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粮农组织（FAO）11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由不可持续的农业活动等人为因素导致的土地退化，是当前西方乃至全球农业正面临的一场严重生态危机。农业生态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石，构建良好的农业生态亦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当代农业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为资本再生产而破坏自然再生产”的系统性危机，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自然规律的僭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根本对立。构建生态文明需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将农业从资本增殖的工具复归为“人与自然和解”的实践场域，从而构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协调机制，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农业理念。尽管马克思未撰写专门的农业生态著作，但其思想散见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文本中，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提出并阐述了物质变换断裂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概念，强调劳动作为人与自然互动的中介，通过农业活动实现有机循环。但资本主义生产导致城乡分离、工农业对立，使物质变换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缝”，表现为土壤肥力衰竭、资源单向消耗和废弃物污染。其次，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与自然异化的双重批判中延伸出其农业生态思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劳动异化不仅导致人与自身的疏离，也使自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农业中的异化表现为土地被资本化为生产资料，农民与土地的依存关系断裂，使农业活动从“生命再生产”降格为“剩余价值再生产”。如此，生态平衡则被利润逻辑取代。最后，马克思提出农业生态的整体性与资本的分割性矛盾，强调农业应遵循自然规律的整体性，但资本逻辑追求单一化、规模化生产，进而破坏生物多样性，加剧生态脆弱性。

　　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构成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观念基础。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既是劳动对象，也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在《资本论》中，他明确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是财富的源泉。这表明物质财富的创造是劳动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统一。农业尤其依赖自然条件，土壤肥力、气候等因素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力。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能动性），但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受动性）。整体上而言，马克思生态思想不仅强调技术路径的革新，更是发展理念的颠覆，即从“征服自然”转向“和谐共生”。

　　资本逻辑与农业生态危机之间存在深刻的因果关系，资本逻辑的扩张性、逐利性和短视性从根本上加剧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失衡。在资本逻辑指导下形成的代谢断裂、技术异化、空间剥削和价值颠倒，正在系统性加剧农业生态危机。

　　首先，资本逻辑导向代谢断裂，这是资本增殖逻辑对自然循环法则的僭越。资本主义将人与自然之间“通过劳动实现的物质变换”割裂为单向度的资源掠夺过程。一方面，资本通过私有化将土地抽象为可分割、可交易的商品，瓦解了传统农业中“取之于土，还之于土”的养分闭合循环。另一方面，资本的空间规划将城市与乡村的生态依存关系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工业资本将人口集中于城市，使“人类排泄物无法回归土地”，迫使农业依赖化学肥料维持生产，形成“合成氮肥依赖—土壤微生物死亡—肥力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

　　其次，资本逻辑导向技术异化，这是工具理性对生态整体性的肢解。资本逻辑将农业技术从“理解自然规律的中介”异化为“征服自然的武器”，这种异化在哲学层面折射出培根式“知识即权力”的现代性困境。资本通过专利制度将种子、农艺等传统公共知识私有化，使技术研发彻底服从剩余价值增殖需求。这种技术路向的阶级性选择，导致农业生态系统从多元共生的生命网络退化为单一化、标准化的“生物工厂”，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因此消失，生态系统的韧性被资本效率彻底置换。

　　再次，资本逻辑导向时空压缩，这是资本积累周期与生态再生产节律的对抗。资本追求“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积累策略，与农业生态系统固有的时空节律发生根本性冲突。在时间维度上，资本要求周期的即时回报，但土壤有机质再生需要时间，这种矛盾迫使资本通过技术暴力强行压缩自然时间。在空间维度上，资本通过土地金融化将农业生产从地域性实践抽象为全球期货市场的投机标的，使粮食生产彻底脱离具体生态情境。这种时空压缩策略在现象层面表现为农业的“去地域化”，在本质上则是资本对生态过程的时间殖民与空间宰制。

　　最后，资本逻辑导向价值颠倒，这是交换价值体系对使用价值生产的吞噬。资本逻辑通过商品拜物教机制将农业从“养育生命的再生产”异化为“价值增殖的载体”。这种价值颠倒具有双重破坏性：其一，资本通过符号消费创造虚假需求；其二，资本将生态成本外部化为公共领域。这种价值体系的异化导致农业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蜕变为“实现资本自我增殖”，最终形成“生产过剩与生态匮乏共生”的荒诞图景，而资本却在这一过程中攫取超额利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规律及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性支配，指出资本逻辑的本质在于将一切自然、社会要素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形成以“价值增殖”为唯一目标的强制性运动。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农业生态危机中资本逻辑的全面批判，从理论内核、运行机制与历史效应三个方面深刻反映资本逻辑与良好农业生态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矛盾内核来看，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自然有限性形成根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资本逻辑的核心是G—W—G’的无限循环，其运动不依赖于具体使用价值的生产，而是追求抽象的交换价值扩张。增殖是资本的绝对律令，在这一绝对律令指导下，资本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的商品，以实现自然资源向资本的转化，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增殖的无限性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这一矛盾内核出发，衍生出资本逻辑对农业生态的一系列破坏行为。资本逻辑对自然规律完成僭越，带来农业发展的短视效应，对农业资源进行过度攫取，导致农业生态失衡，进一步发展为愈演愈烈的农业生态危机。

　　从运行机制来看，资本逻辑从时间与空间维度对农业生态进行双重剥削。一方面，在时间维度，资本逻辑展现出时间暴力，其对时间的操控不仅体现为对农民劳动时间的压榨，更表现为对农业自然再生产周期的系统性破坏。其核心机制在于资本将自然过程强行纳入其价值增殖的节奏，导致自然系统的时间秩序被彻底打乱，最终引发不可逆的生态崩溃。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资本扩张的“无边界性”与生态阈值形成强烈对抗。资本的空间扩张始终试图突破地理、文化与生态的一切边界，将自然系统强行纳入其增殖的轨道。这种“无边界性”的扩张并非单纯的地理蔓延，在表面上是资源的全球配置，实质上则是通过生态殖民将边缘地区的自然肌理撕裂为资本增殖的原材料供应地，其核心逻辑在于将地理差异转化为剥削级差，构建“中心—边缘”的生态剥夺体系。

　　从历史效应来看，资本逻辑不仅生产了农业生态的系统性危机，更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与文明存续根基的瓦解。一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过度积累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同时资本逻辑通过掠夺自然转嫁成本，形成经济与生态的二重危机。二是资本逻辑加剧农业生产关系的全面异化，包括劳动者异化、技术异化与农产品消费异化等。三是造成农业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资本逻辑将人类文明简化为“增长主义”叙事，全球GDP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碳排放呈正相关，暴露出“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与生态阈值的根本冲突。

　　资本逻辑的终结不在于技术改良或政策调控，而在于打破其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基础。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要求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使生产目的复归“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唯有通过阶级斗争与制度革命，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文明。对农业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不仅是理论宣言，更是人类在资本—生态危机时代的生存指南。

　　（作者系湖南工学院商学院讲师；湖南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