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研究与当代问题探讨的不同进路出发，思考技术变革与全球性挑战背景下哲学的理论责任和实践使命，成为学者深切关注的问题。

　　时代之问与哲学的未来担当

　　面对技术变革与文明发展的新课题，与会学者围绕哲学如何回应现实、保持专业深度并拓展公共关怀展开讨论，将经典研究、学科建设与时代使命联系起来。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高方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性问题和文明交流也不断提出新的思想课题。人的价值与尊严、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道路，都是哲学需要回应的时代之问。外国哲学研究应继承人类思想文明的优秀成果，立足现实，拓展理论视野，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启迪。南京大学将继续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学科交叉，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南京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亮教授通过回顾学院的发展历程，指出南京大学哲学学科兼具历史底蕴与现实关怀的品格。他强调，外国哲学研究既需要深入理解思想传统，也需要立足当代、回应现实。学院将坚持经典文献研读与当代哲学视野相结合，通过不同思想传统与学术立场之间的交流，激发新的问题意识，推动原创性研究。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张志伟教授表示，科学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发展，标志着人类文明迈入新的阶段。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学科专业化与社会影响之间的张力，哲学既要深耕专业领域，也要关注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他指出，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个人的努力或许微不足道，但只要每个人都付诸行动，人类文明就有未来。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江怡教授强调，哲学讨论需要直面现实变迁，在时代发展中重新阐明人的价值与尊严。本次大会以“人类未来与哲学的当代使命”为主题，聚焦技术时代对人类存在的挑战，以历史为鉴，以前沿为目，以当代为纲，从哲学的历史深处出发，表达对当代哲学的深切关注。

　　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通过评论纳富信留的“世界哲学”观，指出克服西方中心论不能以新的文化中心论或无尺度的相对主义为代价，世界哲学仍须承担反思、追寻普遍性与守护绝对域的使命。

　　人工智能与哲学的使命

　　智能与理解的界限、知识证成及人机协作中的信任与责任问题是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术前沿热点。与会学者从技术能力的变化入手，辨析机器表现与人的认知活动之间的关系，并考察技术应用所依赖的规范条件。

　　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在“AI与第二轴心时代”的报告中指出，人工智能作为文明层面的技术力量，其迭代速度正在冲击既有文明的调适能力，人类需要新的精神突破，探索全球性的人类认同、人机共存生态以及“知止”的生存智慧。辽宁大学李大强教授分析了图灵、塞尔与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科学实现、理论建构和哲学治疗三种研究方式，指出人工智能哲学须警惕概念化和理论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法混乱。复旦大学刘华初教授从视觉识别向世界模型建构的转变出发，提出“跨层证成责任”：机器从图像特征推断物理状态、行动意图或社会意义时，需要补充相应的证据与检验程序，不能以叙事连贯代替认识证成。兰州大学陈丽教授借助洛克的语言哲学分析大语言模型，指出信息合成与知识持有之间存在差别，统计关联并不自动构成对意义的把握。上海财经大学方红庆教授则提出“单薄信任”模型问题，主张以胜任力说明对AI的信任根据及其范围，并由相关主体承担人机共同行动的后果。

　　还有学者从康德的先验区分出发考察技术对象的认识论边界，从功能主义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动性，并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幻觉及人工智能与意志形而上学的关系展开讨论。这些讨论将对人工智能的考察由技术性能推进到理解的条件、规范性的来源与责任承担的结构，呈现哲学回应智能时代挑战的多重路径。

　　虚无主义与现代性

　　关于虚无主义与现代性相关问题，研究不仅追溯现代价值困境的思想来源，也考察既有哲学范畴解释具体生存经验的能力。大会上，学者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历史争论、主体的意义危机及不同文化的自我理解展开讨论。

　　湖南师范大学胡好教授通过重读泛神论之争，提出康德以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回应理性与信仰的两极对立，并由此讨论其回应雅可比虚无主义批评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梁晓杰教授围绕尼采的“伟大政治”展开讨论，将现代性反思引向政治与价值问题。复旦大学邓皓琛考察《班图哲学》的产生及其在非洲知识界的回响，指出对民族志哲学的批评推动了哲学与民族学关系的重新审视，将现代性反思拓展至不同文化中的知识生产与自我理解。

　　主体哲学的绝对同一、焦虑及宇宙无意义体验等问题揭示的价值危机的不同层次，也是虚无主义探讨需要面对的。这些探讨表明，价值重建既需要追问现代性的思想前提，也需要检验既有哲学范畴能否充分解释当代人的生存经验。

　　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及其回响

　　围绕存在、语言、因果性及理性的限度等问题，学者将经典文本的细读与研究方法的反思结合起来。他们既辨析概念在原有语境中的含义，也关注古典问题在后世思想中的延续与转化。

　　华侨大学常旭旻反思将巴门尼德的“非是”直接等同于不存在的解释，指出对“非是”的言说与论证仍有重新讨论的空间。厦门大学曹青云辨析目的因的因果性和奠基性，反对将目的因仅视为解释模式，也反对将其作用方式等同于动力因。

　　北京大学徐凤林教授通过津科夫斯基对阿奎那“自然理性之光”的批评，讨论理性的自主自足与超越性启示之间的关系，揭示自然理性是否完满、固定不变这一问题的思想史意义。山东大学田洁教授则从研究方法入手，指出时代错置与诠释学循环是古代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条件，研究者既应警惕现代概念对古代文本的遮蔽，也应借助古代资源反思当代分析工具的局限。

　　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专场上，学者有关正义、灵魂、自然法和近代自然图景的讨论，也进一步展示了古典问题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转化。

　　德国观念论

　　在德国观念论专场，学者主要围绕主体性、规范性和体系建构展开讨论，从基本术语的思想史含义延伸到共同体与法权的理论根据。

　　山东大学李秋零教授围绕“Idealismus的汉译与康德的理念学说”，辨析“唯心主义”“观念论”等译名与原词的关系，重申理念在知识体系化以及人超越动物性、实现人格性过程中的意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双聘教授韩林合聚焦康德范畴表的中译问题，指出译名分歧与范畴意义的理解密切相连。南开大学王建军教授区分康德的共同体概念与协同性范畴，阐明协同性与理性立法对共同体的不同奠基作用。北京大学先刚教授考察谢林对“自我—非我”模式的扬弃，指出谢林通过追问自我意识的原初活动，回应费希特关于非我来源与自我绝对性的难题。

　　武汉大学王咏诗比较迈蒙、柯亨与胡塞尔对康德“物自身”的批判，探讨其中不同的无限性思想及其认识论意义。中山大学周小龙从审美与实践的关系出发，考察早年费希特对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继承与改造。南京大学谭鸿渐以契约论解读康德财产权理论，将服从普遍意志的正当性追溯到生而具有的法权，并论证这一追溯不损害其规范性。东南大学郭冠宇通过考察黑格尔推理的中项由形式联结向具体根据的转化，说明体系开端如何通过差异与返回获得根据。

　　学者还从康德的实践准则、伦理学的建构主义诠释、历史哲学中的革命与进步，以及人格、归责和判断力等问题切入，讨论理性原则如何规定人的行动及其公共关系。关于物自身、先验真理与道德自我认识的研究，则进一步检验先验哲学对认识界限与实践可能性的不同说明。在黑格尔与谢林研究中，反思概念、伦理生活、自然目的论以及灵魂与人格性的张力，也成为重新理解体系建构的重要线索。这些讨论将经典文本的精细分析与规范性及体系问题的持续追问结合起来，展示了德国观念论参与当代哲学讨论的多种路径。

　　德法现象学：交织与互鉴

　　德法现象学专题主要围绕生命经验、主体生成、道德探究及哲学自身定位展开讨论。学者通过不同思想家的比较，考察意义如何在经验与交往中形成，并探索现象学、诠释学与汉语哲学之间的对话。

　　中山大学方向红教授以“运气现象”为题，考察运气在体验与思想中呈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尝试借助中国哲学“运”与“气”的概念关联重新理解命运。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从伽达默尔对哲学开端、哲学语言和哲学范式的重新理解出发，讨论汉语哲学的奠基性问题，尝试为中国思想文化进入世界哲学提供论证。南京师范大学牛文君教授以利科的“行动诠释学”为中心，指出将行动视为文本，可以贯通说明与理解，并将方法论、存在论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推动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

　　中山大学张伟教授比较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尼采的道德谱系学与舍勒的道德现象学，揭示三种道德探究观之间的批判关系和共同关切。中国社会科学院韩骁从发生现象学出发重释胡塞尔的先验单子论，将单子理解为发生的事件，说明单子如何经由本能意向性、实践意向性与先验目的论向他人敞开。南京大学王士盛以“从意向分析到具体化”为线索，考察了列维纳斯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转化。

　　还有学者围绕胡塞尔与早期德里达对几何学真理客观性的讨论、滞留与回忆的意识结构，以及种相与属相的关系展开研究，深化对意义生成和现象学方法的理解。关于死亡、生命时间与生命体验极限的探讨，将主体性置于生命经验中考察；关于礼物与被给予性、萨特本真伦理的讨论，则进一步揭示主体与他者、经验与伦理之间的关联。此外，诠释学如何面向未来、精神分析作为言语技艺以及身体与符号结构的关系，也拓展了现象学与其他思想传统的对话空间。

　　总之，德法现象学的关系与发展，是一个双向交织、批判性改造与回流互鉴的动态过程。思想的传播难免有误解和偏离，但互鉴无疑是创造力和思想的生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