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制是先秦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考察商周国家形态、社会结构诸层面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所谓“服”，本义为服从、服事，引申指统治者分派各级贵族承担职事及相应的义务，亦即职贡。一旦职贡的划分通过地域对应性体现出来，便奠定了服制的基础。众所周知，殷商西周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内外服制，内服和外服之分，不仅反映出王朝地方管理体制的差异性，同时也是统治者实践政治地理构想的产物。文献关于畿服的记载，按服数不同尚有“三服”“五服”“六服”和“九服”之别，甚为复杂，但影响深远者莫过于“五服”和“九服”。鉴于夏商周三代的特殊历史地位，经典文本中的畿服长期被视作政治典范，这种由中心到四方递变的圈层结构，成为古代国家理想的空间秩序，备受后世推崇乃至效法。

　　 近世以降，考虑到畿服的规划过于齐整，学术界普遍视其为晚出之作。如郭沫若尝言：“畿服之制乃后人所伪托。金文无畿字，服字多见，与《酒诰》义同，并非地域之区划也。”只是针对服制的年代层次，诸家的认识不尽一致。顾颉刚、胡厚宣均主张《国语》“甸”“侯”二服本乎史实，其余各服多为后世析出。徐中舒、唐嘉弘则认为，《国语》“五服”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的观念，而《禹贡》“五服”和《周礼》“九服”是对古史理想化和规范化的成果。当然，即便是经过后人整理形成的畿服学说，其中也会存在较早的史实依据，近年陆续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探索，并就服制的产生背景提出新见。至于“五服”和“九服”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二者属于同类型畿服的扩展，区别主要在于服名的调整和幅员的盈缩。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不同服制构成要素的内质差异，如赵伯雄认为，《周礼》对“甸服”的安排要较《国语》合理。裘锡圭进一步提出，诸侯称号的“侯”“甸”“男”之“甸”源于商代田官，有别于《国语》和《禹贡》“甸服”之“甸”，后者的语源则是古文字资料中的“奠”。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视域的扩展，先秦畿服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既有成果往往偏重于制度的“证实”或“辨伪”，对不同服制的关系及其转型过程的考察相对有限，言人人殊的局面亦有待改观。问题的肯綮，显然在于通过“循名责实”澄清有关素材的年代层次和使用逻辑。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史料溯源、制度考实和廓清流变三个层面展开研究。首先，对《国语》《禹贡》“五服”和《周礼》“九服”各服的内涵与属性加以缕析，分别追溯其史实来源或现实依据。其次，在此基础上，紧扣政治实践与制度设计的界限，考察服制规划的基本思维，同时关注其间隐含的文本加工痕迹。最后，重新审视三种服制的关系，厘清彼此之异同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总之，通过考察先秦服制源流与相关学说的演进脉络，不仅可以从史实层面复原商周国家形态的面貌，亦有助于理解畿服在后世经历重构与复现的思想基础，从而揭示这种宏观政治地理模式在长时段背景下的历史意义。 

　　一、 《国语》“五服”所见商周内外服的基本架构

　　二、 《国语》“要服”“荒服”之分与西周服制的发展

　　三、 《禹贡》“五服”的史实改造与空间思维演变

　　四、 《周礼》“九服”体系的扩大与复杂化

　　余论 

　　通过对《国语》《禹贡》“五服”和《周礼》“九服”的事实基础、文本素材及编排逻辑的考察，目前已初步厘清这三种经典服制的属性与相互关系。《国语》“五服”基本反映了西周服制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代表了周人历经治理实践形成的“天下”格局。在“五服”体系下，不同类别政治实体的空间分布，与西周国家的政治地理结构呈现对应关系。其中，“甸服”和“侯服”分居周邦内外，空间秩序相对谨严，“宾服”则与“侯服”杂错相处。“要服”以东夷、淮夷及群蛮为代表，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王朝东南边域。戎狄作为“荒服”，散布于今黄河流域的甘、陕、晋、冀诸省，相对方位处在王朝核心区的西部和北部。准此，《国语》“五服”的空间布局，宏观上即展现出以王都为核心，周边环绕“甸服”，外围再以“侯服”“宾服”共同拱卫的架构。

　　 相较于《禹贡》“五服”的典型圈层，上述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作为王朝核心的都城和“甸服”，并非位于平面的几何中心，而是偏向西端，整体呈现东西不对称的景象。究其根源，主要因为周人本系西土“蕞尔小邦”，历经克商、平定“三监”之乱和征东夷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其势力范围渐次向东扩展；相应的，周王无论是分封诸侯，抑或褒封先代苗裔、笼络故旧势力，针对的目标多在东南方向，族群与政治势力重组的主要场景也位于王朝东部地区。这一空间布局，不仅受到周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立国后建立藩屏、防御东方敌对势力的现实需要，可以视作“夷夏东西”对立格局在有周一代的延续。第二，除了“甸服”与外部是以周邦为限，大致可以勾廓四至，其余诸服之间基本没有明确而完整的空间界限。正如戎生编钟（《新收》1614）称皇祖宪公受封“外土”，职掌戎务，父考邵伯辅佐晋侯，可见晋与诸戎都处在周邦“外土”范围。如是，不仅“侯服”和“宾服”可以并存于同一地理层次，“要服”与“荒服”也未被严格限定在最外侧圈层，其分布地域到王朝核心区的空间距离甚至不排除近于部分“侯服”，从而加剧了整个结构的不平衡性。 

　　 就制度而言，《国语》“五服”体系涵盖对象全面，分别部居合理，然而具体落实到地理层面，则难称尽善，突出表现为空间分异的不均衡特征。众所周知，周人兴于西土，倾覆之祸亦起自西土，若以政治地理的视角观察，相当程度上缘于西土分封制度的不健全，未尝设置具有一定规模封域和武装力量的诸侯作为屏障，以致戎狄的军事行动极易渗透至王朝核心区。不可否认，这种“重东轻西”的基本方略，在西周早期领土扩张阶段曾起到重要作用，但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统治者只是通过成周的营建，完成“宅兹中国”的转型，却未对原先的战略布局作出关键调整。这或许是因为周穆王以后淮夷、南夷集团叛服不定，成为王朝的心腹之患；而在周人的观念里，戎狄终究“荒忽无常”，难以强制管束或彻底征服，加之近畿地区世族、邦君势力盘根错节，亦可作为王室之翰。故西周晚期戎狄入寇，畿内频频告急，战事即多由西北边域而起，尽管周人起初尚有余力肃清来犯之敌，但西土的空间危机已不可扭转地愈演愈烈，日益积重难返。至幽王之世，周王室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再起争端，原本能够维系周、戎关系的西申，转而联合缯与西戎建立同盟，改变了政治派别的力量对比，同时造成王畿西北的门户洞开，最终导致宗周覆灭。由是观之，相较在东方地区广建“侯”“卫”，层层设防抵御外侮，周人似乎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西土本位意识的束缚，长期将关中西部视作“后方”，并采取相对传统的治理模式，主要依靠本地多股势力的近距离制衡，使王室与戎狄保持相对疏离的状态。然而上述稳定状态一旦被打破，“侯服”缺位的弊端便会显现出来，为“荒服”的空间失序创造条件，使周人陷入“藩屏守外而强敌在侧”的困境。因此，这种诸侯遥居东方、王室僻处西土的政治地理格局，无疑对王朝兴衰产生了重要影响。 

　　纵观先秦畿服的演变脉络，其核心问题不仅在于追溯商周服制是如何起源并逐步发展的，也包括东周以后服制又是如何被不断重构乃至复现的，因而并不局限于“由真化幻”的单一路径。毕竟，作为制度设计的畿服，既是现实世界的反馈与升华，又是统治思想的提炼与实践。正如《禹贡》和《周礼》的畿服规划，普遍呈现从中心到四方等距离扩展的景观，根本上改变了《国语》“五服”结构的不平衡性。尤其是《禹贡》开始格外强调“夷夏之防”，并通过“绥服”的创设，专门在“华夏”外围增补缓冲圈层，将“四夷”排斥到边缘地带。这种空间规划虽然带有空想色彩，却有助于弥补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缺陷，就内在逻辑和思想动因考虑，也许正是汲取了宗周覆亡的经验教训。

　　 从长时段的视角看，东周知识阶层关于畿服的规划设计，不仅重塑了时人对所谓周制乃至夏制的认识，而且通过儒家的“经典化”，为后世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文本依据和思想指南。与周人立国相似，西汉前期同样是基于“坐西面东”的空间理念，建立起以关中郡环绕内史为根基、再以关外郡为屏障防范东方诸侯的布局。然而经过汉武帝年间的政区调整，形成了“京畿—内郡—边郡”的圈层结构，这种“内外有别”的特征与《禹贡》“五服”体系更为契合，从中可以窥见先秦畿服传统对塑造汉家天下的深刻影响。当然，相比“五等爵”、“昭穆”宗庙制、“二王三恪”等同样成型于东周时代的政治范本来说，畿服若要实现从纸面文章到客观世界的转化，终究受制于政治空间和地表形态，因而它在后世的实践，往往难以如前者那般直观而彻底。不过，出于对夏、周之制的推崇，以及现实政治的需要，畿服模型所蕴含的空间思维和秩序观念，依然被完整地继承下来，深深嵌入了古代中国的宏观政治地理结构，并通过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朝贡体制等途径不断复现。上述畿服历经从史实升华为理想蓝图、又重返现实层面的循环演进，正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客观写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武雪彬 责任编审：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