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一套美西方国家立足于自身立场而构建的“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观。该史观从西方意识形态出发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西方战场为中心，将德国入侵波兰或日本偷袭珍珠港视为二战起点，片面强调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美化其在战后的新殖民主义行径。同时，日本、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延续法西斯主义战争观，歪曲侵略历史，否认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这些带着历史虚无主义色彩的二战史观，长期流行于国际二战史研究领域，不仅混淆视听，而且对捍卫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果实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系统阐述正确二战史观，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知识体系，引导人们更加公正、客观地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确立和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准确地把握二战爆发的根源、战争性质及其演变、战争力量消长及其原因、参与各方及其地位作用、战争后果以及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观 

　　研究二战问题，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战争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为根本遵循。

　　（一）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是全面把握二战本质及其历史变化的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的现象，是阶级矛盾尖锐化、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出现的一种战争形态；随着战争的发展，帝国主义战争演变为被压迫、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反侵略的战争。

　　恩格斯指出，“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深刻阐明了战争发生的深层次根源，在阶级社会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深刻阐明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就是说，对于战争的起源，必须从政治上看待，从阶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上看待，而不能脱离阶级关系和社会形态，从抽象的所谓“正义论”“人性论”看待。

　　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战争形态也发生重大变化。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战作为人类战争的一种新形态开始出现，它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维护和加强殖民地的依赖性、夺取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分裂和镇压工人的国际革命斗争等手段，人为地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斯大林尖锐地指出，“战争是铁的事实，任何东西都掩盖不了。因为用任何‘轴心’、‘三角形’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都掩盖不了如下的事实：就是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广大领土，意大利侵占了阿比西尼亚，德国侵占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占领了西班牙，——这一切都是违反非侵略国的利益的。战争始终是战争，侵略者的军事同盟始终是军事同盟，而侵略者始终是侵略者。”

　　1939年，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

　　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辩证法，战争亦是如此。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不平衡既引发了世界性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又孕育和形成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和人民反对侵略的革命战争，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对此，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这是“历史上所有一切战争中唯一合理的、正当的、正义的、真正伟大的战争”。也就是说，以革命战争反抗侵略战争，以民族解放抵御民族压迫，以社会主义取代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是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维护公平正义、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

　　 斯大林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及其历史辩证法作出比较完整的分析：“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危机的结果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危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它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恢复民主自由。苏联参加反轴心国的战争，只能加强——并且确实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的和解放的性质。”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以及由此而爆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旨在“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这一论断揭示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人民性与世界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正义性、进步性，书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篇章。 

　　（二）东方主战场理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深刻阐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世界共同参与、共同完成的战争，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主战场，不是片面以英美为中心的战争。苏联的欧洲主战场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中国的东方主战场，以及受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亚非拉人民的共同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东西方战场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结果，而不是片面的美西方主导的结果，虽然他们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世界人民为主体的正义战争，是全世界人民付出巨大牺牲而获得胜利的战争，战争的主体是全世界人民。东方主战场在二战全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之一，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为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为6000余亿美元，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了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地位，形成了关于东方主战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同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重申：“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2025年5月7日，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指出：“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决定性贡献。”

　　 东方主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在强调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亚洲—太平洋战场）中的关键性作用。东方主战场理论包括下列意涵：中国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意涵有力地驳斥了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美西方二战史观。中国战场打击并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最高时占比超过70%），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为盟国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的胜利争取了时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旷日持久的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牵制着大量日军，大大减轻了美英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压力，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战区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中国国际地位得到了巨大提升。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四国率先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随后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等22个国家正式加入《联合国家宣言》。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中国代表参加了开罗会议、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构建者之一，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体现了东方主战场的历史贡献。  

　　东方主战场观点提出后，西方一些实事求是的学者逐步接受了这种正确的观点，充分肯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认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是九一八事变。如英国学者安德鲁·N.布坎南所著《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认为，日本自1931年开始对中国和东南亚发动战争，二战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奥弗里的《鲜血与废墟：最后的帝国战争，1931—1945》(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 )提出，从全球视野来看，九一八事变标志着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处，日本试图通过暴力建立新的帝国和秩序，是新的帝国时代的开端。

　　 在亚洲学术界，认同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早在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时期，进步学者鹤见俊辅即于1956年提出“十五年战争”之说，认为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受此影响，家永三郎、江口圭一、黑羽清隆、伊藤隆、今井清一、藤原彰等史家也都有相关论述。也有西方学者将七七事变作为二战起点。例如，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提出“1937年说”，认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并从那时起开辟了东方战场，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方德万同时强调，二战概念完全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视角，导致很多英美二战史书写忽略了中国抗战的意义。他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着重从中国内部寻找答案，体现出“国际化的视角、长程的历史观与内部取向的历史观”的学术特点。英国学者弗兰克·麦克林恩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则突破了战时中外关系研究以中美和中苏关系为主的研究视野，开始关注中英在缅甸合作抗日的史实。长期致力于二战战略史研究的剑桥大学教授戴维·雷诺兹指出，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是出于回应战后初期历史论著和亲历者回忆录对其不利的描述，确立自身历史地位，以及在对苏冷战背景下，加强英美特殊关系等现实考虑，对史实进行剪裁的产物。上述研究为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力量。 

　　 东方主战场理论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依据和时代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根本宗旨。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必须警惕一切否定和篡改历史的企图。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才能真正捍卫二战胜利果实；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与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才能开辟国际秩序新境界；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战争循环相促。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殖民扩张老路，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基础，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以百年来探索“中国往何处去”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往何处去”提供路径借鉴，为倡导各国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一条现代化新路。 

　　（三）警惕和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观 

　　“西方中心论”构建的二战史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出发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二战片面地定义为所谓“自由世界”（英美法）对抗“邪恶世界”（德意日甚至苏联）的战争，忽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刻意遮蔽英美等国的帝国主义性质；严重回避战争爆发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掩盖自身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其妥协、纵容甚至支持法西斯主义发动、扩大侵略战争和绞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责任。西方学术界通常认为，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二战的开端。英国著名战略学家李德·哈特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伦敦经济学院教授D.C.瓦特所著《战争如何来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近因 (1938—1939)》等都是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作。

　　美西方二战史观主导下的二战历史叙事，以自身参与战争的过程为历史主线，把西欧、北非和太平洋战场作为二战的核心战场，将德国入侵波兰或日本偷袭珍珠港视为二战起点，回避了其通过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利益，绥靖纵容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责任，夸大它们的所谓“正义性”，片面强调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所谓“领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漠视、贬低、污蔑甚至全面否定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中国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受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亚非拉人民的参与和贡献。

　　 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刻意解构战争性质，意图重新谋求军事政治大国地位。其中，日本右翼坚持军国主义史观，否定日本侵略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劳工和从军慰安妇等，拒不反省战争责任，片面强调自身“受害者”身份，突出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将日本粉饰成战争“受害者”，淡化其作为侵略者的角色。如秦郁彦、亩本正己等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甚至声称大屠杀是“虚构”或“夸大”；关于慰安妇问题，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公开称“没有强征证据”，试图推翻1993年的“河野谈话”。德国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强调德国是大轰炸受害者，淡化纳粹暴行，诬称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是所谓道德上的“暴行”、法律上的“犯罪”，妄图通过强调德国平民经受的苦难来淡化甚至否认纳粹罪行。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AfD）即为典型代表，该政党多次发表争议性言论，批评德国主流社会对纳粹历史的反思是“过度自我谴责”，呼吁停止为纳粹历史“忏悔”等。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二战历史研究，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二战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体系。但是，美西方为维护现实霸权，长期把持国际二战史研究主导权，纵容甚至支持日德的“历史修正主义”和“去历史化”行径，操弄二战话语，配合其所谓“遏制”战略，对俄罗斯、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为此，我们应当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契机，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遵循，坚持唯物史观，推出更多二战史和抗战史成果，以正确二战史观，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知识体系，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二、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全面准确把握二战的多重性质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必须全面把握二战的多重性质。二战的爆发是多重矛盾交织激化的结果。这些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同广大被奴役被压迫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实践之间的矛盾，法西斯主义与全世界热爱和平、正义、自由的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战争性质的多重性，我们应该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对二战性质作具体分析。

　　第一，二战爆发的根源首先在于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这就决定了二战首先是德意日等奉行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同英法美等奉行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掠夺世界资源而重新瓜分世界的非正义战争。

　　 战争的这一性质，揭示了二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德意日法西斯帝国主义与英美法自由帝国主义同根同源，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期间，在一些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具有极端的反动性、侵略性、专制性、残暴性、掠夺性。法西斯主义与自由主义既有同源性也有对立性，同源性是绝对的，对立性是相对的。一方面，在法西斯主义触及自由主义根本利益之前，或是被自由主义基本压制之后，自由主义往往对法西斯主义采取绥靖政策和妥协政策，并利用乃至支持其绞杀国际共产主义力量，镇压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和地区的反帝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当德意日等法西斯主义国家严重触及美英法等自由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时，双方矛盾就会彻底激化，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美英法在德波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绥靖政策，美国在二战胜利后主导日本、联邦德国的所谓“民主化改革”并成为资本主义阵营霸主，当代美西方国家对日德“历史修正主义”的纵容，正是二者同源性的证明。德国入侵波兰，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英法才与苏联、中国等进步力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则是二者对立性的证明。 

　　实际上，二战在世界东西方的全面爆发，是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绥靖政策密切相关的，充分暴露了上述帝国主义国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妥协性、被动性。二战的这一性质，直接导致战后资本主义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美国因其在战争中获利而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的霸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格局在战后得以形成并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力量构成和发展方向。

　　二战的这一性质，绝不应该被掩盖和回避，否则就遮蔽了战争爆发的根源。但是，美西方国家“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观，恰恰刻意回避这一根源和性质，从所谓抽象的“正义论”出发，否认其与法西斯主义的同源性，片面凸显二者的对立性，构建美英法的“正义”形象，掩盖其反动的一面；德国，尤其是日本的右翼政客和学者更是竭力否定其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这种态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西方国家的纵容。

　　第二，二战具有英美法帝国主义纵容、支持法西斯主义企图阻挡乃至绞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争性质，也由此引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和发展共产主义的斗争。

　　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且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法西斯主义作为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高举“反共”旗帜，并得到了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一定程度上的纵容或变相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就是集中体现。

　　 美英法帝国主义为维持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和殖民体系，在法西斯主义尚未触及它们的根本利益之前，利用、支持法西斯主义绞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希望把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引向社会主义苏联和追求独立解放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交报告，要求“立即召集理事会，阻止此种形势的扩大及恢复事变前原状，并要求赔偿损失和采取有效的方法保障国际和平”。然而，英法主导的国联理事会无视日本入侵中国的事实，避重就轻，向中日两国发出“紧急通告”，呼吁双方同时撤兵。国联甚至罔顾事实，认为“日本对满洲没有侵略野心”，日军出动是为了保护侨民的安全，令日军得寸进尺，更为猖狂。时隔半年后，1932年4月，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才来到沈阳展开调查。9月，李顿调查团完成调查并形成最终报告。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但希望日本放弃其利益是不可能的。报告提出的方案是：“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满洲自治”，“以有效的地方宪警维持”“满洲之内部秩序”，“将宪警以外之军队，扫数撤退”；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这一所谓的“调停”方式，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纵容并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野心，加速其法西斯化，也暴露了英法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同源性。 

　　 同样，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1939），法西斯德国将西班牙当作反共产主义的战场，公开支持叛军佛朗哥国民军，对西班牙进行了大规模干涉。希特勒派遣了一支由空军、装甲兵和军事顾问组成的部队（约1.9万人）参战，名义上是“志愿军”，实则为纳粹的正式军事力量。法西斯德国还向佛朗哥国民军提供坦克、飞机、火炮等装备，并通过葡萄牙转运物资（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支持佛朗哥）；向佛朗哥国民军提供空中支援，切断共和军补给线。面对法西斯德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英法同样采取绥靖政策。1936年9月，在英国和法国的倡议下，27个欧洲国家签订了《不干涉协定》，禁止向西班牙内战双方出售武器或提供军事援助。英国还主导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以监督协定的执行。这一政策名义上是为了防止战争扩大，实际上剥夺了西班牙合法政府（共和军）从国际社会获取武器的权利，而佛朗哥叛军却可以继续从法西斯德国获得大量武器和军事援助。最终导致西班牙合法政府被推翻，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实现了法西斯势力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削弱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英法最终自食恶果，在二战欧洲战事爆发初期遭受了重大损失。 

　　 与之相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力量从一开始就站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遏制帝国主义以及反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力量，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开展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和国际支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先举起抗日大旗，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序幕，在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争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在推动展开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斗争中，自身力量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壮大；西班牙共产党和国际纵队奏响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序曲；苏联通过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等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一场为全人类的未来而战的伟大卫国战争。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壮大了社会主义政权，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信心，带来了希望。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拉开了殖民帝国终结的序幕，揭开了被西方殖民主义奴役的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新篇章。  

　　此外，法国、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希腊、越南等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也始终挺立在反法西斯战线的最前沿。二战胜利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推动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步入高潮，形成“第三世界”，为彻底瓦解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战的这一性质，反映出英美法帝国主义同法西斯帝国主义具有相同的反动性，都力图阻挡引领人类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彰显了共产主义的强大感召力，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纷纷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美西方的“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观，把德国闪击波兰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作为二战爆发起点和扩大的标志，把西欧—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为叙事重点，就是为了掩盖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绥靖妥协和反动立场；他们刻意歪曲、丑化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力量，甚至把共产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画等号，否定并贬低苏联和广大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人民在二战中的重大贡献。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二战史问题上的典型体现。

　　第三，二战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其他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战争。

　　二战是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帝国主义势力强加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及其他弱小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头上的，被压迫人民奋起反抗，发起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

　　 1939年8月31日，希特勒发布作战命令，9月1日凌晨，德国空军首先对波兰机场、铁路枢纽和动员中心进行轰炸，掌握了制空权。之后，德国陆军在空军掩护下逐步推进，于10月6日结束波兰战役，获得速胜。波兰人民从此开启了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1941年3月，德国说服南斯拉夫政府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两天后该政府被推翻，以杜尚·西莫维奇为首的新政府宣布独立。后德国决定发动巴尔干战役，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1941年4月17日，南斯拉夫政府投降。1940年5月法西斯德国“闪电战”横扫欧洲，荷兰、法国相继沦陷，英国也岌岌可危。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极大刺激了日本“南进”的野心。1940年9月，日军南下进驻法属印支北部，迈出“南进”的第一步。1941年12月，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加快南下步伐。到1942年春夏之际，日军已基本消灭英、美、荷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占据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这些被德意日法西斯铁蹄践踏的被压迫民族与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力量是天然的同盟军，是最为彻底的反法西斯力量。在法西斯的暴行下，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奋起反抗。例如，在东亚，朝鲜革命领袖金日成组织抗日游击队，与中国抗联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来犯之敌。在东南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和越南抗日武装积极行动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欧洲，法国、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家人民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与侵华日军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就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在被压迫民族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在中华民族进行全民族抗战的最紧要关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并助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8月，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向中国提供2.5亿美元低息贷款，用于向苏联购置飞机、大炮和坦克等军事装备。据统计，从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苏联援华飞机904架，其中重型和中型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牵引车24辆，汽车1526辆，各类大炮1190门，轻、重机关枪9720挺，步枪5万支，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发，飞机发动机221台，以及相关物资。苏联不仅提供军事装备，还对日本进行军事打击。在祝贺苏联航空志愿队轰炸日本松山空军基地凯旋的庆功宴上，宋美龄说：“你们用这次空袭表明，苏联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国人，在危难中援助了中国。”在武汉会战期间，苏联在外交场合也对中方给予了有力支持。在1938年5月召开的国联理事会上，美英等国代表只是口头上对日本表示谴责，而苏联代表则明确提出应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其后不久，苏联政府即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谴责日本空军轰炸武汉等地。亲历当时外交风云的顾维钧亦谈到：“14个月来中国实际上是单枪匹马捍卫国联的事业，除苏联外没有从其他会员国得到任何真正的支持。”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高度赞扬支援中国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大队长库里申科：“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二战的这一性质，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广大被压迫人民获得了解放。二战后，亚非拉地区涌现出一大批民族解放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非洲的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的古巴等，这些国家的独立标志着二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重大成果，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恩赐”的结果，而是广大亚非拉人民经过流血牺牲、付出巨大代价、经过正义战争赢得的民族独立和解放。

　　美西方的二战史观刻意不宣传乃至否定战争的这一性质，片面强调自身所谓“正义性”和“决定性贡献”，漠视、贬低共产主义力量以及广大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贡献，一方面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帝国主义本质和战争责任，另一方面是把自身打扮成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救世主”“奉献者”“解放者”，要求“被他们解放”的人民来感谢他们，甚至至今依然妄想充当这些国家和人民的“主子”，让这些国家和人民在他们面前俯首听命，为维持现实霸权和不公正国际秩序建构所谓的“历史合法性”。

　　第四，二战是全世界热爱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侵略暴行的战争。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反动的一翼，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被侵略被压迫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都加以反对，从而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1940年不列颠空战、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42年中途岛海战、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1944年诺曼底登陆，到1945年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世界各国人民经受前所未有的苦难和煎熬的同时，这些被法西斯势力戕害的被压迫民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全世界正义力量团结一致，共同战胜了最具侵略性、最反人类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

　　二战的这一性质，揭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步性，即面对人类共同灾难时，全世界热爱和平、正义、自由的人们可以超越社会制度差别、搁置意识形态偏见和文明差异，基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携起手来共渡难关。

　　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构成是复杂的，各参与方的目的动机、贡献大小是不一样的，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始终存在，有的时候是非常尖锐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他们本国的利益，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不全力支持甚至加以制约，对法西斯主义往往采取妥协绥靖甚至保护政策，对共产主义运动则加以限制甚至公开打击。苏联比较全面地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独立运动和解放斗争，例如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长期给予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给予重要理论指导和物质支持。广大被压迫被侵略国家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坚决、最勇敢，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主体。

　　必须指出，上述四种矛盾及其决定的四种性质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同时存在、相互交织、此消彼长、相互转化，最终，全人类与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世界格局中的主要矛盾。推动这一矛盾转化的主要力量正是共产主义力量和受帝国主义奴役压迫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正因为他们与法西斯主义进行艰苦卓绝、持之以恒的斗争，团结和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民众的支持，才使得正义性成为战争的主流，并最终形成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西方的二战史观企图把英美法等塑造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所谓“缔造者”和“领导者”，就是为掩盖上述历史事实，争夺二战史的话语权，独霸二战胜利果实。

　　三、坚持坚定的中国立场，阐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以分为以中国战场为主的东方战场和以苏德战场为主的西方战场。中国人民在14年浴血抗战中始终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最坚定纯粹、正义性质最鲜明、付出牺牲最巨大，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抗日战争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抗日战争具体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组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日英美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右派与苏联及其支持下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英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之间的矛盾（中苏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这四组矛盾的运动变化，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趋势。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东方主战场的序幕，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进一步激化美日矛盾，中国共产党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助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中国战场长时间打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制约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作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基地，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有力支持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英美的“先欧后亚”策略，策应了盟军的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解救被困英军，挽救了盟军在东南亚的危局。1943年下半年，中国战区在缅北、滇西和敌后战场逐步转入局部反攻，1945年8月转入全面反攻。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不仅在中国战场抗击了大多数日军，而且在国际战场极大地支援了盟军作战。中国战场是当之无愧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绝不是“搭便车”或“靠外援”侥幸赢得的胜利。

　　 中国人民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凝聚起打败法西斯的磅礴合力，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在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构建战后秩序的讨论，共同制定《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亦确立了大国地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为中国提高国际地位创造了历史机遇，为中国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奠定了基础。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四国代表率先在美国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奠定了战时中国的“四强”地位。中国通过与英、美等国谈判，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通过开罗会议、波茨坦会议，加强与盟国军事合作。“1945年4月，中国同美国、英国、苏联共同发起旧金山会议，共商建立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大国地位的重新确立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是中国战场的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换来的，绝不是他国他人的恩赐。 

　　（二）中国战场是决定东方战场乃至整个二战最终成败的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强势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状况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政治上虽然已经形成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不断挑起事端，双方摩擦不断；在国际上，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未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此外，日本先后扶植伪“满洲国”政权和汪伪政权等伪政权，进一步分化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军事上，中国军队缺乏坦克火炮等重武器，海空军力量更为薄弱，士兵训练不足，部分地方部队武装极差，力量之薄弱可见一斑。 

　　 中国战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无论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国内抗战还是出国作战，战况异常惨烈，牺牲异常巨大。一方面，日本奉行“大陆政策”，其核心是侵略中国。因此，日本陆军是其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中国战场把日本陆军主力牢牢困在中国，使其北进受阻，南进受限，也不能实现与德国会师中东的目标。另一方面，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缺乏战略纵深，希望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维持和扩大侵略，但中国战场尤其是敌后战场的活跃，把日军的战略后方变为前线，让日寇疲于奔命，打破其以战养战的企图，使其无法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始终抗击着日军主力，彻底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强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北进”或“南进”的战略部署，彻底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企图会师中东、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黄粱美梦。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为破坏中英美滇缅公路战略物资补给，打通南进交通线，1942年1月，日军以第15军为主力从泰国进入缅甸，迅速击溃英军防线，占领仰光、曼德勒等要地。为支持同盟军作战，中国方面派遣了十万远征军赴缅甸支援盟军，历时三年，转败为胜，不仅打通西南国际交通线，更有力支援了国内的正面战场以及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曾参与指挥作战的威廉·斯利姆将军在其回忆录中高度赞扬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贡献。为挽救太平洋战争的颓势，1944年4月，日军接受“一号作战”命令，发动豫湘桂战役，妄图攻下豫湘桂三省，打通到越南的交通线铁路线、摧毁空军基地，削弱中华民族抗战意志。由于日军蓄谋已久，豫湘桂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全线溃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向日军发起进攻。1945年，抗日根据地先后发起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共歼灭日伪军16余万人，攻克和收复了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000余万人。这种反攻态势，在客观上牵制了日军，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最后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征程上的里程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重塑了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抗战胜利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关键转折点，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基础、精神基石和发展基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对世界文明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彻底洗刷了近代以后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抗日战争彻底终结了近代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1945年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与联合国创建，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标志着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这一胜利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中国的野心，同时加速了西方列强在华特权的消亡，为新中国主权独立扫清了障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并没有摧毁中华民族，而是淬炼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人物展现的铁骨铮铮气节，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彰显的同仇敌忾力量，共同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种精神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石。

　　（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立场、无产阶级属性、民族复兴使命、国际主义精神决定其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决定其必然要身处世界反帝斗争最前线，决定其必须肩负起领导抗战、团结人民的历史使命。一是率先举起抗日大旗，抗战意志最为坚定，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从1931年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对日战争宣言》，再到《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坚决站在抗战最前沿，从未妥协、动摇过。二是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作为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三是确立“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指引前进方向。四是开辟敌后战场，变敌后为前线，打破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企图，为战胜日寇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虽然形成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抗战的根基在敌后、力量在敌后、希望在敌后，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扭转战局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率先揭示战争的反帝性质，以巨大政治勇气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以持久战为核心的战略部署，开辟敌后战场，沉重打击日军；坚持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相统一，全面推进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擘画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积极谋划和推进抗日外交，参与创建联合国，为争取我国大国地位和正当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多次强调。2020年，他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2025年7月考察百团大战纪念馆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而壮大、在抗战考验中壮大，这种壮大，是中华民族进步力量的壮大，是世界民主、正义、和平力量的壮大，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壮大。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构建中国自主的二战史知识体系，系统重构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理论框架和叙事体系，引领国际二战史研究方向和舆论导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摆脱美西方国家“西方中心论”的二战史叙事体系，全面准确地把握二战爆发的根源和帝国主义战争性质，揭示英美法帝国主义同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同根同源性；全面准确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二战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肯定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展示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力量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引领力量；全面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明确东方主战场在二战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彰显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贡献，彰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地位；全面准确把握二战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不能以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来掩盖二战的全部内容；全面准确把握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同参与者的地位作用，充分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是以共产主义和受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人民为核心力量，团结全世界热爱和平、正义、自由的人们，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民族解放和革命战争，决不能贬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广大人民的力量而片面夸大美英法帝国主义的贡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彰显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心和强大能力；坚定人民立场、把握国际大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加丰厚的历史智慧、更加先进的思想资源、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于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