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自远古的河图洛书究竟为何物，先秦经籍中没有明确的说法。到了西汉末，随着谶纬之术的兴起，出现了大量冠以“河图”“洛书”的图谶之作，也就是一些预言吉凶的神秘性作品。由于后世王朝禁绝图谶，这类著作在隋唐之时就渐渐散亡无传了。北宋以降，在易学领域出现了一种黑白数点图像样式的《河图》《洛书》。这种《河图》《洛书》的出现可以说是宋代易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周易》学说体系开辟了新的学术论域，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股绵延数百年的易图学思潮。但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面临诸多分歧与非议。崇尚者以之为“天地自然之易”，为古圣画卦之所本；批驳者以之为“妄之中又有妄焉”，“皆可废也”。以今日之学术视野观之，前者之重大缺陷在于所论不合史实，后者之根本问题则在于所考不及哲思。我们今天关于《河图》《洛书》的研究应避免古人之偏失，既要探明《河图》《洛书》的前世今生，将其历史渊源讲清楚，又要揭示其内涵意蕴，将其思想意义讲明白。既要在历史的发展中审视其思想意义，又要在思想的转进中评判其历史价值。

　　清儒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先后对《河图》《洛书》的渊源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确切地证明了它们并不是先秦经籍中所说的河图洛书，并指出它们在思想上源自先秦两汉流行的“天地五行生成数”和“九宫数”学说。《系辞上传》有“天地十数”之说，汉儒多以五行生成数说解之，认为此天地十数表征的乃是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内涵的宇宙生化时空图式，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十为阴，其中一、六属水，方位在北，时节为冬；二、七属火，方位在南，时节为夏；三、八属木，方位在东，时节为春；四、九属金，方位在西，时节为秋；五、十属土，位居中央，时节为季夏或四时之季。此五行生成数与《尚书·洪范》之五行序数、《墨子·迎敌祠》之四方数、《管子·幼官》之五行时节数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之四时五行数等意义相通。九宫数则是将从一到九之数排布于四正四维与中央，“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它也是一种阴阳五行时空运化图式，表征阴阳五行四时八节的运转与变化。其说也当属先秦旧说，在汉代被广泛应用。《灵枢·九宫八风》《大戴礼记·明堂》《易纬·乾凿度》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西汉汝阴侯墓中也出土有“太一九宫式盘”。简言之，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是内涵相通的两种阴阳五行时空生化图式，是以数目为显题的阴阳五行思想学说，是先秦两汉阴阳五行思想学说的理论结晶。但在汉魏之时，它们多被用于阴阳灾变之术，被覆以神秘的外衣，掩盖了其哲学思想的光芒。宋代出现的黑白数点式《河图》《洛书》赋予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两种学说以新的理论形态，一方面接续了先秦两汉以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传统，使其以新的面貌发用于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剥除了原有的神秘外衣，将阴阳五行思想学说发展成一套内蕴精深的高度哲学化的理论系统。如果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解宇宙与生命的本源思想的话，《河图》《洛书》就是这一本源思想的图像化与直观化表达。  【原文阅读】

 

 

　　河图洛书在中国历史上兼具多重意涵，既是《周易》《尚书》《论语》《礼记》等经典文本叙事中的重要文明意象，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天降预言与神话传说等神秘性质。我们如今见到的黑白点《河图》《洛书》，是在宋代之后，经由刘牧、李觏、朱熹等学者加以改造后的产物。但如果从文明意象上追溯，那么自先秦时起，就在不同的经典文本中记载了古人对河图洛书的丰富诠释与多元想象。

　　河图洛书之所以能成为历代学者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想象载体，离不开其与《周易》这部经典的密切关系。《易·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这一涉及《周易》创作起源的经典叙事中，河图洛书被视为上天赐予上古帝王伏羲氏的重要启示，伏羲在受此启示之后，完成了八卦的创制，中国自此进入了文明时代。以河图洛书为中华文明起源之论的影响极为重大，以至于许慎在编纂《说文解字》时，就把伏羲受河图洛书而作八卦确立为汉字诞生的源头。只不过，伏羲所受的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形态？上面又记载了什么内容？《系辞》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原文阅读】 

 

　　宋末元初之后，经由朱子改造后的黑白点《河图》《洛书》很快成为图书易学中的权威范式，其文化影响也逐渐拓展到了民间。然而，到了明末清初之时，以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以批判河洛、先天、太极为代表的图书易学范式为重心，掀起了一场“图学批判”运动。他们揶揄图书易学是“《易》外别传”，彻底否定了易图作为《周易》除经、传外第三组成部分的经典地位。清初学者本着严谨的批判立场，对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进行梳理，重新阐发宋代图书易学关涉的概念，审视并反思了宋代图书易学及其发展的合理性，在深度挖掘中引领了图书易学朝多个方面深化发展。

　　虽然朱子的河洛图学在元明时期一家独大，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反对之声。只不过，相较于元明学者对朱子河洛图学所作的批判而言，清初学者秉持更为清晰且坚定的立场，力图从河、洛形成之根源着手，对宋代大兴的河洛图学予以驳斥，以捍卫和廓清《周易》这部经典的诠释边界。黄宗羲和胡渭等人并没有全盘否定易图的价值，而是不认可《河图》《洛书》作为圣人作《易》的来源。胡渭指出：“《易》之为书，八卦而已。”伏羲仰观俯察，得天、地、人三才之道，故立八卦以象之，因而重之而为六十四卦，此为圣人作《易》之由。而《河图》《洛书》仅是圣人仰观俯察的对象之一，不可将之作为圣人作《易》之本。在他看来，《周易》的诠释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矣。并且，易图理应为《周易》经传的诠释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一切无益于经传诠释的易图都应予以废除。黄宗羲亦认为，非《周易》经文所有的易图皆为穿凿附会，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  【原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