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永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主任

　　《真理与方法》是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的代表作，也是诠释学长达二千多年发展史上开宗立派的扛鼎之作。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来说，《真理与方法》虽然不能说是他们学术志业中的酒醴麹蘖，但绝对可以说是他们日常研究中所不可缺少的布帛菽粟。以往对《真理与方法》的解读大多放在哲学史（至少是诠释学史）脉络中，揭示其对当代哲学发展产生的革命性转变意义，以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催生新学科与新的研究领域的化育之功。我在这里展开的对《真理与方法》的解读，不追求面面俱到，亦不满足于补充旧说，进一步往深处拓展以往对《真理与方法》的研究，而是要转换一个角度：面对AI带来的哲学的存在论危机，我们能够在《真理与方法》中寻求到什么样的智慧启示？

　　今日的AI正在演变为更为成熟的深度智能（超级AI），一种可以被放在人之“他者”位置来看的新的智能自为存在体——“类人”的存在者。这种“类人”的存在者能够把海量数据、专业知识与物理模型有机融合，在能源、计算、智能之间深度耦合，成为具有感知、分析、决策和行动能力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它不仅能够思考，而且能够使用语言进行思考。虽然从今日AI发展的现实看，通用型AI的思考依然是基于Transformer这样一种神经网络架构，通过自注意力机制，基于模式识别与概率预测，实现信息全连接交流并据此完成“统计拟合”，还不能真正做出适应语境要求的反应及价值判断，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表征操作，而非存在论意义上的言说，但AI的思考毕竟是在自然语言表达中，通过将语言理解为符号序列，在作为符号的语言之上下文向量隐含维度中关注自然言说中的单词，根据单词之间的相关性捕捉序列之间的依赖关系，完成意义的理解与意义的创造性生成。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将思维的本质理解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根据意义显示要求排列组合词语，使之完成对事物（存在）的切实性描述、意义表达以及真理性指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AI的思考已经基本上符合逻辑思维的形式化要求，即在某种意义上，AI可以被理解为具备了一定思维能力，具备了“人类级”广泛认知能力的智能存在体，而不能再被单纯看作是工具。这种智能存在体以类人式的智能理解世界，并对自身生成与行动的边界有自我把握，开始成为“词语的主人”，成为“我思故我在”命题式的自我理解的自为主体。

　　如此情势下，人类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AI学会了思考“如何思考”，硅基生命已经开始创造有自主性的硅基生命。人类制造了这场巨变，自身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巨变之中，成为这场巨变所要解构的对象。像美国科技狂人马斯克和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预告的那样，当AI能够主导语言生产，成为自主代理的自存者时，人类将逐渐从文明故事的主角变成旁观者，人所据以傲然立世的独特主体性将悄然流失，其独享的“智慧王冠”出现裂缝。当智能存在体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给人类知识赋予新的类型和源头，而且以一种创造与自我创造式的自主性思维成为一种立法者时，人类书写的单向存在论将演变成人类自存者与智能自存者在交互性关系中共同书写的双向的存在论。人类不再是存在价值的唯一提供者，不再是世界意义的唯一解释者。由此，呈现出来的就不只是人类自存者与智能体自存者之间不再只是技术能力的提高以及协同方式的改进，它将是一种日益“类人”的AI对于“人类”生存方式的冲击和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关于人自身的存在论在AI时代已发生理解方式和理解视域上的转变。AI追逼着人类，也要求哲学严肃地进入自我反思。AI时代，返回“认识你自己”的命题，追问“何谓人之存在”，成为亟须回答的哲学问题。

　　“认识你自己”这个命题，原是刻在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入口处的铭文，后被古希腊大哲苏格拉底上升为哲学的核心命题。苏格拉底对待这个问题极为认真而虔敬，以自己一生的哲学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苏格拉底给出的不是一个通用答案，而是一种不断敞开这个问题之价值与意义的智慧态度。今日，面对这个重新进入时代哲学核心位置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李斯（Tobias Rees）命题：“人工智能导致哲学断裂”。

　　从人类作为思想和实践的垄断者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贯穿人类文明的关键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发展以及理论与实践双重智慧的不断积累。人的自我理解尽管找不到通用答案，但答案无疑需要用理性来书写，不论书写的理性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人通过理性，证明人具有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存在价值。理性构建出人的思想，思想证明人的“特殊性”并通过语言塑造了人的存在。人是能够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存在者，有着能动的主体性，使用语言去思维，创造思想去解释世界，并将思想付诸行动以改变世界。“我”能“思”是“我”之存在，并且是一种不同于世间任何存在物之存在的最确凿的证明。从理性与思想的角度揭示人的存在论规定，在AI时代降临之前是有着明见性的真理，不容置疑。然而，AI时代从理性与思想的角度对人之存在进行规定的这一坚固的信念正在逐渐崩塌，至少人已经不能以完全确信的态度肯认人是唯一拥有理性与思想的存在者。

　　如果我们从哲学存在论角度对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哲学断裂进行分析，就会发现，AI时代我们所遭遇的人之自我理解乃至人的存在论危机，可以归结为人从理性或思想角度理解与规定自我而生发的存在虚无化危机，而这种存在虚无化的发生又与我们非反思地将理性等同于逻辑化思想，将思想还原为命题，看作是在信息加工和观念有序集合意义上经过抽象、概括、判断、推理而形成的对客观实在的理性认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AI所带来的哲学存在论之危局，无非是哲学长期“躺平”在西方逻各斯话语巢穴所导致的一种有“哲学”而“无思想”之精神贫乏现象而已。如果我们以审慎的态度重审哲学史，就会发现，并非只有通过逻辑路径追索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另一条理解理性、思想与存在的哲学之路始终顽强地与逻辑地建构存在论的纯思之路对抗着，并依循自己开辟的道路延展着，发出一道照亮人的自我理解与存在理解的希望之光。走在这条“理解”的希望之路上，我们将会发现，存在的理解不是从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抽离出的对存在物进行的纯粹逻辑分析，表现为一种经由抽象意识形成的概念认知。存在的理解是历史性地发生的，因为存在并不是悬在纯粹逻辑之形式空间中的抽象命题或者一般形式，而是必须在具体生命过程和实际生活处境中“发生”的事件。借用“道成肉身”观念，我们可以修辞学地表达这种历史性发生的存在理解：没有“肉身”的“道”是沉默的，而有了肉身，“道”才成为可以被倾听、被注视、被理解的“在”。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那里，接着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那里，我们看到了来自这条存在理解道路所投射出来的强烈的光。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将“理解的历史性”冠名为“诠释学原则”。理解隶属于它存身其中的诠释学语境，其正确使用的方式不仅是逻辑学的，更是修辞学的。任何理解的理性过程都是包含着将被理解者具体到在特定历史性情境下实行的合宜行动，理解对存在的显示以及思想对存在的澄明并不局限于在抽象的理性推理和经验验证中，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为在不断变动的境遇性中的具体呈现。就此而言，理性的使用必须是历史性的。在存在论意义上，是历史理性优于纯粹理性。历史理性所生成的存在经验以及有关理性者自身的反思性经验，不是那些结合了符号主义，用抽象的指示符号与逻辑推理模拟生成的机器“智能”，而是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活生生的、处境化发生的，并且与作为理解者的人密切相关的原初经验。也就是说，人的自我理解和人对自身之“所是”的理解，不能是人之理性的形式化符号表征的操作，而应是人之实际性生存经验的存在论言说、阐释。人的历史理性所生成的有关人类生存的源初经验，与AI“理性”所生成的不可解释性的概率模型不同，它不仅符合人类“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天性，而且还是只在语义的符号表达层面关注信息间统计关联的AI“理性”难以抵达的“存在、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论同构关系发生的源初境遇。正是《真理与方法》中所阐发的这些真知灼见，一方面澄清了AI时代存在理解的视位，另一方面又矫正了人之自我理解与人对人之存在理解的视向。

　　AI时代存在论理解的视位并不拒绝理性主义立场，但理解存在论的理性则从纯粹理性转换为历史理性。传统与流传物，肉身与超越逻辑的直觉与灵感，星空、诗歌与爱，共同构成了存在者自我理解及其理解存在的阐释学位置。人的自我理解与存在理解的视向应投向存在者的生活世界及其由存在者活生生的实际经验所形成的存在之流。存在的理解成为一种存在自身在历史语境中的自我实行之行动，它历史性地存在亦历史性地呈现，存在者的自我理解不是在机器的算力中，而是在人的直接经验、历史传统和视域与视域的历史性对接中。可见，AI时代因为“智能自存者”横空出世而导致的所谓的哲学断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存在论危机，宣告的并不是人之存在论的整体死亡，而是奠基于逻各斯基础之上的人之理性存在论的终结。这里并不会发生人之存在的降幂，发生的应是关于人的存在论的哲学之思的视位与视向的转换。

　　因此，在AI时代再审察《真理与方法》时，我们应选择新姿态。这种新的阅读姿态可以被理解为AI时代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行动”，它使得哲学再次走向时代的中心，带着深切的现实关怀，不再沉沦于纯思游戏，“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如黑格尔所说，哲学，这只“猫头鹰”起飞了，在（时代的）黄昏时刻起飞了，它是时代之牛虻，同时也是思想之先知，预告着人应当“如何存在”，人的“未来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