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非常重视《西铭》的前五句，“塞帅体性”两句则为全篇枢纽。前两句“乾称父，坤称母”，朱子固然认为此句在说理一，万物同体，皆是天地大父母所生；但也指出，理一分殊并非仅仅体现为后面的民物之别、民内的差异，在首句就已经体现，用一“称”字就是借亲来喻天。自己父母毕竟与天地大父母不同，但因为是“称呼”、借说，所以重心在天地乾坤上，人须思量天地如何直接与我相关，如何于我有生成之德。这之后的“同胞”“吾与”及同胞之内的分殊，都是在乾坤大父母的意义上来说的。船山固然也承认这种理一的含义，但他认为，“天人合一”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已揭示明了，张载作《西铭》，意在继此补充出“天亲合一”之义。人之所以要呼乾为父、称坤为母，因为乾坤具有父母之名义下要求的实际，即人心所不敢背、不忍忘的健顺之德，其与人身父母的差别也只在形体方面，性情则没有二致。所以，乾坤为人之大父母，反过来就是父母即小天地。本来，朱子认为《西铭》本旨不是言孝，经船山在破题之时重孝的这一反转，举凡后面文本涉及的人伦关系都可以视作孝亲的推扩，而不必比照着事亲之孝来说事天之仁。

　　在此，可以专举“尊高年，所以长其长”一句说明。这一句和其他涉及爵、齿、德以及不幸遭遇的人群都是承接前面“民胞”一句而来，指民中的分殊。朱子遵循借孝言仁的思路，认为天下之老在年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因此尊敬天下之高年者的方式正是对待我之尊长的方式。乍看起来，《西铭》原文及朱注与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非常相似，后者中的“吾老”意指我之父兄，那么《西铭》此句中的“长”是否也包含“父”？朱子认为，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中的“长”，按照借孝言仁的思路及同胞的大定位，只能理解作兄弟中的庶兄，在年龄的层面上与以位、以德、以遭遇而言的其他兄弟区别开来。这是因为，最先说“乾父坤母”是在借孝言仁、以亲喻天，后面一旦落到人际内部、“民吾同胞”的层面，则人伦关系只能落在兄弟层面来说，可谓借友、悌言仁。“乾父坤母”已经是以父母喻天地，那么之后天地所生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够被喻之为父母了。反观船山，他以孝落实仁，因为其对《西铭》开篇就定了天亲合一的基调，后面的事君、敬老、慈幼等都可以直接是孝的推扩，或者说是为大孝所包括与要求的，因此在理解“尊高年”的问题上，船山即直循孟子老幼及人的说法，并认为这种同类的感通是最为真切明白的，也就不会像朱子一般在借孝言仁的思路中注意解释的分寸。

　　《西铭》自“于时保之”以下展开事亲与事天的工夫，不外敬、爱两者。“违曰悖德”至“践形”“惟肖”，一反一正来呈现逆、顺此工夫则所至地位迥异，“知化”“穷神”与“无忝”“匪懈”则均是从正面揭示循此工夫造诣之深浅。其后，紧接着以六位圣贤之行事落实来说，更具体呈现了事亲、事天的要求与关系。

　　六位圣贤错落分布，禹、舜、曾参为圣，颍封人、申生、伯奇为贤。在论圣贤行事的每一句中，朱子认为前半句都是在说事天，后半句都是论事亲。以首句为例，“恶旨酒”是禹之事天，“顾养”是事亲，但始终是借着事亲来说明事天，所以重头不在孝亲而在行仁上。张载这句话只是借用孟子所言“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其中之一的“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来说明禹遏绝人欲的仁德，用朱子的话说，即是禹在照养天而已，并不干世俗孝不孝事。这种借孝言仁的思路在后四位身上看得更明显，朱子在注解中很清楚地论列了舜、申生、曾子、伯奇与天之舜、申生、曾子、伯奇的区别。给朱子注解提供此种分别的来源，恰恰就是圣贤行仁之事与孝行的某些契合。正是由于这种契合，也由于圣人在孝行上即达于极致而为大孝、为仁（不尽然由于处变处困所致），使得我们多少会忽略这种类比之间的区分，甚至认为这种区分亦属不必。但是，禹“恶旨酒”绝非等同于世俗不好饮酒而顾及父母之养而已，同样，如曾子之养身保体也不仅仅是全生全归，也包括了临终时的得正与一生行道的弘毅。这是在圣人身上的理一分殊，即借孝亲说圣人之行仁。更何况，后面所举三位贤人之行事未能无失，并未尽孝，所以，借孝言仁的思路正可以容纳此种不足而说明举例的用意。朱子在解释弟子疑惑时往往申说此意，例如，尽管申生、伯奇虽恭受父诛、勇从父令，但不免陷父于恶而不能称其为孝。然而，由于张载是借孝言仁，申生、伯奇对父亲的态度拿来对待天却恰恰正好，毕竟晋献公作为人父有妄，天却无妄，所以从之皆顺。

　　反观船山，他并不把敬身、乐天直接看作事天工夫，而是看作行孝的要求，事亲孝就是事天仁。因为天亲合一的这种关系，具体到六位圣贤的行事中，三位圣人之行事在船山那里会更容易得到解释。以圣人之大孝即达成仁德，或者说因其仁德则行孝时自然成为大孝。但由于船山把朱子借孝言仁的两层归并来讲，因此并不存在天之舜、天之申生等一人而两分的情况，这种即孝而大孝的巧合在船山这里变成了普遍的情况。唯有做到如禹之“恶旨酒”，才算是顾亲之养；唯有做到如曾子之启手启足、得正而毙，才称得上是全受全归。这样一来，孝的标准极高，而孝即仁，这是以孝实仁的思路。船山常以申生不能正亲之大过来解释何以申生只能算是恭而不得为孝，如此一来，似乎与船山认为《西铭》就是在言孝的判断颇为龃龉。但因为申生之例紧承舜孝而来，申生也只是与舜化顽父之大孝相比而难以称孝，实际上其处变之时能无所逃，已是难能可贵。这又可以归结到天亲的某种一致性理解，舜能感格顽父，天亦有气化之偏，需要如舜之大人来挽救；伯奇听从艰难之父命，也与天道虽为易简却同样包含险阻相合。天亦有偏失，与人相似，相较于朱子天人之别的思路明显不同。

　　《西铭》得张载笔力作出，后世绵延不绝的解释愈发印证了其经典地位。朱子与船山的即孝明仁与以孝实仁，是两种代表性的解释思路，在各自的文本解释中呈现出饶有意味与分寸感的区别。与经典的活力相伴的是人心的生动，为我们今天体会同呼吸、共命运的同胞之感，传承践行仁孝之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启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