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解构

　　后真相与后现代主义对真理的解构密切相关。事实上，如果没有后现代学界对真理、事实与实在等术语的解构，后真相讲述者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寻求“另类事实”。安科纳认为，后真相时代的深刻根源在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因为后现代哲学对“真理”概念的解构，引发了偏爱政治意识形态的反科学运动泛滥；同时，也意味着反科学运动已经从对科学持极端怀疑态度的后现代学术象牙塔走向了对客观知识的公然敌意。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真理融贯论。后真相也是在真理融贯论中找到自己的辩护依据。这种理论认为真理不是一个命题与一种独立的对象领域之间的关系，而是命题之间的关系——当且仅当一个命题是一个融贯命题体系的组成部分时，这个命题才是真实的。真理融贯论没有把真理定位于实在之中。因此，即使一个命题的真值无法对应实在，它也能被视为真理，因为它与我们的一套信念是一致的。后真相就是呼吁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融贯论共识，以削弱在外部世界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共识。这样，后真相代表一种悖论意义上的共识：它呼吁达成意识形态共识（后真相），破坏或取代科学共识（真理）。在方法论相对主义的影响下，后真相把科学视为不同的真理制度，其间的不断斗争不是探索真理，而是寻求主导真理议程的战斗。因此，当真理讲述者通过科学方法来遏制伪科学或另类科学的泛滥时，后真相讲述者则试图通过与政治与经济强权联盟来改变规则，特别是利用当下社交媒体这种新工具，让听众相信他正在谈论的“另类后真相”。总之，相对主义为后真相世界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实在论反击的失败

　　人们通常以实在论来对抗后真相的泛滥，此举背后的逻辑是赋予真理一种不容质疑的客观实在。实在论认为基本粒子、基因等就像河流一样实在。一个理论，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这是由外部实在决定的，科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科学方法去揭示实在的内在本质。实在论的认识论基础是“真理对应论”，即认为真理的关键是命题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果真理与世界的事实相对应，而且只有当它与世界上的事实相对应时，这个命题才是真实的。事实是存在于世界中的一种本体状态。

　　实在论将真理锚泊在实在中，但这必须至少满足两个前提条件：（1）原则上必须能够在世界上找到证实该命题的相关事实；（2）命题，或主张这一命题的人，必须站在与这个事实的直接对应关系上。这两个标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会碰到无法逾越的障碍。

　　首先，就条件（1）而言，实在论者从来没有在真实世界中去寻找事实真理。实在论源于理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思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正如皮克林所说，这种抽象源于实在论寻求的是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知识的活动。正是因为这样，它陷入了关于科学是否恰当地表征了自然的恐惧之中，这种恐惧构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实在论与客观性的哲学问题。原因是传统哲学的实在论驻留于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其次，在实践上，条件（2）很难实现，特别是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科学实在论者的基本逻辑是：“理论与事实相符”意味着（a）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做实验；（b）他们随后发表论文，在同行的认可下，形成一种集体共识，最终成为共同体的“专家”判断；（c）虽然这种共识对大多数公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基于“理论与实在对应”的理由，公众肯定会接受。（a）与（b）肯定没问题，但从（a）与（b）推论到（c），即事实本身就能表达自己，因此将被所有公民以同样的方式来解读，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在历史上，每当著名科学家以充满激情的信念陈述他们所发现的科学事实时，阴谋论者往往指责他们带有政治或利益偏见。这一有害的历史循环不断冲击着科学实在论。因此，自库恩以来，科学哲学家逐渐失去对这种想象的憧憬。这反过来又引发了后真相世界的出现。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大多数信息消费者无法甄别社交网络上传播的大部分信息的真实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消费者与相关事实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已公布的信息与相关事实之间有一长串信息源。即使信息源链顶部的信息反映出真相，但这一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强烈认知偏见（动机推理、确认偏见、“身份保护意识”、“逆火效应”、群体疯狂等），使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曲解。特别是网络技术强化了具有恶意攻击性的虚假信息、过滤气泡等，使这些歪曲现象日益严重。后真相和事实贬值的现象也因社交媒体上的匿名性、可访问性和缺乏问责制而加剧。这导致了21世纪的非理性悖论，即后真相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有很大市场。总之，在后真相时代，表征自然的认识论恐惧、网络信息爆炸式增长等因素使实在论在反击后真相危机时显得苍白无力。

　　行动者网络中的科学事实

　　在思考后真相时代的问题时，拉图尔近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返回现实》（Down to Earth，2018）的书，提出了批判后真相的一种方法论思考。随着后真相时代的兴起，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主张是否会被公众接受，不仅取决于其真实性，还取决于其得以产生的实践过程。如果科学家对其研究过程，特别是实验室研究、专业同行评审的考察、基金来源、政治关联等过程保持透明，他们的主张才会获得社会的信任，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联盟或行动者网络，科学事实才能得以产生、稳定并传播。因此，科学家们必须认识到，一个科学事实在社会上越“联网”（参与其中的人和物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驳所谓的“另类事实”。展现科学事实得以出现的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往往是科学家与哲学家携手完成的。

　　与此相应的是，在面对“后真相”虚假信息时，我们时常会陷入实在论的误区，把它们仅视为一个违反事实的问题，忘记了它得以产生的行动者网络。虚假信息也是在一个行动者网络中产生的。在反击后真相阴谋论的问题上，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科学事实得以产生并稳定下来的行动者网络中，聚集了极具说服力的行动者：研究对象、科学家的精确实验仪器运作、数据收集与分析、复杂的数据核实系统、论文、同行评议、共同体认可、可靠的基金来源、科研机构的监管等。除了这些体制性因素外，还有科学家的理性推理、实证精神、批判精神等认知规范。这些体制与认知因素的结合，让科学研究形成一个强大的行动者网络，使科学事实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后真相阴谋得以编造的行动者网络中，体制上的科研能力或技能缺位、证据来源与资金来源都存在着极大问题，在认知时常表现出诡辩、扯淡、非理性偏见等。这些表明后真相者的“科学立论”的虚假性。只有在这种不同的行动者网络的对比性研究中，科学事实才有可能获得公众、有信誉的机构与可靠媒体的支持而稳定下来，成为有效反击后真相的武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真相时代的反科学阴谋论研究”（22AZX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当代智能哲学与人类未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