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昭力》运用《周易》卦爻辞专门阐述和论证政治之道,这一易说方式在今本、帛书《易传》中显得独树一帜。《昭力》篇幅不长,却详细地阐述了理想政治之道的具体内涵,上政、次政、下政的三政说概括了三种层次的治国之道,其三分法思维与具体内涵亦与《荀子》“王、霸、强(亡)”的三道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昭力》首章有三处地方明确定义“三政”:“上政卫国以德,次政卫国以力,下政卫国以兵”,“上政卫兵而弗用,次政用兵而弗先也,下政锐兵而后威”,“上政垂衣裳以来远人,次政橐弓矢以服天下”。三政说主要着眼于国家兴亡和军事战争问题,其时代背景应在诸国竞力、相互攻伐的战国时期。《昭力》认为,“大夫之所以治其国而安其君也”,即卿大夫具有辅佐君主和负责国家政务的职责,因此推行上政被归属于“卿大夫之义”。但广义而言,上政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之道,因此《昭力》各章包括第二章属于“国君之义”而受到肯定的治国之道,均属于上政的内容。
《昭力》“上政卫国以德”表明,上政以德治为核心,并在君臣观、治民论、兵论与施政效果方面讨论较多:在君臣观方面,主张君臣应相互和敬(“和其君臣之节”“敬其士臣”),更强调君主要善待臣下,否则容易丧失政权(“是故失国之罪必在君之不知大夫也”);在治民论方面,一是注重教化百姓(如“敬其百姓之顺德,忠信以先之”“教之以义”),二是注重仁爱百姓(如“调爱其百姓”“是故君以爱人为德”);在兵论方面,其要义可用“上政卫兵而弗用”“言国修兵不战而威之谓也”概括之,这一观念包含了积极修兵和弥兵慎战两大主张,体现了义兵思想和德治原则;从施政效果来看,上政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战争效果,从而达到卫国和服天下的目标,这凸显了上政作为一种理想善政的巨大现实作用。
相比之下,《昭力》没有花费太多笔墨讨论次政和下政的内容,把握二者要义需要通过与上政进行对比考察。前文提及,《昭力》有三处地方明确定义三政,上政以德政和慎战思想为主要内容,而次政和下政则属于使用军事武力实现目标的层次,但次政和下政彼此也存在区别。“上政卫国以德,次政卫国以力,下政卫国以兵”,德、力、兵并举,此处“力”应该如何解释?过去研究者或解释为“智力、能力”,或解释为“力量”。释为“智力、能力”的意见过于宽泛且与上下文不符,释为“力量”则与“兵”所表示的军力、兵力意义相近,无法体现次政和下政的差异。私意“力”当读为“威”,表示令人敬畏慑服的威势、威严。《广雅·释诂》:“威,力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周书》数文王之德曰‘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通过《左传》上下文可知,此处的“力”就是指“威”,也明确指出了“威”具有令人可畏的意思。《左传》中北宫文子在后文还举出周文王第二次伐崇国而降之的例子,用来说明“大国畏其力”:“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可见“力”(威)仍需要借助一定的军事手段,这与不战而屈人的德政不同。“次政卫国以力”“次政用兵而弗先”表明次政虽未达到德政的高度,但也并不崇尚武力攻伐,这一点正是次政与下政的最大区别。“下政卫国以兵”“下政锐兵而后威”,是指那些首先挑起战端,肆意攻伐他国的行为,此即下政的最大特征。
《昭力》与《荀子》都运用三分法分类讨论政治之道,其中《王制》以“王、霸、强”为三种政治之道,《王霸》则表述为“王、霸、亡”。《荀子》对三种政治之道都有详细阐述,其中王道以道义、礼义为核心,以刑赏并行、选贤举能、教民安民等为具体措施,最终实现不战而胜,使天下各国与民众归服的政治效果。王道和上政的内涵十分相似,《昭力》亦同样主张治国以德,要求统治者敬重士臣、仁爱和教化民众,同时注重“防之以刑,杀当罪而人服”的刑罚主张。更重要的是,《昭力》和《荀子》在兵论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荀子肯定“禁暴除害”性质的战争,但同时也反对任意发动战争,对于“以力兼人”和“强夺之地”者的不义战争皆持否定态度。在荀子看来,“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安谨募选阅材伎之士”,才是对待军事战争的正确做法。一方面偃兵止战以安民惠民,另一方面不废文治武备以强化国力,这一观念与《昭力》“言国修兵不战而威之谓也”的主张十分一致。
《荀子》中另外两种政治之道又是怎样的呢?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之中,霸道虽然没有达到王道那样的德行高度,但仍是一个尚可接受的政治模式,是王道退而求其次的政治之道。荀子认为霸者“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强调亲善友好和不以武力兼并他国是霸道的重要特征;在《王霸》中荀子则强调“信立而霸”,且又能“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则是“威动天下,强殆中国”的霸者代表。《昭力》“次政用兵而弗先”,亦包含了重视军事战备但不率先发动战争,也即不崇尚以武力攻伐他国;“次政卫国以力(威)”亦同样表明次政是以威势服人的一种政治模式,这和春秋五霸的历史形象和政治作风十分接近。
至于“强者”与“亡”则是荀子明确批判的政治模式,前者是以耗费民力、侵凌他国为特征,与王道观念完全背道而驰;后者则是“权谋立而亡”,其特点是“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即以狡诈权谋欺骗臣民和他国,从而为自身谋取利益。《昭力》的“上政”包含“权谋不让”的主张,“让”当从丁四新《帛书〈昭力〉注释》的意见读为“攘”,乃推尚、推崇之义,“权谋不让(攘)”同样表达了反对权谋之术的意思。此外,《昭力》的“下政卫国以兵”“下政锐兵而后威”都说明下政是一种崇尚强力、武力的政治之道,其特点与强者之道很相似。
从上述《昭力》三政说与《荀子》王、霸、强(亡)的政治模式来看,《昭力》与《荀子》都采取了三分法思维,二者推崇的理想政治之道存在共同的内涵和主张,特别是在仁政德治和修兵慎战两方面;而对于二者批判的政治之道,《昭力》与《荀子》皆集中于反对滥用武力和反对权谋两方面。过去学术界多能认识到《昭力》的思想属性与《荀子》存在相似之处,但尚缺乏从特殊概念及相关具体内容入手,比较二者的具体主张与思想渊源。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判断《荀子》和《昭力》的思想存在直接关联,二者关系十分密切,据此可以判断《昭力》属于儒家学派的著作。
(作者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