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日，值中央民族大学哲学学科建立70周年暨哲学系成立40周年之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在北京举办“哲学理论创新与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大会设置主旨演讲和分论坛研讨两个环节，与会学者从不同哲学传统和学科领域出发，就文化主体性与方法论自主、标识性概念与理论建构、中国实践与文明叙事、智能时代的哲学回应以及中国自主宗教学知识体系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构建“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首先需要辨明当下所使用的学科分类、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是如何形成的。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韩东晖将问题置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学科体系转型的历史中。他指出，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知识体系在现代分科过程中被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不仅体现于知识分类，也深入到学术语言、知识生产与问题意识的形成。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要考察面对西方思想和面对自身传统时的自主性，也要将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生产变革纳入视野。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张伟则通过回顾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探索，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百年前，中国学者已尝试建设有主体性的现代学术，但其方法深受西方语文学、考古学等传统影响；今天，如果仅有中国材料和中国议题，而缺少方法论上的主动创造，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仍有待深入。他们从不同视域阐明，学术自主性不仅关乎“研究什么”，也关乎“如何研究”。

　　对外来思想的吸收究竟与学术自主性构成何种关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唐文明从不同文明的教化形态切入，辨析古希腊的哲人、希伯来传统的先知与中国礼乐传统的圣王，强调不宜直接以西方哲学或宗教的分类覆盖中国思想。他又以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的过程说明，保持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资源，而可能恰恰要求对其进行深入理解和创造性转化。云南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杨勇从现代新儒家对佛教、道教思想的再阐释获得类似启示：熊十力围绕唯识学、量论与认识问题展开探索，牟宗三尝试融通天台圆教与儒家哲学，唐君毅则吸收华严宗关于法界圆融、理事无碍的思想资源。这些历史经验表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并不依赖于简单的中西对立，而是在吸收、融通不同思想资源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哲学创造。

　　自主性还涉及研究对象与思想视野的重新界定。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浩然区分了“西方的东方”“东洋的东方”与可能由我们建构的“东方”，提出应从“东方的哲学”与“哲学的东方”两种进路追问东方哲学何以可能。他认为“东方”并非若干国别哲学的简单相加。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陈代湘则将视线落在湖湘学派的历史形成：从碧泉书院、张栻与岳麓书院的联系，到周敦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思想传统的延续与知识谱系的形成有其具体的学术机构、人物和诠释过程。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周来顺从列宁晚年的文化革命思想出发，强调文化教育、知识传播与普通民众的文化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将知识体系问题与思想资源的社会传播联系起来。

　　辽宁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叔贵峰提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还需具备知识形成之前的“前建构”自觉：在时代性上正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变革，在体系性上避免各学科知识的机械拼接，在问题性上以人的本质和真、善、美为重要关切。他将历史、当代处境和体系内部根据联系起来，强调学术自主性不仅体现于具体知识的创新，也体现于对知识体系整体结构及其理论根据的自觉反思。

　　由此看来，历史考察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当代理论寻找传统依据，更在于揭示概念、方法、学派和学科形成的实际过程。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与方法论的主动反思，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不可分离的两面。

　　历史资源和研究方法之外，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概念、命题与理论之间的组织关系。什么样的概念具有“标识性”？标识性是概念本身的特殊性，还是它对于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围绕这一问题，学者们分别从现代化理论、价值哲学、实践哲学、本体论和中国思想史提出不同进路。

　　在这些具体概念讨论之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从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出发，对知识体系构建提出了整体思考。他认为，哲学思考的是具有“人类性”的根本问题，中国哲学应立足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同时回应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问题；理论建构需要贯通存在论、真理论与价值论，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以及思想内涵、时代内涵与文明内涵，并形成相互关联的解释原则、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研究范式的推进体现为：从以“物质”为基石的普遍规律说、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关系说，走向以“哲学”为核心的多元对话说和以“自主”为使命的体系构建说。在他看来，自主知识体系应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主体性，以“学理性的新理论”为原创性，以“时代精神的精华”为标识性，进而构建范畴文明的“大逻辑”。这一总体要求使标识性概念的讨论进一步指向概念、理论与体系之间的内在贯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白刚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具有理论、时代和文明三重标识的概念加以阐释：它既表现为现代化道路及其理论表达，也指向中华民族的文明转型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吴向东则着眼于知识体系的价值维度，提出价值观是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精神内核，哲学知识体系则通过概念、命题和理论建构为价值观提供学理阐释。他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哲学由价值本质、价值评价向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发展的历程，强调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联。二者分别从现代化的整体性表达和价值观的理论承载，说明标识性概念需要进入有内在联系的理论体系。

　　对于既有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也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起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刘森林提出从单一本体论思维转向人与物的关系论思维，借助马克思与尼采对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讨论人在与工具、机器及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塑造自身的过程，并提示中国传统哲学重关系、重道器贯通的资源具有可进一步阐发的意义。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宇则选择“事”作为中国实践哲学可能的标识性概念，强调它相较于以个人行动为中心的理解，更能容纳历史性和复杂实践的整体。

　　传统思想能否形成当代哲学问题的表达，还需要进入具体概念的比较与辨析。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龚晓康以王阳明的“本体”论为基础，提出由“身—心—意—知—物”构成的源初场域，阐释至善、天理、知、定、诚、乐等不同规定及本体与工夫的关联，并将阳明“本体”与亚里士多德的ousia作比较，论证中西本体论双向诠释的可能。湖北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周海春从“一念”入手，借鉴《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思想，提出“一念开二门”的理解路径，尝试从人的生命经验贯通世界生成、真如与生灭以及本体论与工夫论。显然，传统概念的当代运用并非直接赋予其新的口号，而需要在细密的义理分析中说明其可以解决何种哲学问题。

　　概念与命题的关系同样受到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资深教授白奚从齐鲁文化及其在汉代思想格局中的作用出发，强调齐地诸子思想交汇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深远影响，并提出标识性研究不应局限于单个概念，还应重视“天人合一”等具有高度凝练性的命题。山西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尤洋则提醒，标识性概念不能依靠刻意挑选和放大其特殊性获得，而应从中国式现代化和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概念表达还需要足够清晰，使不同研究者能够在相对一致的理解基础上展开论证与争论。

　　哲学理论何以具有超出特定地域和时代的意义，也可以从生活世界的价值与秩序问题加以理解。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王博指出，哲学并非主要传授具体知识和技能，而是涵养人的德性与智慧，使人重新理解世界，并为生活世界奠定意义。中国哲学以“天地人”指称人参与其中的意义世界，而贯通天地人的“道”，是价值与秩序的统一体，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上的根据。他据此强调，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和基本特质与秩序哲学密切相关，其意义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与当下，也面向世界。

　　王博关于“道”的阐释、吴向东关于价值观的论述以及白奚关于标识性命题的思考，从不同层面拓展了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路径。标识性概念与命题不仅应具有鲜明的思想特质，还应能够阐明人何以生活于有价值、有秩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