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是20世纪初诞生的白话自由体诗歌，既有别于文言格律旧诗，又是旧诗在新的历史境遇里的蜕变与发展，是中国诗歌的新形态。一百年来，新诗不仅在探索中以新的形式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而且反映了新旧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阵痛与新生；不仅书写了古老的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与文明发展，而且展示了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书写了现代中国与世界文化的碰撞与对话，而且彰显了中国与世界对话中自身的成长和对世界文化的新贡献。作为中国诗歌的新形态，毫无疑问，新诗在变革中创造性地传承与发展了中国优秀的诗歌文化，尤其是以新的艺术形式书写了中国精神。但是，长期以来的新诗研究，要么置重于新诗发生、发展历史过程的梳理与阐释，以探索新诗创作思潮形成与流变规律，在思潮形成原因揭示上特别重视与外国诗歌关系的论述；要么聚焦于个体诗人创作，揭示其创作特征和艺术风格，在创作艺术论上又深受“新批评”方法影响，特别重视对新诗文本内在形式结构的分析；无论是新诗史研究，还是个体诗人创作论，近些年来在史料发掘、佚诗考辨方面用力也很大。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都颇为丰硕，展示了新诗的历史形态与创作特征。但是，从中国精神传承创新的维度，研究新诗如何书写中国、如何赓续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成果少之又少，严重影响了对新诗发展中重要历史现象的把握，影响了对重要诗人、诗作的价值评估，使我们难以在中国文化体系内整体性地阐释新诗的民族文化价值与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系统梳理、阐释百年新诗对中国精神的书写与传承创新，揭示新诗相比于旧诗在书写中国精神方面呈现出的新形态、新特征，进而探索构建新时代新诗书写当代中国精神的原则。 

　　一、中国精神内涵及其新诗书写的发生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涵养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里，其意是天下的中心，它标示出“中国”话语的历史起点。自此以后，历代各类文化典籍中不断出现“中国”概念，诸如《尚书·梓材》中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诗经·大雅》有“惠此中国”；《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论语集解义疏》曰“诸夏中国也”；等等。“中国”一词词义不断生成演进，在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里，“中国”被赋予主权国家含义；1905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将其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中国”演变为“中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被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真正的多民族融合的现代国家。显然，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一词的内涵经历了由城邑、中心、天下、种族直至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演变，反映了中华民族不断形成、融合壮大的历史过程。梁启超曾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他心中“国民独具之特质”“独立之精神”就是国家形成的内在凝聚力之所在，也就是独特的民族精神。钱穆认为：“中国史则以一贯的民族传统与国家传统而绵延着，可说从商、周以来，四千年没有变动”，在文化传承、转化中，“国家凝成”，“民族融和”，形成以“中国”为共同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宿的多民族国家，独特的中国精神正是在几千年民族交融的大历史中凝结而成。 

　　 所谓中国精神，就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中国”为共同身份认同所涵育出的精神结构与价值体系，历史悠远、博大精深。它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所在，构成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精魂，又鲜活地存在于当代社会生活之中，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对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中国精神的高度凝练与理论把握。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当代表现，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新诗是中国古代诗歌进入现代社会后演变出的一种新形态，它在变革发展中传承了中国诗歌传统，以新的艺术形式书写中国精神，表现中国精神的新发展、新内涵。那么，新诗对中国精神的书写是何时发生的，有何特征？ 

　　新诗对中国精神的书写，发生于20世纪初中国诗歌的新旧转型期，既表现在新诗文本书写的层面，又体现为诗歌自身的革命，即是说，诗歌自身的新旧变革也是中国精神的深刻体现与“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发生同步于新诗创生。文本层面的书写，就是新诗作品对中国精神的叙述与诗化表达；而将近代以来诗歌之大变革，将新诗本身的创生与发展，理解为对中国精神的“书写”，则超出了狭义的文字书写范畴，是将特定的诗歌历史事件看成具有“书写”特征的行为，这里对“书写”的含义较为准确的表达是“体现”，是广义的“书写”。 因此，在发生学意义上，新诗对于中国精神的书写具有二重特征：一是文本性书写，二是社会性展现与体现，这二者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赋予新诗中国精神书写以空前的复杂性。   

　　从近代“诗界革命”，到“五四”白话新诗运动，属于中国诗歌的新旧转型期，即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发生期。广义地看，新诗人都在探索以新的艺术形式书写、传承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作为一种灵魂存在于大量的具有社会性和革命性的诗歌文本中；狭义地看，很多诗作直接书写了“中国”，“中国”是诗作的核心意象，诸如康白情的《别少年中国》、郭沫若的《炉中煤》、闻一多的《发现》等，在直接书写“中国”过程中表达抒情主体的中国身份认同与精神归宿，传统的天下主义上升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与现代民族意识相结合，凸显了中国精神。 

　　 相比于发生期新诗对中国精神的文本性书写，新诗创生本身作为一种现代性历史事件，对中国精神的“书写”意义更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入侵使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古老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被逼到边缘和受压迫的位置，千百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内忧外患的语境里迸发出新的力量；然而承载中国精神的诗歌却无法有效地表达民族新声，于是一场新的诗歌革新运动开始了，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开启了革新的先河。“五四”诗歌革命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白话自由体新诗取代文言格律旧诗是“五四”诗歌革命的基本内容，因而新诗创生运动是一场传承、弘扬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精神的运动。新诗创生包括新诗倡导与变革实验，它是以近代“诗界革命”为先导，以世界现代历史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由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俞平伯、沈尹默等共同发起与倡导的运动，无论其诗学主张，还是创作实践，都属于现代爱国主义范畴，属于改革创新之举，是对中国精神的延续与重写。  

　　新诗文本中的中国精神书写和新诗作为一种现代性事件对中国精神的体现，二者构成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后者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现象，是政治、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文化的深层变革与发展；前者则是后者的诗性呈现，是将文化变革理想转换为艺术创造实践，属于诗性创造的范畴。二者之间构成一种相互推动、生成的关系，这是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突出特征。 

　　 这一特征具有生成延展性品格，影响着此后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历史演进和形态构成，使一百年来新诗对中国精神的书写，总体而言同样表现在两大维度上：一是创作维度，二是新诗作为一种现代性事件自身的艺术变革维度，这是我们认识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现象的事实基点与逻辑起点。新诗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意志与革新精神，这是无需论证的历史事实，所以本文将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研究，聚焦于新诗创作维度。所谓创作维度，指的是新诗文本对中国精神的书写、表现与建构。从题材、内容与主题看，新诗文本对中国精神的书写，又可以分为直接书写与间接书写两种情况。间接书写指的是新诗文本不以“中国”作为直接意象的书写，而是经由对中国现实、历史的书写和对未来的想象性描绘，传承与表现中国精神，间接书写题材极为广泛，所有题材的创作都可以通向对中国精神的书写，百年新诗史上一代又一代的诗人经由不同题材或显或隐地表现了中国精神，此类作品无以计数；而直接书写指的是新诗作品直接表现与讴歌“中国”“祖国”“中华”“中华民族”等，其突出特点是诗题中大多有“中国”“中华民族”“祖国”等语词，或者诗句中直接出现了“中国”“中华”“中华民族”“祖国”等意象，它们是诗人在强烈的中国身份认同意识驱动下所创作的，呈现出诗人的“中国”心象，字里行间闪耀着浓厚的中国情，直抵深层的中国精神。间接书写和直接书写都是本文考察、研究百年新诗传承创新中国精神的对象，但为了更为集中地论述问题，本文以直接书写文本为研究主线，以间接书写文本为考察面，“以主带面”，研究百年新诗对中国精神的赓续与传承创新。 

　　二、百年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核心维度 

　　一百年来的新诗，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了丰富复杂的中国精神，但总体来看，聚焦在两大核心维度上，且具有阶段性特征。具体言之，现代时期的新诗主要书写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时期的新诗重在表现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作为一种不同于旧诗的新型诗歌，中国现代新诗是如何书写赓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书写出怎样的爱国主义内容？这两个相关问题的答案，虽然可以在各类创作题材中寻找，但主要存在于直接书写“中国”的文本里。因此，本文在兼顾不同题材作品的同时，将现代新诗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书写研究，聚焦于那些直接书写“中国”的新诗上。如何书写“中国”，特别是书写出怎样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主要取决于作为主体的诗人与“中国”的关系，取决于他看待“中国”的情感姿态与角度。纵观新诗史不难发现，现代诗人主要是从四大方面创造性书写“中国”，彰显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一是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自觉地以中国伦理身份，想象性地书写“中国”，表现不同于传统天下主义的现代国家意识与爱国主义精神。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彰显现代国家意识，“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其实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特质，是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书写现代爱国意识无疑是新诗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刘半农曾说：“余尝谓中国无真正的情诗与爱国诗，语虽武断，却至少说中了一半。”他这里所谓的中国无真正的爱国诗，指的应该是中国古代没有书写作为独立个体的诗人与国家之间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的诗歌，其爱国诗观念超越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王权思想，其内核是现代爱国意识；而所谓的现代爱国意识，就是作为独立的个体，以现代世界地理观念、现代文化意识为认知背景，而非以传统的天下主义观念为根基的思想意识，是对以天下主义为基石的封建君臣思想、国家观念的超越。“五四”新诗人所获得的世界地理知识、近现代世界历史知识、中西文化碰撞冲击中的切身感受，特别是异域生活经验，等等，使他们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里确认了现代自我身份和国家伦理价值观。他们以“中国”意识、“中国人”的国家伦理身份，创作出一种赓续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精神的现代爱国诗歌。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诗作《他》，副标题标注为“思祖国也”，诗人吟道：“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爱情这种个体情感与“思祖国”这种集体主义情怀相交织，国家身份认同开始内化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性身份体验，这是那时现代爱国意识的体现，属于具有现代特征的爱国诗歌。郭沫若曾言：“‘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在郭沫若心中，“五四”以后的中国不同于传统中国，它青春美丽，进取向上，而且和自己的“爱人”一样；换言之，“中国”不是外在的“天下”，而是可以触摸的“爱人”，国家与自我真正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内化的民族国家情感，使得诗人以现代世界为背景，想象性地书写“更新”后的现代“中国”：《凤凰涅槃》以凤凰死而复生表现古老中国的新生；《晨安》不仅向恒河、金字塔、大西洋、太平洋道一声晨安，更是喊出了“晨安！我年青的祖国呀”，以现代世界意识为前提书写内在的爱国之情；而《炉中煤》的副标题直接标注出“眷念祖国的情绪”，这是拥有异域生活经验，获得了现代世界意识和国家观念的诗人才可能有的一种体验。闻一多的《太阳吟》《忆菊》等，在想象中赞美来自故国“自强不息的太阳”，称赞菊花是“四千年花华胄底名花”，情不自禁地吟诵道“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不同于李白、杜甫以天下意识书写江山画卷，闻一多赋予故土山川风物以“祖国”色彩与本质，抒发深层的民族情感。 

　　总之，“五四”开始，诗人们以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获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伦理身份，想象性地书写“中国”，在赓续中国诗歌浪漫的家国情怀的同时，突破传统天下主义思想的限制，将个体情思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结合在一起，以个人体验表达具有现代性内涵的爱国意识，构成新诗书写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  

　　 二是在社会批判与文化反思中，表现爱恨交织的爱国情感，呼唤民族觉醒，深化对民族精神的书写。郭沫若五四时期所谓的“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作为一种新的中国想象，与严峻的现实相遇时便成为无根的浪漫，一种想象性存在，于是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想象中的赞美，转换成面向现实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使得爱恨交织成为新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书写所演变出的新的情感形式。20世纪20年代中期，闻一多满怀报国理想踏上归国征程，然而一踏上中国土地所见并不是诗人在美国时所热望的美好的故土，而是满目疮痍，于是情不自禁地在《发现》中呼喊“这不是我的中华”，深爱中交织着失望；他的《死水》将这种失望写到极致，将现实的中国比喻成“一沟绝望的死水”，失望与悲愤之中有大爱，表现了深沉的民族情感。1926年，王独清的《我归来了，我底故国》写诗人回到“十年不见的故国”，看到“一切都是依旧”地破败不堪，他在失望与苦痛中祈祷工人们“把这惨白的故国破坏”。“故国”在获得现代意识的诗人眼中成为陈旧落后之邦，故而需要“破坏”之，表达了海外归来诗人激愤的爱国情感。 

　　民族情感是爱恨交织情感生成与演化的内在动力。1929年，冯乃超在《忧愁的中国》中，将“受难的大地”“裸露的生命”书写成“忧愁的中国”，在隐痛与悲愤中呼唤中国张开“五千年来被掩闭的你们的眼睛”，以发现“明日的太阳，光明，自由”；相比于王独清的《我归来了，我底故国》和闻一多的《死水》，该诗向“同志们”发出了“破坏吧，那黑色的一向烦恼你们的饥饿的命运”的呼喊，展示出一种行动的意志与革命的力量，体现了新诗的“中国”书写之新变。蒋光慈的《中国劳动歌》更是以无产阶级姿态，号召中国劳苦同胞，“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由爱恨交织情感演化为以“中华民族”独立自主为主旋律的中国劳动歌，这是无产阶级诗人对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命运的重新思考，彰显了中国主体意识。 

　　 三是走向中国大地，将社会批判、文化反思转换成为革命呐喊，以乐观主义姿态，深切感受民族精神的伟力，书写灾难中觉醒的民众，歌颂为中国而战的人民，塑造成长中的中国人民形象，赋予爱国主义以新的内容，拓展中国精神的意蕴空间。九一八事变后，战争深刻地影响了新诗的发展，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相比于前一个时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由一种观念认同，转换成现实中的行动意志；“中国人”由抽象的伦理身份，转变成民族自救的行为主体；“五四”新诗中的现代性个体觉醒，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这些是新诗所书写的中国精神的新内容、新特征。田汉在《毕业歌》中号召：“同学们，大家起来”，“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这是民族自救的呐喊；《义勇军进行曲》高呼“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鼓动“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是民族危亡时期中国精神的新内容。周立波在《可是我的中华》中将“中华”比成“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既书写“中华”母亲对自己的怜爱与不弃，也表达自己在日寇蹂躏“中华”母亲时的奋起，表达了献身民族救亡的现代中国精神。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御侮激发起诗人们更深沉的爱国情感与意志力，他们大都参与到书写“中国”的行列中。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人民流离失所与对“中国的路”之思考联系起来，在书写苦难中彰显民族意志力；《吹号者》塑造了“吹号者”形象，表现中国人民的跃起与民族觉醒；《他死在第二次》写士兵在战争中获得“祖国”“中国”意识，彰显中国精神在血与火中生长。  

　　 田间的《人民底舞》书写中国人民的觉醒：“人民底舞，是不死的光芒”，“奏着反抗的山歌”，“要为祖国而死”，“人民”开始成为贯穿诗歌的灵魂，“五四”所呼吁的抽象的“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成长为行动着的具体的“人民”，中国精神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内容与力量。1941年，穆旦的《赞美》所书写的中国意识更为清晰，“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人民就是中国，中国就在普普通通的人民那里，在“我”拥抱“人民”的新型关系中，“民族已经起来”，这是抗战中新诗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沉而有力的表达与赞美。郑敏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出《噢，中国》，书写“人民”对“中国”的守护：“但是，你不会沉灭，你的人民第一次/助你突破古老的躯壳，第二次助你把自/卫的手臂举起，第三次，现在，他们向/你呼唤，噢中国！觉醒”。毫不夸张地说，穆旦和郑敏等诗人从人民觉醒的高度，将现代新诗的中国精神书写推向了现代诗歌史的高峰，展示了中国精神深处的强大意志力。   

　　 四是在民族革命、救亡图存的战争中，聆听中国新声，书写延安精神，塑造体现民族精神伟力的新的“中国”形象，拓展爱国主义空间，丰富中国精神意蕴，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凝炼出新的精神体系。王富仁曾精辟地提出：“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文化与文学”，“只有在‘国学’这个整体中意识它的独立性，才能够既不扭曲自己，又能够意识到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他提出从中国文化发展、民族精神赓续的维度理解现代文学，尤其是现代革命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诗对救亡图存的书写，对“延安精神”的书写，具有更为深刻的民族精神文化建设的价值。抗战时期，杜谷的《江，车队，巷》、力扬的《歌》、S.M的《哨》、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穆旦的《赞美》等，书写苦难的人们扛起民族救亡的重任，成为抗日战争中彰显中国精神的最重要的力量。S.M的《哨》不仅写了“一月的夜的延安”，而且表现了“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使读者很容易将民族古老的不死精神与延安精神联系在一起，从延安精神中窥见民族文明的传承，延安精神是中国精神光大后的新形态。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写诗人对祖国“辽远的一角”的赞美，赞美中国真正的希望所在，歌赞延安精神。穆旦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书写“中国精神”的重要代表，战争促使他追问“中国在哪里”，答案是“在西北”，也就是延安，想到这里，诗人不由发出“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中国在哪里》）的呼喊。这些诗里，“延安”“中国”“母亲”“人民”等是同一精神谱系里的意象，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延安是母亲所在，代表着人民利益，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延安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新发展，是民族抗战中熔铸出的新的中国精神。 

　　1949年，新诗由现代迈入当代，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诗人们不再是通过想象新的“中国”和确认自我“中国人”身份来书写中国精神，而是在已经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书写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传承与革新传统、建设现代化的“人民中国”。相比于现代新诗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中国精神书写的核心，当代新诗则是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国精神书写的核心维度，这是百年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新发展，拓展了中国精神的价值体系。 

　　 首先，以中国历史大叙事为视野，沿着民族精神发展的脉络，彰显新中国诞生的意义，书写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领导中国人民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以改革创新的勇气开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时代。钱理群曾言：“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鲜明特色：保持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的密切联系，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一个历史与时代的大关怀、大视野、大格局。”中国当代新诗传承了现代文学这种在民族历史长河中书写新的时代生活的“大关怀、大视野、大格局”。1949年，胡风以诗宣告新中国的“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何其芳行吟人民的中国“终于在旧中国的母体内/生长，壮大，成熟”（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赞颂“人民中国，屹立亚东”（《新华颂》），他们以民族历史为背景，放眼世界，歌吟新中国的诞生，与时代脉搏共振，在“中国精神”体系里书写新中国成立的价值与时代意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精神，视为民族精神的赓续与最新发展。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在历史奋斗与时代使命、传统赓续与文明建设的对话中，书写中国共产党革新传统、勇于创造的意志，表现个体的“我”因融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而获取力量与人生价值,在中国精神谱系里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所具有的意义；诗歌里的共产党、毛泽东、社会主义等成为“中国精神”系统中新的符号与核心意象。总之，聚焦书写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历史眼光审视时代潮流，不断调适政治大叙事与日常生活抒情，在中国精神认同基础上处理小我与大我关系，将时代主题阐释进中国精神体系之中，使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鲜活的诗性存在，这些是当代新诗的重要追求与特征。  

　　 其次，从人民精神成长的角度，书写新中国广大民众将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将传统的民本观念提升为人民至上的思想，在“人民性”意义上揭示中国精神内涵的新发展。“五四”以降，中国新诗所书写的“人”，经历了平民、劳工、民众、无产大众、工农兵直至人民等演变。“人民”是最具现代性品格和历史先进性的概念，现代新诗中虽已出现了“人民”意象，但作为频繁使用的诗性意象则是出现在当代新诗中。1949年，何其芳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中，以在现代社会所获得的现代性眼光与使命感，处理当代题材与主题，从民族精神生长的角度，书写新中国即“人民的中国”诞生的意义，诗中“人民”成为“中国”的主人公和建设者。1950年初，《人民诗歌》创刊，开启了“人民诗歌”的新时代，人民性诗歌成为当代诗歌主流。严阵的《老张的手》表现普通民众翻身解放成长为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题，现代时期的平民大众获得了全新的人民性本质；闻捷的《吐鲁番的情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大叙事中书写边疆风情，表现各族儿女将个人爱情与国家建设相结合的时代主题，彰显中国精神内在的民族交融及其凝聚力；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是一组致敬“青年公民”的诗章，诗人笔下的青年不仅是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建设者，更是向困难进军、不断革新自我精神世界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公民”，从公民意识成长角度，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代中国精神体系中“人民性”的新内涵。可以说，对“人民性”的发掘，成为当代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相比于现代新诗的突出特征，也是当代新诗对中国精神体系建设的一大贡献。   

　　 再次，聚焦新中国改革创新的时代主题，表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景。从世界现代化历史看，中国属于后现代化国家，现代诗人面对现代性往往有一种内在的焦虑与矛盾；新中国成立后，诗人们将这种焦虑与矛盾心理，转化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心理动力，通过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949年，郭沫若在《新华颂》中书写了“革新传统”以推动“现代化”的主题，将五四时期《凤凰涅槃》关于新中国的“想象”转换成实实在在的“革新”，理论意义上的“现代化”观念落地为“现代化”社会实践。邵燕祥是当代诗坛表现现代化主题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1954年，他创作了《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以现代化建设为题材，思考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我们要让中国用自己的汽车走路”，使中国的道路上奔跑的不再是人力车，不再是外国的汽车，而是中国自己生产的汽车。“汽车”成为中国诗歌表达谱系中的崭新意象，由此拓展了中国精神的意蕴空间，提升了中国精神的生命力量。二十多年之后，1978年，他感应着改革开放新的时代脉动，创作出《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不仅呼应了《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而且宣告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改革创新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不要牧歌，/不要讲古，/要的是速度！速度！速度”，高速度才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从而赋予中国精神体系以“高速度”这一新的时代内涵，也就是赋予其当代科技意义上的现代化精神。 

　　 最后，在民族文化反思中，重审新中国发展历史，书写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中国文化蕴含着强大的内省意识，在自我审视中革除旧习，创新发展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一批当代诗人在思想解放大潮中，重审中国现代化建设历程，从民族精神深处探寻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资源。1977年，江河创作了《纪念碑》，认为天安门广场“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一边是历史，是“昨天的教训”，一边是今天，是“魄力和未来”，“我”则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诗人立足今天，回望昨天，着眼未来，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将自我书写成中国精神的承担者，在历史反思中，以中国精神为支点，诗性地处理了自我与民族的关系。1978年，他又创作了《祖国啊祖国》，重审民族历史文化，“看着青铜的文明一层一层剥落”，他“用低沉的喉咙灼热地歌唱祖国”，赋予诗作以沉郁、热望的精神张力。梁小斌1979—1980年间创作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发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慨叹，并坚毅地说，“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突出了重审民族历史文化和重审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以第一人称“我”书写祖国的贫穷、苦难与新的黎明，“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字里行间表现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诗人不屈不挠的担当意识与爱国精神。此后，王家新的《中国画》、海子的《祖国》、西川的《中国的玫瑰——纪念一位老妇人》、孙文波的《祖国之书，或其他》等诗歌，在文化反思中，彰显深沉的民族情结。 

　　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有赞颂，亦有反思。诗人们“以感恩的心情把诗歌置放在歌颂的基座上”，他们的赞颂是“自愿”的、真实的；而每到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作为诗人内在的“感时忧国”情结，又使他们以自我突入时代深处，进行深入的反省，赞颂与忧思共存，使当代新诗关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书写，获得了特别的力度与诗性。 

　　三、新诗传承创新中国精神的特征与经验 

　　中国精神是一个丰富复杂的价值体系，百年新诗传承创新中国精神，形成了鲜明的书写特征，亦可谓之创作经验。 

　　 第一，以中国身份认同为前提，直面社会发展问题，将新诗自身诗性建设与中国精神书写相结合，以中国精神培育新诗内在的文化品格，以现代性新诗传承中国精神。“五四”诗人将新诗定位为白话自由诗，其目的就是使新诗言文一致，以现代诗艺有效地表现“人”的生活，使广大读者在新诗阅读中领悟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精神，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和国家观念的“人”。无论是刘半农、沈尹默、康白情，还是郭沫若、闻一多，乃至李金发，无不探索以白话自由体形式抒情言志，他们或者缅怀烈士（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或者同情人力车夫（胡适的《人力车夫》），或者自我放号（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或者抒发现实悲愤（闻一多的《死水》），或者批判资本主义近代文明（郭沫若的《笔立山头展望》），或者歌吟爱情（汪静之的《蕙的风》），开启了以现代白话自由体诗歌书写中国精神的现代传统，在这个新传统中，诗人个体经验中包含着觉醒的中国意识，诗艺探索与中国精神书写融为一体。 

　　 “五四”后，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国防诗歌、民族革命战争诗歌等，均是新诗自身发展建设的新形态。诗人们在革命与战争语境里，将新诗自身发展方向探索与中国精神表达相结合，发掘中国精神中的民本观念、治国平天下思想等，以培育新诗内在的文化品格，并探索以相应的诗歌艺术形式，诸如街头诗、散文诗、十四行诗、政治讽刺诗等艺术形式，书写工农革命与抗战救国等内容，表现人民觉醒的新主题，民族化、大众化与现代化成为新诗在艺术上的基本追求。郭沫若的《述怀》、殷夫的《别了，哥哥》、田间的《人民底舞》、艾青的《他死在第二次》、戴望舒的《狱中题壁》、杜运燮的《滇缅公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无不彰显中国精神诗性书写的新趋势：一是将五四时期所建构的小“我”融入时代“大我”之中，中国精神的抒情主体由“我”变换成为“我们”；二是阶级关系取代血亲关系，成为中国精神体系中新的重要关系结构；三是“人民”开始取代五四时期的“平民”，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国精神的承担者与表达者。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将社会主义话语阐释进中国精神体系，如何诗性地书写中国精神，成为诗人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传承了现代新诗将自身诗性建设与中国精神书写相结合的传统，一面书写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一面又以新的时代精神推进新诗诗性建设。艾青曾说：“在多种多样形式中，要求它们自己的统一与完美，生动地反映新的现实，具有民族的气派，为广大的群众所欢迎。”诗歌内在形式必须统一，才能有效地书写现实，创作出具有民族气派的新诗。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自由体、歌谣体、散文体、新格律体以及政治抒情诗、楼梯式诗、朦胧诗、口语诗等成为新诗形式艺术探索的重要方向，大体而言，形成了书写中国精神的三类不同诗性风格的诗作：一是以“放声歌唱”为特征的政治抒情诗，诸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在这类诗歌中，中国精神不再只是如古代诗歌那样体现为朴素地同情底层民众，而是转换为歌唱翻身解放后的“人民”，“人民”不再只是被表现的对象，而且成为歌唱者和抒情主人公；祖国、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在放声歌唱中成为具有相同本质的主体，构成中国精神的新内容与新的中国精神的载体；民族意识、文化自信力是中国精神赋予政治抒情诗的内在品格。二是以“歌咏新生活”为特征的生活抒情诗，以闻捷的《天山牧歌》、李季的《玉门诗抄》等为代表，为中国新诗找到了经由书写劳动生活而表达中国精神的新的艺术范式，诸如以详尽的“记述”“叙事”显示“歌颂的诚意”的政治抒情诗范式，以“劳动加爱情”提升生活抒情诗表现力的模式等，拓展了新诗表达当代中国精神的艺术宽度。三是以反省为特征的沉吟诗。反省性沉吟是中国诗歌表现民族精神的一种传统，“五四”新诗传承了这种优秀传统，并赋予其现代文化批评的底色，新中国诗人血液里流淌着这一传统，他们不只创造了当代抒情诗，而且同样自信地审视、透视社会思潮与日常生活。臧克家的《有的人》、艾青的《礁石》、郭小川的《望星空》、曾卓的《悬岩边的树》、昌耀的《夜行在西部高原》、牛汉的《半棵树》等，诗性地透视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发掘出火热生活里中国精神的新品格。反省中的沉吟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民族文化自信力。政治抒情与反省沉吟，构成一种表达张力，这是当代新诗书写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将中国精神对象化为特定的“事实”，通过具体的叙事、抒情表现中国精神的某些内涵，使其成为具象化存在。中国精神博大精深，诸如感时忧国、民惟邦本、厚德载物、仁爱礼义、弘毅求真、改革创新等，每一种精神都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凝结而成，又在历史实践中演变出新义，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我们能感觉其温度，却又无法直视其形态，只能在具体的人和事中窥见其存在形式。这一特征与诗歌艺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中国自《诗经》以降几千年的诗歌经典，诸如屈原的《离骚》、王昌龄的《出塞》、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等，其诗性就与诗作内在的中国精神分不开，中国精神是它们诗意生成的动力。现当代诗人无论他们服膺于哪种诗学观念，大都受惠于古诗以深层的中国精神生成诗意这一传统，他们直面所处时代的发展问题，在诗歌创作中努力以具体情境传达生生不息的中国精神，也就是将中国精神转化到具体事件、情感的言说之中。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闻一多的《死水》、艾青的《太阳》、穆旦的《流吧，长江的水》、曾卓的《悬崖边的树》、郭小川的《望星空》、牛汉的《半棵树》、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亚洲铜》等，将某种中国精神内涵转化到具体人事的吟诵之中，使中国精神获得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作品的诗意往往也是诗人在具体时空中所产生的独特情绪与中国精神相融合而形成的，诗歌中既有诗人的“小我”，也有中国精神这一“大我”。这是百年新诗中国精神书写的又一重要特征与经验。 

　　 第三，以发展的眼光，不断重审民族历史与人文传统，夯实新诗诗性书写中国精神的根基。中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新诗书写中国精神不是凭空虚构，而是在文化传承中创造当代文化。发掘传统文化题材所蕴含的中国性，激发爱国情感，是很多诗作书写中国精神的共同品格。胡适的《翠楼吟·庚戌重九》，落笔于重阳节，发掘传统重阳节所包含的尊时序、敬长老这一中国精神内涵，并将之转化为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感；郭沫若的《湘累》以屈原投湘水而亡的故事，激励时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意志；穆木天的《苏武——呈沫若兄》以苏武牧羊的故事，表现不辱使命、爱国忠贞的民族气节；余光中的《漂给屈原》写诗人与屈原对话，歌赞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屈原与湘水的关系是中国精神与自然河山关系的重新写照。在传统题材中，发掘中国精神，获取心灵慰藉与战胜困难的力量，是百年新诗的一大特征。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借凤凰的涅槃新生，激励自我，呼唤民族新生；《我想起了陈涉吴广》以陈胜吴广起义激发斗志，将传统文化谱系中反封建压迫的思想，转化为现代反帝反封建的精神。陈敬容的《文字》将每一个“文字”视为“一尊雕像”，看成“流动的思想”，“当你们在一切峰顶向我召唤，/趁着风浪，我扬起我的船帆”，中国永远召唤着自己的子民，“我”在这种召唤中扬帆破浪，诗歌写出了“我”对中国精神的坚守与传承。  

　　 以现代精神烛照传统题材，刷新中国精神的固有维度，是新诗现代性的重要体现。李金发的《弃妇》以现代象征艺术，超越《诗经》以降古代诗歌书写弃妇所表现的哀怨、同情的主题，从文化维度反思、批判封建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将朴素的同情上升到文化反省与批判的高度，注入《离骚》以降诗文中所表现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主题以现代人文内涵；王家新的《中国画》是诗人与“中国画”的对话，“中国画”承载着中国数千年来的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画中山水人物、鱼儿、雪意、晚亭乃至空白，具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诗画文化中灌注着静穆、怀柔、包容、旷达、淡泊与孕育的精神，诗人在对话中品鉴与重审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与刷新传统诗画文化之魂。新诗经由书写历史发掘民族文明传统，丰富了中国精神的文化厚度，提升了诗歌面对时代课题的穿透性与感染力。 

　　 第四，放眼世界，面向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在文明互鉴中书写中国精神，拓展中国精神的价值体系。一百年来，中国很多诗人具有游历世界的经验，亲历了多样化的世界地理与人文景象，获得了现代世界视野与宇宙观，打开了中国精神书写的新空间。所谓世界空间的打开，某种意义上讲，是西方侵略的结果，是被迫的开放，所以世界性与民族屈辱体验往往联系在一起，正如郭沫若所言，“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作为弱国子民，诗人们在异国他乡思念故国，表现出切身的爱国情感。闻一多的《太阳吟》书写游子的“还乡梦”：“太阳啊，这不像我的山川，太阳！/这里的风云另带一般颜色，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身在异国，精神无所寄托，“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他以现代地理知识为背景，拓展了中国诗歌爱国情感的表达空间。艾青的《马赛》写道：“在你这陌生的城市里”,烟囱是“为资本所奸淫了的女子”，而“重病的工厂”是养育工人们的“母亲”，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的堕落与肮脏。蒋光慈在《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将爱国情怀与阶级意识相结合，呼吁“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罢，/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表现了一种现代世界革命意识，也为中国精神谱系中的反封建压迫主题注入了世界革命思想。 

　　与世界文明对话，彰显中国精神的和平友好品格与开放胸怀。郭沫若的《晨安》不仅向黄河、扬子江、万里长城道一声“晨安”，更向恒河、印度洋、金字塔道一声“晨安”，展示了和平友好的中国精神。《匪徒颂》以现代文明为尺度，赞颂克伦威尔、华盛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哥白尼、达尔文、尼采、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泰戈尔等，将现代科学、民主、进化论、阶级论、共产主义等意识引入中国诗歌，拓展中国精神的思想空间与价值体系，使中国诗歌在现代世界价值体系里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与意义。 

　　 书写世界文化，实现文明互鉴。郭沫若的《三个泛神论者》写“我”对中国的庄子、荷兰的Spinoza、印度的Kabir的热爱，因为他们都是泛神论者，诗人在世界不同文明体系里探寻人类文化共性，使之相互照亮，实现对话融通。他的《电火光中》既追怀贝加尔湖畔的苏子卿，又鉴赏法国画家弥勒的《牧羊少女》，更赞美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抒情主人公穿越时空，与不同文明对话，相互为鉴。郑敏的《距离·但丁和我》以“我”与但丁的对话，回望漫长的人世历史与昨日之歌，“但丁和我化成两座人形的雪峰”，“一切都在历史的烟雾中淡去/只有喜马拉雅山峰在凝视”，表现中西文明面对共同困境的相会与交流。王家新吟道：“为了杜甫你还必须成为卡夫卡”（《孤堡札记》），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不再是简单的借鉴与影响关系，而是相互照亮，“中国诗人已由盲目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转向有意识地‘误读’与‘改写’西方文本，进而转向主动、自觉、创造性地与西方诗歌建立一种‘互文’关系”。他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可谓是当代世界语境里文明对话之诗，拓展、丰富了中国精神的话语谱系。  

　　四、探索构建新诗书写当代中国精神的原则 

　　进入新时代，创新性书写当代中国精神，是诗人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当代中国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最新发展，具有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新诗书写当代中国精神，就是需要在叙写社会历史变革、表现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诗创作内容、主题以及创作方法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是创作实践问题，也是理论探索需要正视的诗学论题。诗人作为创作个体都有自己表现生活的独特方式，形成了个体性创作经验与特征，从百年新诗发展看，独特的艺术个性正是有效书写中国精神的前提与保障。从新诗与时代关系角度看，新时代新诗创作可以探索构建以下重要原则，以创新书写当代中国精神。 

　　 第一，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大视野书写新时代，彰显当代中国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社会实践中所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新诗人为了更有效地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和中国精神，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历史大视野，坚持两大诗学原则：一是中国性原则，它是新诗获得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品格的前提；二是现代性原则，它是新诗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中国现当代诗人在这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例如邵燕祥1954年创作的《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和1978年创作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通过对“中国的道路”与“中国的汽车”之间关系的书写，表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内容与精神特征，使诗歌具有一种内在的中国性与现代性。  

　　 诗人们在具体创作过程中，首先，需要处理好中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具体内容上看，二者之间有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协调的地方，这种不协调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在面对与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从诗性创造上看，二者间的某种不协调性正是中国新诗内在艺术张力生成的重要根源，它使得中国新诗形成了中国式现代性诗意。其次，需要处理好诗歌文本中形而下的书写与形而上的精神表现的关系，也就是诗歌具体内容与中国精神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内在统一的有机体，写作中需要找到并揭示出共同的文化逻辑。再次，需要处理好时代主潮与个人喜怒哀乐之关系，在日常生活的正面表现或者反思性书写中，含蕴中国精神，切忌概念化、形式化。最后，需要处理好显性的中国精神与隐性的中国精神之关系，在倡导表现显性的时代主题的同时，努力彰显深层的民族精神。 

　　第二，坚持人民性原则，凸显广大人民的主体地位，书写当代中国精神。人民性原则，就是要求新诗创作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在新诗创作维度和传播接受维度，突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当代新诗创作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广大人民为理想奋斗的主体性生活，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发掘他们身上创造历史的意志力与时代主人公精神。吕剑的《一个姑娘走在田边大道上》、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严阵的《江南曲》等，为如何表现人民新的精神风貌和主体性生活，提供了成功经验。在创作中，诗人应处理好自己作为个性化文化创作者与书写对象——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将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员，用心聆听人民的心声，用情体验人民的生活，诗性地表现人民的精神，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人民为中心，更是要求诗歌作品能够走进人民之中，为人民所阅读欣赏，喜闻乐见，在共鸣中满足人民精神上、情感上的审美需求。所以，如何创作出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又能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诗，就是诗人们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当前作为读者的人民，从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与阅读能力看，相比以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传播媒介也改变了单一纸媒传播的方式，所以应鼓励新诗艺术形式和传播载体的多元化探索，以满足数字化新时代包括精英读者和一般大众读者在内的更广大的读者的阅读期待，满足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更广泛的人群的审美需求。 

　　 第三，在传承转化中创新，拓展当代中国精神。新时代，新诗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当代中国精神的书写，无论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需要深入探索传统资源的传承转化问题。一方面，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含蕴的中国精神，诸如民族凝聚意志、民本意识、仁义伦理、兼容胸襟、上下求索精神等，需要传承转化到中国当代精神谱系里，以夯实当代中国精神内容；另一方面，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过程中、在现代化探索与建设中，所涵养出的新的现代中国精神，需要诗性地转化融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遵循的文学创作之中，以丰富当代中国精神书写的现代性维度。不仅如此，在书写艺术上，中国诗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书写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艺术传统，无论是文言格律诗传统，还是民间歌谣传统，都可以站在今天艺术融合的高度去传承转化；特别是一百年来现当代新诗，以白话自由体形式，探索出有效地书写现代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艺术经验，诸如新诗大众化、散文化、歌谣化方面的经验，朗诵诗、街头诗经验，纯诗艺术、现代化艺术等，都是新时代新诗可以借鉴、转化与利用的艺术经验。 

　　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性资源的传承转化，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创作实践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思考与诗性书写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以融合为目的达到二者关系的统一是实现创新书写的关键课题。不仅如此，传承转化还是民族历史发掘和时代生活书写的关系问题。历史与现实如何实现符合时代发展主题的对话，既需要准确地提炼出传统资源的精华，又需要找到时代精神的命脉，更需要发现它们之间的契合点。处理好这些问题，才可能实现对当代中国精神的创新书写。 

　　 第四，以诗性原则书写当代中国精神。新诗书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当代中国精神，不是一般性的语义传达，而是诗性表现，就是必须以诗的方式艺术地体现中国精神。一方面，必须弄清楚当代中国精神的存在形态与特征，它是文化之根本，是价值观，属于深层的精神性存在；但它又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当代性和社会主义本质，所以是一种当代存在形态，表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是说，当代中国精神是一种当代形态的精神性存在。另一方面，必须探寻诗性表达当代中国精神的方式，从百年来新诗书写中国精神的历史看，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诗学实践问题。在政治生活主题表达、普通人日常生活书写以及个体精神体验言说等方面，历史上关于诗歌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观念为探索诗性书写中国精神的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但是，精神书写不同于政治主题书写，更不同于理论宣传，既有的诗歌与政治生活书写关系的话语及其实践经验的有效性是有限度的，真正有效的诗性书写方式需要诗人们基于新时代语境在创作实践中去探索。不仅如此，诗性书写当代中国精神，还关涉到对汉语诗性的理解与体验。诗性是一种感受性、体验性的存在。中国古代汉语涵育出中国古人的诗意感觉与诗性体验，创造出古诗的诗意、诗性；中国现代文化涵养着新诗人的现代意识，他们以现代意识创作白话自由体新诗，助推汉语的现代化改造，参与创造了具有现代诗性的现代汉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诗人们只有深入体验、把握现代汉语的内在诗性，创作具有现代诗意的诗歌，才能真正诗性地表现当代中国精神。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