建协同发展、共享红利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以此实现“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变迁中的制度协调能力与技术正义底线，进而避免因技术垄断而导致的全球权力极化风险。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萍  吕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