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土”这个自称代表了周人膺服于殷商“四土”统治秩序的历史。周文王始称“方伯”而为西土之长，在此之前，周方只是这片土地上一个几度叛服的异姓方国，不但不能统率西土，同时也不具备代表殷商控制西土的合法性。即使在攻伐殷商的时候，周人也依赖“西土”概念对诸方的号召力。在周初八诰中，“西土”或用以指称周人发源地，或进一步代称先周。《尚书·酒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其“西土”尚不等同于“国”，而《康诰》“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康王之诰》“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中，“西土”就已成为先周国土或文王属地的代名词。至于《酒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则是将西方诸侯视作“西土”之下的所属，在地域上包含于“西土”，在权力层级上隶属于“我”。《大诰》记载周公命辞谓“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指的即是周国之中流言四起的状况，此处“西土”即用于指称当下周人统治区域。 

　　 周人灭商后，通过重述历史、建造洛邑、布诰多方等政治活动，继承了“地中”或“土中”这一空间话语。在儒家经典中，“中”通常被解释为“中道”，历来被视为三代王权传递的某种超越性的真理。《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考《尧曰》文本，“中”来自“天之历数”，并与“四海”对举，足证其本质实为日中测影以求地中之法。这一整套“求中”“得中”的叙事，正是对上古“立中”“建中”传统的践行，而“建中”的本质，即为对“权力核心区”的继承。从清华简《保训》、《逸周书·度邑解》及《尚书·洛诰》等文献中，可以看到周人为占据“地中”，获得建国制畿的权力合法性所作出的努力：首先是文王告诫太子发效仿舜、微“得中”“归中”故事，武王克商后因“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此后周公亲自相宅，“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从而“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集成》6014）。在《逸周书》武王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天保”的作用：“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今，求兹无远。虑天有求绎，相我不难。”可见“天保”是离“天”最近的一个点，便于上达求告，获得助佑。这一性质就近于殷人所说的“土中”。《召诰》谓“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证明了洛邑的地位正是“土中”，又《史记·周本纪》记周公谓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说明洛邑与“四方”之间的距离均等，也合于“土中”的定位。 

　　洛邑的建成，使周人真正继承了“中央—四方”的空间政治秩序。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概念第一次见于出土文献，可以确定，在西周早期，周人已以“中国”自居，对“四土”的表述开始发生改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邑建成前后，“东土”这一概念的演变。《尚书·洛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这里的“东土”指的是洛邑一带。周公向成王报告了卜宅洛邑的情况，并以“东土”称之。洛邑处于商丘以西，因此此处的“东土”已非殷商四土秩序中的“东土”，而是相对于镐京而言之“东”。周公在“东土”一带进行占卜，最终确定了“洛”作为都城选址之地。以“东土”称呼洛邑，反映了随着殷商的覆灭，“中商”观测点瓦解，镐京作为临时观测点而成立。《康诰》“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所称“东土”是成王封康叔所在的卫地，其地域约在旧商都朝歌一带，位于洛邑以东。将卫地称为“东土”，同样暗示着“中商”观测点消失，结合前文“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中将周人故地称为“西土”的表述，可知此时的空间观测点或已移至洛邑。 

　　总而言之，周人对“西土”“东土”的称谓，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含义。其中第一个节点是殷商的灭亡，此前的“西土”指的是中商四土制度下的西方诸侯列国，周人以“周方”的身份居于其列。在殷商灭亡之后，到洛邑建成之前，周人暂时将镐京作为观测点，将包括洛邑在内的区域称为“东土”。洛邑的建成，是空间观转换的第二个重要节点。周人营造洛邑作为“土中”，以此取代商都朝歌曾经的政治地理地位，构筑出以洛邑为中心的，全新的“中央—四方”空间关系。在这一语境下，“西土”成为周人历史叙事中的起源之地，与文王受命等史事紧密相联，同时作为周地的代称，淡化了西方其他诸侯的存在。“东土”则居于洛邑的观测之下，用以指称洛邑东方区域。“土中”“中国”成为周人新的地理空间身份。 

　　二、天命观下的空间秩序与话语权力

　　三、从“多方”到“庶邦”：天下观的话语形塑

　　结语 

　　话语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西周官方文献，乃至中国书写传统的独特角度。长期以来，在“文学自觉”的提法下，我们倾向于将汉末至魏晋视作文学自觉时代的开端。然而再向前追溯，在先秦时期，“文”的面貌又绝不仅限于审美和个体表达。《春秋》的书写方式，本身就证明了非审美目的的“修辞”不但在东周时期就已存在，同时作为史官等特定人群的话语方式，拥有漫长的历史传统。以此为基准，向前追索，我们同样能看到甲骨卜辞中贞人集团的修辞尝试。可以说，早期中国的“文”，不但拥有制度性的背景，同时也具备充分的自觉性和策略性。而本文聚焦于西周铭文、《尚书》等官方文献文本，通过文本细读和结构分析，挖掘其内在的修辞策略与话语建构意图，尝试究明这一时期话语、知识与权力的同构互动。 

　　 在语言的表象之外，话语实践始终参与着知识与观念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将知识转化为权力，而这种权力又影响和支配着人的行为方式。正如福柯所言：“通过使用空间的、策略的隐喻来破译话语使我们能够准确把握在哪一个点上话语在权力关系中，通过且基于权力关系而发生转变。”在商周这个空间关系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权力、知识与话语三者同构互动，深刻揭示了早期中国文献活动的政治理性与文化逻辑。尽管西周文献并不一定能完全反映政治现实，但作为官方公文的诰、铭、雅、颂，却能反映周人话语建构的努力。通过文本解读，有助于探讨周人试图建构的空间关系、空间观、权力体系，以及这种尝试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动力；也能揭示早期空间体系下，对空间的命名权、对方国的诰教权、建构历史叙事的话语权都是话语权力的体现，反映了早期文化中修辞策略与话语建构的自觉性。 

　　 通过历史文献中的语言现象，我们也得以反向审视权力的建构过程：殷人在“四土”“四至”的制度基础上，建立起以“大邑商”为中心的四方观，以地理方位区分自身与方国的政治地位。周人由“西土”而居“中国”，为确保权力合法性而积极进行话语建构，“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治理权力就此成立。周人的政治话语系统引入了“天命”观念，使得“中央”从向下授权的一方同时成为了向上受权的一方，从而确立了“上天—土中—四方”的立体空间维度。在这一语境下，“天保”的更换可以改变“土中”的位置，而使得曾经由“土中”定义的，具有制度实在性的“四土”“四方”失去了其方位上的绝对性，成为相对的方向。因此，在西周册命文类中，“四方”成为一个概括王畿之外所有土地的，连续的空间概念，成为周王“敷有”的宾语，“谏乂”的对象，其内涵基本等同于后来的“天下”。而过去商王对邦国的统称“多方”，在西周诰命文献中也为“多邦”“庶邦”所取代，其中“庶邦”的用法进一步将周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从平面的空间关系转化为纵向的权力关系。周王朝通过诰教的话语形式，将“庶邦”固定为接受政治道德训诫的一方。 

　　 由于西周时期“四方”不再指代具体的地理区块，这间接导致了它在东周时期下移至诸侯的作器用语。诸侯彝器铭文使用的“协燮万邦”“造有四方”，是对西周王室天命话语的挪用和学习，表明诸侯此时已成为礼乐征伐之主体。“庶邦”以其都邑为各自的“土中”，各自征伐、辟乂与自身相对的“四方”。方位指示的绝对性既已消解，就需要新的话语系统来补充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在西周军事殖民、封建邦国的进程中，原先辽远、空白的土地被逐渐纳入精细化的统治网络，整个社会的地学知识不断丰富、增长。陌生的山川、河流与土地被看到、命名和管理，它们不再是相对“土中”而言的“远方”和“彼方”。在封建垦殖的过程中，新的管理者和生产者成为了这些小世界的主人，原先的世界边缘成为了新的中心，而当这些方国不断被填充进“天下”的版图，并孳殖拓张，最终的结果就是将“天下”变成了一张多中心，且块面之间相互平等的地图。此时的邦国不再自称为“方”，因为它们不再仰仗某个唯一中心的凝视和命名。当周人东迁至洛邑时，所看见的正是这样一种新世界的蓬勃与旧秩序的荒芜。 

　　可以说，“上天”维度的确立与“庶邦”概念的通行，最终催化了“天下”“九州”概念的诞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孕育了作为“文明共同体”的“中国”。在孟子的时代，“天下国家”已合为一语。儒家对西周空间政治话语中“由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做出了进一步阐释，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皇天—中国”的关系将“国”与“家”置于“天下”的延长线上，原本用于支撑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德政话语，最终借此联结到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 

　　 与殷周“四土”制度的消解过程构成对比的，是畿服制度在这一时期的丰富和完善。畿服制度服务于朝贡制度，中央王朝根据地域远近设定外服邦国的政治义务，从而在制度上将区块化的“四土”“四至”转化为同心方形态的“五服”，奠定了地理空间结构分割的具体方式。然而这也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设计，其时王权对各个区域的实际控制力并不是这样均质、平等地向外圈衰减。也因此，关于“五服”“九服”的描述也逐渐流于空洞。“九州”的话语系统即是在这一语境下诞生的，以具体的地学知识弥补“四方”“五服”观念化的倾向。“九州”图景以“中央”为轴，依扇形逐次展开，以方位为单位整合国土。超出服制的“远方”被认知，四至之外的“荒蛮”被命名，军事殖民和邦国封建填补了未知的地理区块。至此，人们似乎已触碰到世界的边缘，但在这些拼凑而成的听闻与传说里，“远方”的面目仍然诡谲和浪漫。“九州”所建构的图景仍然无法解释“昆仑”“幽都”的神话碎片、“鲲鹏”“西王母”等异兽奇闻。“远方”是否已被穷尽？假如此时所见的地理边缘即为世界的边缘，又应该向何处安放上古的神话与传闻？在战国时期的思想冲撞之中，“大九州”理论应运而生，并进一步拓展了关于“地理边缘”的阐释，并为诸侯的“天下”话语建构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