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

2025-05-21 作者:黄建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P4—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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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引。在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中蕴含着“人民至上”“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集成”“破立统一”等重要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原理性贡献。具体来说,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哲学思维、宏大的历史视野、高远的战略眼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以实事求是锚定改革的“最大客观实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以人民至上锚定改革的“根本原则”,确立了改革植根人民、依靠人民和造福人民的价值立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以系统观念实现改革的“系统集成”,确立了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和战略优化的方法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以问题导向明确改革的“重点领域”,确立了改革的“问题清单”以及标本兼治、破立并举的原则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坚持实践导向,突出改革落实和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改革实现了“理论谋划”与“实践落实”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蕴含的方法论原则,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遵循。

关键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原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黄建军,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南针”,是深入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总钥匙”,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伟大的认识工具”,蕴含着“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们必须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更好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代中国的宏图伟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 

   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守正创新”“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系统布局、谋定而动。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内蕴着深刻的哲学方法论原则,丰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和矛盾观等,是指引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望远镜”“显微镜”和“探照灯”。 

  一、坚持实事求是,明确改革的“最大客观实际” 

   世界观的核心问题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强调“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不仅理顺了“物质”与“意识”何为“本原”这一先在性的问题,而且还以此为界标回答了人的“思想过程”与“社会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即在“思想”与“行动”的具体关系上确立了人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和物质条件的前提性意义。恩格斯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这充分说明,社会物质条件制约着人的思想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世界的物质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它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谋划改革、制定政策。诚如邓小平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充分体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彰显了“物质条件”的优先性,是我们充分认识社会发展客观阶段、回答时代客观条件的“思想坐标”。“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好高骛远,不要把调子起高、胃口吊高,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决定》通篇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原则,深蕴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以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变化性为客观条件,全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阶段性特征,确立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客观实际,标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方位、客观基点和内外环境。 

  (一)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方位” 

  时代坐标或时代方位需要以客观物质基础为前提,时代变革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社会历史变革推动时代方位的变革,这种变革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变革,但是,“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充分说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确证时代方位的根本“标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主要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由“物质基础变革”到“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直接催生了“新的时代方位”,这一时代方位标定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总的“坐标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最新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准确研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实际,全面贯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认清客观实际和时代走向,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因势利导锚定改革的总方向。《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关键时期需要关键抉择,关键抉择需要立足最大实际。《决定》正是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关键阶段和时代大势,“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确立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方向”和“总目标”,锚定了当代中国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 

  (二)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锚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基点” 

  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强调物质的第一性、决定性和先在性,主张“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特别是在现实中“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如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新时代谋划改革事业的客观基点,也是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客观实际。如果脱离这个客观基点和客观实际,就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针对我国的客观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市场经济中主要表现为“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等;在科技创新中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农业发展中主要体现为“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主要体现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要体现为“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以上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我们面临的客观实际,是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现实需要。 

  (三)以“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外环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同时也内蕴着多变性、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以变化发展的眼光审视世界形势、预判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面临的内外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国际环境越复杂,我们越要敞开胸怀、打开大门,统筹开放和安全,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 

   在此背景下,《决定》着眼“两个大局”,洞察时代大势,实事求是考量我们面临的内外环境,确立了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改革战略和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在风险挑战并存、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用更加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基于此,《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进“三大全球倡议”走深走实,携手建设世界现代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二、坚持“人民至上”,锚定改革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以“人”为核心尺度深刻回答了历史的主体、动力、趋势和规律等问题,鲜明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强调“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确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力量源泉和事业胜利的主体。在思想史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打破了历史发展的“精神创造论”“历史宿命论”和“理念本源论”,批判了“历史的绝对精神” ,进而确立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改革的主体。马克思指出:“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这一原理深刻回答了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价值主体性,标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植根人民”“依靠人民”和“造福人民”的根本原则和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突出强调了改革的人民导向,强调“坚持人民至上”,标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原则”。 

  (一)以“人民主体论”标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牢牢植根人民”的底色 

  “历史”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历史观的重要问题。唯心史观认为,历史的进程归根到底“只能从精神概念中获得”,“精神的发展过程是属于时间的……精神之所以有一种历史,是因为凡是精神的东西,都只是通过它的工作,通过对直接形态的加工而存在的”。与唯心史观颠倒人的主体性不同,唯物史观确证了人的历史主体性,还原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社会性和能动性。 唯物史观认为,“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相反,“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唯物史观对人的主体性的解答深刻表明,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也是书写社会历史的“剧作者”。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改革事业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共同书写的,改革的生动故事是由党和人民的改革事迹共同绘就的。《决定》紧扣“人民主体论”这条内在红线,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优先抓好民生领域各项改革,“改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团结一致攻坚克难”,“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重要论述标定了“牢牢植根人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亮底色。 

  (二)以“人民动力论”标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紧紧依靠人民”的底气 

   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定格为不同的力量。有人认为历史发展是由外在的“理念”推动的;有人认为历史发展的力量归根到底是绝对精神的虚幻力量;有人认为历史是由宗教中的神秘力量推动的。总之,唯心史观建构了外在于人的抽象力量系统,形成了历史动力系统的观念论的解释。黑格尔认为,“人的行动是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出发的,确切地说,在这出活动的戏剧之中唯有需要、激情、利益,它们显现为主要的推动力并作为主要起作用的因素登上舞台”。与这种抽象的“历史动力论”不同,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满足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即由人的“吃喝住穿”引发的人的需要构成了人们从事生产、创造历史的重要前提。正是在此意义上,唯物史观揭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揭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深化了对“人民动力论”的阐释,指出“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特别是《决定》根据人民需要设置改革重大议题,充分激发了人民的主人翁精神。 纵观《决定》,其蕴含的“人民动力论”深刻体现为我们把推动改革的最大依靠力量定格为人民群众,“这次全会文件起草,把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贯穿全过程”,各方面提出了1911条修改意见和建议。整个《决定》的总基调是“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些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紧紧依靠人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底气。 

  (三)以“人民目的论”标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造福人民”的靶向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基础上重置了“资本”与“人”的关系,从而激活了人的主体价值。在资本主导和统治的社会中,资本原本是“物”的表征,但却不断倒置自己的存在方式,不断具有了人格化形式,并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标,即资本“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实现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颠倒的关系使作为主体的人变成了资本的“附庸”,成为一种“物化”的存在。以资本为目的的西方社会贬低了人的主体性,使人沦为一种“工具”和“手段”。与以资本为主宰的西方社会不同,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了资本与人的关系,使人不再是工具性、物化的存在,不再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而是成为目的本身。 

  在当代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决定》创造性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出“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强调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指出“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强调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回答了“不断造福人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价值目标。 

  三、坚持“系统观念”,实现改革的“系统集成” 

   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联系、辩证运动的整体。恩格斯指出:“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和发展的“辩证图景”。自然界、人类历史和人的思维世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充分说明,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系统确证了事物普遍联系的状态。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论,准确把握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结构性和层次性,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以系统观念谋划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原创性提出了“系统集成”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确立了以系统观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谋划、系统布局和战略优化的方法论。 

  (一)以“系统集成”强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性谋划和系统性布局 

   所谓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重要素构成的具有稳态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整体。系统本身具有稳态性、有机性等特质,这就需要我们科学掌握系统的要素及其内在关系,突出系统的集成性和整体性。“系统集成”不是使事物的要素或系统“处于机械的平衡”,也不是事物要素之间机械的“排列组合”或“加总求和”,而是事物要素之间或系统之间功能的优化,实现功能和效度的“总体最优解”。系统集成从类型上划分既包括“单元集成”,也包括“过程集成”,还包括“综合集成”,它是把事物作为整体与部分、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来进行认识和谋划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在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认识中汇聚成为系统论,形成了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物质系统和精神系统、天体系统与地理系统、天然系统与人工系统、人体系统与他物系统的认识,创造了“大系统观”,形成了“系统集成”的思维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提出了“坚持系统观念”,确立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坚持系统集成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指出“要推进改革成果系统集成,我们很多改革举措是分步骤、分阶段接续递进推出来的,现在要做好成果梳理对接,从整体上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些重要论述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论”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决定》突出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突出强调系统集成的“优化效应”,强调要增强改革的“关联性”,“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系统集成的目标是实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各项改革的有机衔接、协同配合和优化集成。 

  (二)以“系统观念”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协调配套和同向发力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人的观念是在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同时,“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从唯物辩证法看,人的观念具有主体性和变动性。系统观念就是要把事物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易变的系统来看待,形成对事物的逻辑、层级、结构的系统性、综合性的认知。具体来说,系统观念就是对系统的变动性进行“前瞻性思考”,对系统的整体性进行“全局性谋划”,对系统的复杂性进行“战略性布局”,对系统的结构性和层次性进行“整体性塑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强调“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辩证法。《决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究竟如何抓好改革这项“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和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这“四对关系”就是坚持“系统观念”谋划改革的具体体现。树立系统观念推动改革,就是要秉持全局观念,强化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分轻重缓急,增强改革的整体效能。同时,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更加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防止拆东墙、补西墙,杜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终形成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合力。 

  (三)以“系统优化”的思维方法突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系统工程” 

   所谓系统优化的方法,就是把握好事物的结构与层次、内部与外部、方式与次序、当前和长远等关系,从整体上把握系统的诸要素,获得“最优解”。系统优化包括局部优化和整体优化、内部优化与外部优化等,强调发挥系统的综合优势,形成“最大效用”。这一方法能够“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秉持系统优化的方法。《决定》强调,当前我国改革已经实现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在此阶段,要统筹兼顾、辩证施策,“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改革”,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系统工程”来推进。坚持以“系统工程”推进改革,需要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之间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从关联性上讲,要把松散的改革事项和具体步骤进行聚集,形成关联系统,增强改革举措中“目标—任务—实践”“中央—地方—群众”“融入—协同—反馈”的关联性。从耦合性上讲,要把改革中本身对立(矛盾)的事物进行冲突性耦合,也要把改革中本身融合(统一)的事物进行相似耦合,实现改革领域中具体政策的功能最大化。所以,只有坚持“系统优化”的思维方法,才能在权衡改革利弊中趋利避害,避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作出最为有利的改革战略抉择。 

  四、坚持辩证思维,凸显改革的问题导向 

   矛盾具有普遍性、复杂性。恩格斯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少”。矛盾构成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在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辩证法。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矛盾辩证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因为“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解答问题就是化解矛盾,坚持问题导向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方法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 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擘画改革“清单”,谋划“重点领域”,形成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景图”。 

  (一)以“问题导向”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 

  坚持问题导向的关键在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问题是改革的“靶向标”,是改革的“牵引绳”,“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在改革中善于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 

  《决定》全面勾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清单”,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划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重点领域,划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卡点堵点问题”,特别是强调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为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及“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热点问题。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标”的改革,是认真研究和解决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的改革,这种改革思路充分体现了矛盾分析方法和“矛盾辩证法”。 

  (二)以“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明确改革的“关键问题” 

   矛盾是多变和复杂的,不同事物的不同矛盾又具有多样性。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的不平衡性即,在复杂事物中,矛盾具有主次之分,在单个矛盾体中,矛盾又具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这要求我们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内蕴的两个“重点”,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事物(矛盾体)本身的“两点”,这构成矛盾分析方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关键是在具体工作中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注重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 

  《决定》创造性地运用矛盾不平衡性的原理,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抓住关键和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又要抓住矛盾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比如,《决定》在重大改革举措中,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突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强调“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在民主和法治领域改革方面,“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在党中央领导改革的总体设计方面,强调“围绕解决突出矛盾设置改革议题,优化重点改革方案生成机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 

  (三)以“守正创新”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点问题的“标本兼治”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既揭示了矛盾的本质、普遍性、特殊性和不平衡性,还揭示了统一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在“矛盾辩证法”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创新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在求新求变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和矛盾。《决定》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换言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浮于表面,而是要奔着问题去,锚定问题域,盯着问题改,以创新思维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这就需要“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既要继续在全面上下功夫,使改革举措全面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又要持续在深化上用实劲,突出经济体制这个重点,着力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四)以“破立并举”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 

  破与立是唯物辩证法蕴含的重要哲学方法,也是对立统一、辩证运动的重要表现,这一方法深刻体现了联系和发展、守正和创新、肯定和否定的辩证思维。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其内在矛盾运动和自我否定的方式而实现的。在事物内部既有肯定的因素,也有否定的因素;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恩格斯指出:“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把握好“破”和“立”的辩证法,就是要深刻理解事物本身肯定与否定的双重结构,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的辩证的否定观。恩格斯认为,“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这充分说明,“立”是发展的基础,“破”是变革的前提,我们既要坚持以破为主、先破后立的“革命的辩证法”,也要坚持以立为主、先立后破的“改革的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是手段,立是目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更应突出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可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改革的辩证法”的深刻体现,它要求我们要辩证取舍、辩证否定、推陈出新,确保改革得其法而事半功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破除旧制”与“建立新规”结合起来,坚持在立柱架梁、创立新规的基础上冲破陈旧思想观念的障碍,在以进促稳的基础上动态联动协调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准确把握改革的战略重点,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节奏时机,根据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不超前、不滞后。”简言之,坚持以“破立并举”的辩证法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以破代立,不能破字当头,“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而要以进促稳、以变求新,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 

  五、坚持实践导向,注重改革实效 

  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可以说,没有实践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人类历史,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也通过实践创造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已经生成的现实世界中,人的现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人们应该在实践中把握对象世界,实现主体对客体的改造,用实践来获得认识、检验真理。 

  《决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突出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实干兴邦”,突出实践导向,强调真抓实干,力戒空谈,真正实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理论谋划”与“实践落实”的统一。 

  (一)坚持“政党逻辑”和“人民逻辑”在实践中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改革从来没有现成的“答案”和“模板”,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抓改革、促发展。 列宁指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具有两个层级的核心逻辑,一方面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的领航逻辑,这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区别于其他性质的社会改革的关键,它决定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另一方面是以人民群众为动力核心的主体逻辑,这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价值主旨,它决定改革的主体和目的。“政党逻辑”和“人民逻辑”双重统一的改革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至上”的发展模式。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决定》也强调,“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始终坚持“政党逻辑”和“人民逻辑”的辩证统一,坚持党对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同时也要“牢固树立改革没有局外人旁观者的观念”,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政党领航改革”和“人民参与改革”的双重实践效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当代中国的改革充分彰显了“政党逻辑”和“人民逻辑”之间的一致性、融合性和统一性,实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从而真正实现了政党领导改革和群众践行改革的有机统一。 

  (二)坚持“改革谋划”与“改革落实”的辩证统一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任何理论的内在力量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理论的现实化归根到底在于理论掌握群众,内化成为群众的实践力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改革谋划”是理论思维的重要体现,是一种直面问题的“现实的理论”;“改革落实”是实践力量的直接体现,是一种直接作用于实践的“理论的现实”。实际上,从“现实的理论”到“理论的现实”蕴含着深刻的实践辩证法,即“现实(实践)—理论—现实(再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无止境、辩证发展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重视谋划,更要抓好落实。《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明确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指出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把握客观规律,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要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改革推进机制,从改革方案设计到改革组织实施都要有利于抓落实、有利于解决问题,防止重文件制定轻文件落实等不良倾向”。这些重要论述深刻体现了统筹谋划与分层落实的辩证统一,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标定了实践的侧重点和切入口。 

  (三)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落实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改革举措”具有全面性、针对性和前瞻性,因而在具体的改革落实中既不能“单打独斗”,也不能“单兵突进”,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更加注重落实机制的“系统集成”和“整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这就需要在具体改革实践中摒弃“打乱仗”思维,更加注重突出重点,以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推进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增强“改革举措”和“落实机制”的关联度和协同性。同时,人民群众的实践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因此,“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决定》深刻指出:“对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全党必须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坚持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各项改革实施主体和责任,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内容,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这充分说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做到精准施策、适时适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切忌脱离实际,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蕴的物质观、群众观、联系观、矛盾观和实践观出发,谋划改革战略、制定改革举措、完善改革思路,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方位、客观基点、内外环境、人民立场、主要目标、战略策略、思路方法,系统回答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什么、立什么”“为了谁、依靠谁”“信什么、行什么”“怎么看、怎么办”等一系列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赋予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鲜明的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标志着我们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是当代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指导和方法指引。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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