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在国际贸易争端升级、区域安全局势紧张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叠加影响下，跨境投资波动有所加大，全球生产网络的稳定性受到较大冲击，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为此，跨国公司开始对其产业链体系进行重新布局，以短链化应对产业链中断的潜在风险。各国政府也在不断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本地化生产活动，以国内产业链代替全球产业链，降低本国对国外中间品的进口依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近岸化、多元化等新趋向，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因此，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与韧性，对于着力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意义重大。 

　　 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在吸纳就业、稳定出口、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中国制造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因素。近年来，诸多干扰在华外资稳定发展的不利因素，对中国宏观经济、就业以及产业链安全稳定造成一定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5年就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更好坚持。他在2025年3月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再次强调，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稳外资”不仅是中国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考察和评估外资企业动向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多重影响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产业链安全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联网络的整体稳定与有序运行，在受到外部冲击时能较快实现自我适应，即使在极端情况下也能保证基本运转。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的产业链安全取决于自主掌控产业链关键技术与环节，以降低外部负面冲击影响，并迅速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产业链风险敞口通常指一国产业链暴露在国外的脆弱环节，衡量了负面外生冲击对产业链潜在影响的大小和发生的可能性。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国内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以贸易总值、贸易增加值比重或生产环节暴露在国外的比重，作为产业链风险敞口的测度指标。这些测度方法忽略了外资企业生产活动，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风险暴露程度等同看待，无法准确测度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具体而言，外资企业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控制权主要归于母国，大部分收入也会转移至母国境内，更易受母国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影响。考虑到外资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必要将其纳入产业链风险测度框架，更为全面准确地评估中国产业链风险。 

　　 鉴于此，综合考量纳入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一国产业链风险，并利用反事实分析，模拟外资企业转移可能引致的经济冲击，可以更为系统地识别中国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相对于已有文献，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如下。第一，基于生产链长度视角，结合国家间双边关系权重，构建纳入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产业链风险指标测算体系。通过对传统测算方法的拓展，准确测度外资企业生产活动引致的产业链风险，可以弥补现有研究忽略外资企业生产活动而低估产业链风险的缺陷，有助于强化对产业链风险和薄弱环节现状及其动态变迁的评估分析。第二，综合产业链风险的国别集中度和双边结构关系，系统识别产业链风险的潜在来源。深入考察产业链风险暴露的具体国家，识别风险暴露的具体来源，以及是否存在国别结构失衡状态，有助于探索产业链风险发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对于科学合理地分析中国产业链风险尤为重要。第三，利用反事实分析，模拟考察外资企业转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利用投入产出分析中的反事实分析方法，模拟不同情景下外资企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而评估中国产业链的抗风险水平，有助于提升相关风险研判与防范化解能力。 

　　一、问题的提出 

　　（一）外资企业转移带来的主要风险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势力异军突起，尤其是在2018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制造业回流计划，试图推动外资企业从东道国加速转移。外资企业转移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东道国经济造成冲击。从微观层面看，外资企业转移会削弱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无形资产规模、培训支出和财务流动性，导致本土企业的生产率、销售额和出口额下降，并通过增加贸易成本和融资约束，对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规模与经营绩效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与外资企业合作是本土企业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而外资企业转移将减少与本土企业的联系，剥离东道国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关的技术溢出效应，减少行业中间品种类，降低本土企业可获取中间品投入的范围与质量，进而抑制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削弱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优势和竞争力。从宏观层面看，外资企业转移会对中国制造业转型造成负面影响，加大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和脆弱性。考虑到外资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联系，其转移会导致中国与外资来源国间的价值链关联程度降低，给中外产业链关联带来不利影响。此外，外资企业转移还可能影响中国技术转型升级，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难度加大。 

　　（二）产业链风险测度 

　　 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母国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资企业转移，给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带来一定影响，这凸显了科学识别和精准测度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必要性。已有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产业链风险的文献主要从事前角度进行研究，或通过前向关联追溯各国创造的增加值去向，或通过后向关联追溯最终产品生产活动中的增加值来源，识别和测度各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和广度。例如，Baldwin和Freeman提出了四种类型的全球产业链风险指标，分别为总进口、国内生产中的国外投入、国内生产中的国外增加值以及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Borin等对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进行拓展，提出了产业链纯粹前向风险、纯粹后向风险和混合双向风险。以上文献主要从增加值核算的角度对产业链风险进行分析。也有一些文献基于产业链的总值核算，对一国产业链风险进行测度，如Autor等利用来自中国的进口品在美国地区市场上的价值占比，定义了美国地区市场对中国进口品的直接风险，并发现直接风险越大的地区受到不利冲击后，就业下降幅度越大。后续的一系列研究均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如Baldwin等提出了一种新的产业链风险测算方法——冲击法，用于衡量各种国外冲击的影响，并基于贸易流量从生产端和需求端定义风险指标。然而，这些方法测算得到的产业链风险指标依然没有脱离价值链参与度范畴。 

　　随着全球生产链长度、位置与跨境次数等指标测度方法的完善，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生产长度测度产业链风险。例如，倪红福等基于生产长度的测算方法，将风险敞口定义为外部中间品生产长度占总中间品生产长度的比重，同时考察了产业链风险收益比。但这一测度框架没有对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区分，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中国产业链风险。总而言之，现有文献主要对增加值核算和总值核算的测度指标进行改进，但未能对本国的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进行区分，忽略了外资企业生产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就无法准确度量和解析一国产业链风险。 

　　（三）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测度 

　　近年来，关于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价值和位置两个维度。价值维度的测算文献主要侧重于贸易的增加值分解，如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等，以衡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贸易利得等，最近也用来考察产业链风险；位置维度的测算文献侧重于生产链的长度、上下游关系，而基于生产长度方法的产业链风险研究相对缺乏。纵观已有研究，关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测算的核心原理都是加权加总生产阶段数，可细分为以下四种方法：一是上游度和下游度，如Antràs等；二是平均传递步长，如Dietzenbacher等；三是广义增加值传递步长，如倪红福和王海成；四是生产长度及其结构，如Wang等。 

　　随着分析性跨国公司投入产出数据库（Analytical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Database，AMNE-ICIO）的编制完成和公开发布，许多学者开始尝试拓展增加值核算框架，使全球价值链测度向区分要素所有权的框架发展。Bohn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入贸易的概念。祝坤福等进一步拓展了增加值核算方法，将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纳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测算框架，并考察跨国公司投资收益分配情况。然而，现有文献几乎没有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异质性纳入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分析框架。考虑到中国拥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将这种异质性纳入生产长度测度模型可能会对测算结果有显著影响，由此构建区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产业链风险核算框架，更有利于全面系统地分析评估当前中国产业链风险。 

　　二、区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测度框架

　　三、2000—2019年中国产业链风险分析 

　　（一）整体产业链风险 

　　第一，传统测算方法明显低估了中国产业链风险。以2019年纳入国家间双边关系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为例，区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时，中国需求端整体产业链风险（即外资加外贸引致的风险）为48.38%，而传统测算方法测度的产业链风险（即外贸引致的风险）仅为22.25%，后者比前者低26.13个百分点，低估幅度达54.01%。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各行业部门均存在一定的外资企业占比，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来自外资企业的中间投入品，暴露于外资企业的风险较大。 

　　 第二，区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时，2000—2019年中国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其演变趋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000年的60.68%降至2002年的53.68%，下降了7.00个百分点。1998—2003年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等带来结构性变革的影响。大量国有企业被兼并重组或破产退出，企业单位数大幅减少，经济系统中的分工结构随之改变，原来布局在外部（外资企业和国外）的生产环节，要么被重新组合到某一企业内部进行，要么随着企业的消失而消失，进而导致对外部中间投入品的依赖程度降低，产业链风险有所下降。第二阶段中国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002年的53.68%升至2005年的66.32%，提升了12.64个百分点。在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公布以及2004年进一步修订后，我国吸引了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随着外资企业数量的不断提升，产业链布局更多地转向外资企业，导致暴露于外资企业的风险增加。第三阶段中国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005年的66.32%降至2019年的48.38%，下降了17.94个百分点。期间，中国内资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企业生产过程更多地使用内资企业中间投入品，替代国外中间投入品，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冲击，对外部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需求端产业链风险持续下降。值得注意的是，2018—2019年需求端产业链风险有所下降，说明外资企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产业链风险暴露的程度。在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叠加影响下，外资企业转移数量有所增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仍可能呈下降趋势。 

　　第三，传统测算方法明显低估了中国整体产业链风险的下降幅度。从整体来看，中国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呈下降趋势，且主要是外资引致的风险下降程度较大所致的。如图（a）所示，整体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000年的60.68%降至2019年的48.38%，下降了12.30个百分点。其中，外资引致的风险从2000年的35.73%降至2019年的26.13%，下降了9.60个百分点；而外贸引致的风险从2000年的24.95%降至2019年的22.25%，仅下降了2.70个百分点。外资引致的风险下降对整体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下降的贡献度为78.05%，远高于外贸引致的贡献度（21.95%）。 

　　第四，不考虑国家间双边关系将明显低估中国产业链风险，尤其是低估供给端产业链风险。如图（c）和（d）所示，不考虑国家间双边关系的供给端产业链风险处于[35.24%，49.12%]，而纳入国家间双边关系的供给端产业链风险处于[38.46%，59.21%]。中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将大量的产品出口至美国及其“友岸外包”国家，供给端产业链暴露于这些国家的生产环节较多，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可能存在一定分歧，提升了中国供给端产业链风险。

　　 第五，中国进口贸易依存度与外贸引致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和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此期间，两者均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趋势，进口贸易依存度水平处于[13.79%，28.58%]，而外贸引致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处于[20.49%，31.05%]。与此相反，外资引致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与进口贸易依存度变动趋势并不完全一致。例如，2004—2009年外资引致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4.86%升至36.70%，增加了11.84个百分点；而进口依存度（或外贸引致的风险）从28.28%（30.65%）降至19.36%（23.09%），下降了8.92（7.56）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可能是，本土企业生产可以从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和国外企业购买中间产品。三者相互替代并存在竞争关系，购买外资企业的中间产品越多，则向国外企业购买的中间产品就相对越少。然而，2018年以来，两者均呈下降趋势，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从2018年的24.43%降至2019年的24.13%，下降了0.30个百分点，且2018—2024年中国进口贸易依存度从2018年的15.05%降至2024年的13.63%，下降了1.42个百分点。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在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叠加影响下，这一时期中国产业链风险持续快速下降的测算结论。 

　　（二）制造业产业链风险 

　　 第一，传统测算方法明显低估了制造业产业链风险。2019年中国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为51.45%，而传统测算方法得到的风险仅为23.43%，低估了28.02个百分点，低估值甚至高于当年的外贸风险。第二，传统测算方法低估了中国各部门需求端产业链风险的变化程度，且各部门需求端产业链风险的下降主要源于外资风险下降。中国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000年的59.14%降至2019年的51.45%，下降了7.69个百分点。其中，外资引致的风险从2000年的34.94%降至2019年的28.02%，下降了6.92个百分点；而外贸引致的风险从2000年的24.20%降至2019年的23.43%，仅下降了0.77个百分点。外资引致的风险下降对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下降的贡献度为89.99%，显著高于外贸引致的贡献度（10.01%）。第三，使用进口贸易依存度将高估外贸引致的制造业产业链风险。在此期间，制造业进口贸易依存度水平处于[25.78%，52.53%]，而外贸引致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处于[21.39%，31.69%]。由于进口贸易依存度指标的分子为进口总值，而分母却是增加值（GDP），存在分子和分母度量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可能高估一些部门外贸引致的产业链风险。可见，基于生产长度构建的产业链风险指标可以有效解决度量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三）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产业链风险 

　　 第一，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风险明显高于其他部门。2000—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处于[57.84%, 72.82%]，而中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分别处于[47.78%, 67.50%]和[42.66%, 57.25%]。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对国外中间品需求较高，需求端产业链受负面外部冲击而中断的风险较大。这从侧面说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比较薄弱，易被其他国家“卡脖子”，在部分重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有待加强。第二，传统测算方法明显低估了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产业链风险。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为57.84%，而传统测算方法得到的风险仅为27.18%，低估了30.66个百分点。第三，传统测度方法低估了中国不同技术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的变动程度，且高技术制造业风险出现截然相反的变动趋势。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从2000年的65.14%降至2019年的57.84%，下降了7.30个百分点，而传统测算方法得到的风险从2000年的26.70%提升至2019年的27.18%，反而上升了0.48个百分点。这凸显了区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产业链风险测度方法的重要性，倘若忽略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就会低估甚至错误估计产业链风险的变动趋势。 

　　四、产业链风险集中度与国别结构分析 

　　（一）主要经济体产业链风险集中度 

　　 当一国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时，说明该国的生产大量依赖于来自这些国家的外资企业，处于产业链风险结构单一和失衡的状态。测算结果发现：第一，对于中国，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集中度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变化趋势，从2000年的0.30升至2001年的0.41，后降至2013年的0.13，最后又升至2019年的0.23。中国整体处于较为集中的状态，对来自少数国家的外资企业形成了依赖关系，存在国别结构失衡的风险。第二，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高度集中的国家有中国（0.23）、日本（0.26）、韩国（0.25）、加拿大（0.29）和英国（0.21），中度集中的国家有法国（0.12），而低度集中的国家有美国（0.09）和德国（0.08）。以加拿大为例，其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高度集中于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暴露于美国的份额高达55.6%。而对于美国，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暴露于单个国家的份额比较均衡，均低于20.5%。 

　　（二）主要经济体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国别结构 

　　对一国产业链风险的国别结构进行分析，有助于识别产业链面临的潜在风险。外资引致的需求端产业链风险份额是指在各国需求端产业链生产长度中，暴露在来自某一国家的外资企业的中间品生产长度占本国境内所有外资企业中间品生产长度的比重（以下简称“外资风险份额”）。如表2所示，中国（行）与美国（列）单元格中的11.9，表示中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暴露在母国为美国的外资企业的后向生产长度占中国境内所有外资企业的总后向生产长度的比重为11.9%。 

　　第一，中国暴露于美国和韩国的外资风险份额相对较高。2019年中国暴露于美国和韩国的外资风险份额分别达11.9%、19.0%，表明国内生产过程中较为依赖来自美国、韩国的外资企业，体现了中国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的结构不平衡。近年来，韩国一直是在华新设外资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来自韩国的外资企业产出占中国所有外资企业产出的比重从2000年的4.10%升至2019年的18.94%。据《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0》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对华新增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55.4亿美元，在华新设外资企业数量达2108家，是当年在华新设企业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也是中国境内FDI的主要来源国之一，2019年美国对华新增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26.9亿美元，在华新设外资企业数量为1733家，仅次于韩国。

　　第二，母国为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多集中于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等。近年来，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中资企业在越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额从2007年的1.1亿美元升至2022年的17.0亿美元，增长近15倍。 

　　第三，母国为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的分布范围更广，更具有全球性。世界其他国家产业链对母国为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依赖程度非常高。如日本、墨西哥暴露于美国的外资风险份额分别达64.4%、51.4%。为了利用国外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规避国家间贸易壁垒，发达国家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推动企业外迁，增强了其他国家对发达国家外资企业的依赖性。 

　　五、外资企业转移的反事实分析 

　　（一）外资风险与外资企业转移 

　　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使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进行匹配（ISIC Rev.4），计算外资企业转移量和转移率，可以检验行业层面的产业链风险与外资企业转移是否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发现，事前外资引致的风险越高的行业，呈现出更高的外资企业转移量和转移率。与此相反，事前外贸引致的风险与外资企业转移量和转移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外资风险指标能够预警外资企业转移的趋势，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外资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化解外资企业转移可能引致的风险。 

　　（二）从外资企业转移看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为考察外资企业转移导致的负面经济影响，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反事实模拟分析。这里主要设计两种情形：（1）假设某一东道国20%的外资企业转移，分析由此引致的总产出变化，如中国20%的外资企业转移；（2）为分析外资企业转移在行业层面的异质性，并考虑到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外资企业转移情况较为突出，模拟以下三种情景下中国各行业外资企业转移对总产出的影响：中国境内50%的美国外资企业转移；中国境内50%的美日韩三国外资企业转移；中国境内50%的世界所有国家外资企业转移。 

　　1.中国境内20%外资企业转移情景 

　　第一，2000—2019年中国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逐渐增强，对外资企业的依赖度下降。2000年外资企业转移的需求端冲击导致的中国总产出损失为9.26%，而2019年的总产出损失为5.89%，下降了3.37个百分点。第二，需求端冲击带来的损失高于供给端冲击。2019年20%的外资企业转移的需求端冲击将导致中国总产出下降5.89%，而供给端冲击将导致中国总产出下降5.14%。中国各行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购买大量的中间投入品，产业链需求端生产环节更依赖于外资企业，这与中国需求端风险显著高于供给端风险的事实相符。 

　　2.不同情景下中国各部门外资企业转移引致的总产出变化 

　　第一，中国各部门的美资企业转移将导致总产出下降，且美资制造业企业转移的负面影响显著高于服务业和农业外资企业。如果中国境内50%的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转移，将导致中国总产出损失1.17%。从部门层面来看，造成总产出损失的原因主要是美资制造业企业转移。50%的美资制造业企业转移将导致中国总产出损失1.02%，说明这些外资企业转移可能对中国产业链平稳运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美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大。模拟结果表明，如果美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转移50%，将导致中国总产出损失0.73%，显著高于美资中低技术制造业企业转移50%带来的损失（0.29%）。国内企业生产需要从美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购买大量的中间投入品，从侧面说明中国本土高技术制造业对美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依赖程度较高。 

　　第三，若来自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外资企业同步转移出中国，将加剧中国总产出的损失程度。若来自美日韩三国50%的外资企业同时转移出中国，将导致中国总产出损失达4.76%。在美国积极引导其“友岸外包”国家将产业链转移至“可信赖国家”的背景下，日韩企业也有可能调整对华投资策略，促使日资和韩资企业转移出中国，加剧中国产业链风险。为了确保中国产业链安全稳定，不能仅局限于关注美国等个别国家的外资企业转移情况，还需全面关注其他国家外资企业动向。 

　　结论与政策启示 

　　 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创造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联通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在既有关于产业链风险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境内分支机构的生产及贸易活动与内资企业的异质性纳入生产长度的分解框架，提出了一套区分内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产业链风险核算方法。利用AMNE-ICIO、联合国大会投票满意度等数据，测算分析了2000—2019年中国整体、分行业、分类型的产业链风险及其集中度，并考察了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的国别结构，进一步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反事实模拟分析了外资企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忽略外资企业生产活动的传统测算方法明显低估了中国产业链风险，且低估程度占整体风险的一半以上。（2）中国产业链风险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且传统测度方法明显低估了中国整体风险的下降幅度，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链风险明显高于其他部门。（3）对于中国而言，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集中度达0.23，且较强依赖于来自美国、韩国等少数国家的外资企业，存在外资国别结构失衡。（4）母国为中国的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而母国为美国的外资企业影响力范围更广。（5）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与外资企业转移呈正相关关系，外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转移的影响尤为显著。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出发，本文为中国如何高质量利用外资以及如何在产业链风险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实证依据。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处理好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安全的关系，是我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对外开放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一环，高效利用外资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资的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稳外资”的核心要义。为了更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可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进一步强化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整体产业链风险处于较高水平，且外资引致的产业链风险处于主导地位，产业链受“卡脖子”等外生冲击的风险较大。随着国内生产体系的逐步完善，我国对外资企业和外贸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依赖性依然较强，导致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为防范化解中国产业链体系过度集中于少数国家的外资企业而引致的潜在风险，有必要推进产业链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对此，应当加快培育本土“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控制企业，进一步强化以本土企业为主导的创新体系与产业体系，尽快实现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断完善在关键时刻和极端情况下确保自我循环、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体系。 

　　 第二，推动巩固外资基本盘，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和质量。作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企业一旦发生大规模转移，将对我国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造成不利影响，加剧国内产业链风险。这就需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推动巩固外资基本盘，平衡好短期风险与长期利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对此，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为契机，着力破除地方保护、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尽快解决外资企业在华发展面临的具体障碍，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推动外资企业深度参与我国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为外资扩大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的投资创造良好空间，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第三，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抓手，积极参与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持续拓展多元稳定的经贸关系。优化外资企业的国别结构，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链的韧性和稳定性。鉴于当前我国产业链风险的来源国较为集中，产业链依赖于母国为美国及其“友岸外包”国家的外资企业，应当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抓手，积极参与全球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增强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因此，要把握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深化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地区间的经贸合作，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通过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优化国内制度环境等措施，引导外资合理流入和有效利用，通过构建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优化贸易双向布局，实现外资来源和外贸进出口的多元化，为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张天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