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果推论革命”的浪潮中，实验法及其背后的反事实因果观在社会科学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历史转向的兴起，自然实验尤其是历史自然实验愈加受到关注。支持者称，该路径一方面可以通过历史的深度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时空边界，另一方面则可以解决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问题，进而更为有效地实现因果识别。但是，所谓“历史自然实验”不过是求异法的另一个变种，它既无法像实验室实验那样可以通过控制性比较以达成精确的因果推论，同时也容易窄化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　

　　历史自然实验的基本逻辑

　　十余年来，以随机分组和人为干预为核心特征的实验法成为研究者对于因果的主导性理解，甚至“不操纵无因果”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设计的通行准则。总体来看，实验的方法主要应用于微观层面而很难直接应用于宏观层面不同国家的比较，毕竟宏观层面的人为干预几乎是不可能的。相较于实验室实验和问卷实验，自然实验具有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强等优势，尤其是可以关注历史事件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如此一来，“历史的自然实验”或“边界的自然实验”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研究者通常会聚焦两个相邻且相似的国家或其他实体，观察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外生变量对其发展的影响。例如，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出的问题是：美墨边境上的两座城市，其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如此相似，为何二者的发展水平却天差地别。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在上述讨论中，人为划定的国界使得两个相邻且相似的城市构成了实验组和对照组，而不同的制度设计则是提供充分解释的关键外生变量。

　　实验法风靡学术界，却少有研究者进一步追问由实验至因果的底层逻辑。对实验法受到的推崇，其实与西方社会科学奠基年代的主流科学观密不可分。19世纪，牛顿经典力学世界观在自然科学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该传统强调世界的确定性，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恒定的因果规律。因此，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并揭示这些规律。而彼时兴起的社会科学同样希望以“科学”的方式分析人类社会。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实验显然是寻求因果关系的最普遍方式，这样一来，那些笃信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同一性的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毫无障碍地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实验法的兴起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科学主义崇拜”有着密切关系。　

　　控制性比较的因果幻象

　　当然，即便是科学主义的拥趸，也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以致其无法达成真正的实验状态，故而历史自然实验往往追求的是“准实验”状态。为此，他们会选择初始状态相似，又因外生的历史事件冲击而形成的案例予以比较。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契合我们习以为常的“程度主义”逻辑，即认为更大程度的“控制”就能够更为贴近实验法要求的研究设计，从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反事实因果推论。但问题在于，历史自然实验所呈现的控制性比较只是颇为粗糙的求异法，根本算不上实验。例如，海地和多米尼加抑或“三家分晋”之后的韩、赵、魏的确都拥有“相似”的初始条件，但这种相似性只是研究者的主观感知，其背后还隐藏着更多尚未被察觉的差异性可能成为干扰变量。在控制性比较中，“同”与“异”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者主观建构的。一般认为，19世纪的美国与21世纪的巴西，应该大于21世纪的巴西与阿根廷，但研究者很难进一步明确其判断依据。因此，所谓“准实验”状态其实是“非实验”状态，研究者无法就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在反事实意义上进行有效控制，故而也无法通过实验法的逻辑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

　　进一步说，实验法本身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这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本体上而言并不存在自然科学那样的“单位同质性”：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不会因时空差异发生改变，几亿年前的氢离子和如今的氢离子并无二致，其存在在本体层面先于人们的认知。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诸如国家、民主、国际体系等都是人为建构的，它们的存在依赖于人们的共享信念，因此并不存在稳定的“本质”。例如，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美国的总统制和菲律宾的总统制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运作逻辑。社会科学的建构性使实验法失去其用武之地，因为这些并不存在稳定属性的概念无法实现真正的控制，同一范畴可能指涉完全不同的事物。这种本体性的差异，导致反事实因果观在社会科学分析中的不适用。　

　　历史分析的非历史性

　　历史自然实验的另一特征在于其宣称的历史性，即可以将原本属于历史学的琐碎资料纳入主流的社会科学分析。但倘若历史仅意味着“过去发生的事情”，轰轰烈烈地“找回历史”不过是拉长了时间跨度，研究者拥有的不过是新的或更庞大的数据库。如果历史仅仅作为背景资料，它并不会因此获得理论生成的力量，反而会沦为意识形态偏见的注脚。例如，殖民主义遗产研究通过愈加精致的模型与数据，探讨到底哪种殖民主义更有利于殖民地的发展，而全然无视殖民主义造成的更为深重的系统性破坏。

　　历史自然实验同样无法处理“历史”的异质性问题，这在许多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均有体现。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开始探索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实践如何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更是力图在多元文明中推动新的知识生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处于平行世界的古代文明之间缺乏互动，简单地将“历史”找回来就可以实现理论创新。而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欧洲大国间的争霸以及对非西方的殖民统治——在中国等非西方世界是完全不存在的。换言之，经典国际关系理论的各种“主义”是为了解释殖民帝国的战争与和平，而拿这些“主义”衍生出的各类概念，如“无政府状态”“均势”“等级制”去理解中华文明的秩序体系及其外交实践，必然导致“理论错位”。历史属性不一样，理论形态也必然存在本质差别。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纯粹的历史自然实验很难实现超越既有理论边界的范式革新。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