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化的饮食与饮食的精神性

2026-05-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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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在人类所有生存经验中,食与色具有基础性,不仅是基础性欲望,也是基础性需求。无食则个体无法存活,无色则世代无法延续。告子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如果不考虑孟子对“性”的独特界定,告子之语无疑揭示出了食色之于人的基础性。然而,食色两者在哲学上的意义及其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相同。林语堂曾说:“饮食问题可以说是见到天日了,但性的问题依然处在暗中。”(《生活的艺术》)这是就日常生活而言。在哲学研究中,情况恰恰相反:现代哲学对性有着极为丰富的探讨,但对饮食仍保持着距离。舍勒对此有一个经典表述,他说:“在价值选择的生命功能中,性爱对于其他一切价值选择的生命功能(如食欲、厌恶)的存在和本性,则是奠基性和决定性的功能。”(《论害羞与羞感》)哲人喜欢寻找根本性的奠基者,这种做法固然有助于哲学建筑术的施展,但总会耽搁对被奠基者的分析,而解放所谓被奠基者的精神性则需要崭新的视野。在饮食问题上,若要获得哲学的视野,则需要区分精神化的饮食与饮食的精神性。
  先看精神化的饮食。作为基础性的生存活动,饮食内嵌于人类的文化系统,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饮食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意味。例如,在儒家看来,礼规范着饮食,《论语·乡党》记载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食不语”等饮食习惯,这些习惯虽有多重考量,但整体上都是礼的体现。一言以蔽之,非礼不食。在道家看来,饮食被大道引领,《老子》一云“五味令人口爽”(第12章),再云“甘其食”(第80章)。以所食为美而不追求世俗层面的五味,这是道家理想的生存状态。佛家大多戒酒戒荤腥,但也有以酒修行的情况,而戒与不戒的意义皆需在佛家文化内部才能获得理解。与儒、道、佛以饮食为修行之工夫不同,医者以健康为饮食的目标,中医尤其有以食为药、以药为食(即食疗、药膳)的传统,这既是经验的总结,又展现了中国文化对物性与人体的理解。如《食疗本草》论猪肉云:“味苦,微寒。压丹石,疗热闭血脉。虚人动风,不可久食。”以“苦”“寒”论物性,以“血脉”论人体,皆不同于今日西医意义上的科学,只有在传统中国的观念系统中,这些讲法才显现出实际意义。
  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饮食被赋予不同的精神,而不同的阶级、时代、地域皆有其特定的文化特征,相应地,饮食被赋予的精神也就具有阶级、时代、地域等层面的差异。就此而言,人们不难通过个人的饮食习惯判断其所归属的文化系统。除此之外,人们通常还认为,饮食或食物与人的能力、性情、德性乃至整个灵魂状态相关,人们不仅希望由饮食辨别灵魂,还希望通过饮食规范灵魂。《食疗本草》论犀牛肉云:“食之入山林,不迷失其路。”论虎肉云:“食之入山,虎见有畏,辟三十六种精魅。”论豹肉云:“食之令人强筋骨,志性粗疏。”这种认为饮食能够展现、改变甚至决定人的能力、性情的说法在现代社会仍有拥趸。以肉食或素食的偏好来分析人的性格、“以形补形”的饮食教条等仍然常见,而尼采认为德国精神源于“郁闷的内脏”,马尔蒂尼以面条让人笨拙、多疑、迟钝、悲观为理由主张在意大利废除面条,这些想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某种“饮食决定论”。
  饮食决定论看起来突出了饮食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人将自身的精神通过联想、类比的方式赋予饮食,将两者进行了结合。这种结合除了经验上的偶然契合外,整体缺乏合理性,苏轼便对此嘲弄道:“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餕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东坡志林·记与欧公语》)饮食与精神的关系类似于笔墨与昏惰的关系,食物并不在生理上直接塑造精神,就如同物质性的笔墨无法治疗昏惰。不过,人们将饮食与精神关联、将笔墨与昏惰关联并不是随意的,其中有观念上的牵扯。作为观念的笔墨蕴含的文与思是和昏惰相反的,换言之,在人们对昏惰的领会中,笔墨文思自始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饮食与精神的关系同样如此,饮食固然不直接塑造精神,但在精神形成的过程中,饮食一开始就介入了,饮食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在精神的深处扎根,两者在意义的盘根错节处相交织。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饮食不仅被精神化,而且其自身就有精神性。
  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饮食具有精神性并且一直被精神化,精神化的饮食与饮食的精神性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不过,作为理论研究,两者仍有比较清楚的界限。精神化的饮食指的是人将精神赋予饮食,这属于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而饮食的精神性则指饮食自身的存在方式对人的精神有着基础性的意义,这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在既有的哲学研究中,饮食之所以不受重视,正与其独特的存在方式有关。简而言之,饮食以突破物的外在的、形式化的限制进而到达物的内部为特征,以实现人与物在内在质实上的相互契合为目标。在饮食过程中,咀嚼具有特别突出的象征意义,它是饮食的开端,先于咀嚼的诸环节都指向咀嚼,并基于咀嚼才获得意义。咀嚼也彰显着饮食的本质:突破壳子、释放滋味并由此实现主客间的相互授受。与咀嚼相关的是品味,品味总是关联着品味者,因此“味”不是物的第一性质,“本味”“真味”等概念从不脱离品味者而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处的“本”“真”失去了意义,相反,这意味着一种非形式化的对“本”“真”的理解。无论是咀嚼还是品味,这种与物交接的方式以及由此获得的领会都迥然不同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按照海德格尔的讲法,后者“一开始就把‘看’定为通达存在者和通达存在的首要方式”(《存在与时间》)。观看万物而不是咀嚼万物、品味万物,这是西方传统也是现代社会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中,饮食不受哲学家的青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传统哲学出于自身所见耽搁了对饮食的思索,但饮食却一直以其精神性发挥着效应。就此而言,对饮食精神性的研究不是对人类诸精神性活动研究中普通的一种,饮食哲学亦并非某某哲学中的一种而已。饮食哲学要展现的是不同于肇端自古希腊并在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与物交接的方式,以及本身就属于我们自身却被遮蔽了的生存图景或曰生存实情。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上,中国传统提供了丰厚的资源。众所周知,中国是饮食大国,这不仅是说中国人好吃、会吃,更是说中国传统对饮食的精神性有着更多自觉。《老子》云:“圣人为腹不为目。”(第12章)孟子云:“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又云:“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饮食终有超出“尺寸之肤”的精神性,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思者对此多有掘发。基于传统中国的丰厚资源以阐发饮食的精神性,这不仅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背景下一种“做中国哲学”的尝试,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切身经验、守护生活世界的一种努力。饮食哲学于饮食中实践思与在的统一。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编辑:常达(报纸)李秀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