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蔡元培认为杜威是美国的孔子。在很多人看来，孔子的“仁学”奠定了中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石，尤其是其清醒的理性精神，即“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等经典格言，塑造了一种现世超越的精神。孔子不在“知”的意义上谈论“天”或“神”，但是，实践生活中，孔子却“祭神如神在”，很有一番信仰虔诚的味道。但是，这种信仰的虔诚不是对人所在的世界之外在的“神”或具有最终赏罚之权的“意志之天”的信仰，而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践超越精神。简言之，孔子在超越问题上是内向用力的一种德性实践。神奇的是，孔子千年之后有了美国知音——约翰·杜威。

　　在杜威的思想体系中，“经验”无疑是关键词。《经验与自然》《作为艺术的经验》和《经验与教育》等著作都直接以“经验”作为标题。可见，经验在杜威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用詹姆士的话说，世界就是纯粹经验。杜威接受了詹姆士的这个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经验”概念。在杜威学术运思的术语群落中，直接经验、交缠的经验、经验的调整等都扮演着理解线索的角色。其中，圆融的经验可谓杜威最后的志趣。据孙宁的研究，杜威提出了一种方法论的形而上学（methodological metaphysic）。方法论形而上学可以简化为：不以人为习得的概念，即不在反思之后用一些与直接经验概念无关的概念来裁剪经验，而是把人放在自然经验中，作为暂时的片段，直接融入经验之流。人其实不在世界之外，用杜威的话说，“人在经验之外”实际上是一种空间隐喻，是一种笛卡尔式近代哲学的发明。这种发明具体表现为心灵与世界的对立，心灵仿佛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却又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杜威的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既是一种哲学方法论，也是一种看待世界与人之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尽量保持经验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经验的完整性意味着人们以某种目的切入世界，与他人交往时，尽量以本己经验中与他者存在最大连续性的部分重构经验。这种重构不是任意的武断的打乱、切割与隔离，而是如经验之所是，让暂时性的不同的经验片段无缝衔接在“我”的经验中。按照杜威的经验形而上学，孔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也就是杜威不相信的“超自然”的东西。在杜威看来，任何允诺“超自然”东西存在的观点，都是人为地在人与神之间作了区分，把整体性的经验打破、粉碎，从而让人陷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传统的信仰模式无视圆融经验的存在，人为地制造了人与神之间的对立，不仅使人处在与全能的他者相对立的地位，而且让人从属于、屈服于后者。

　　杜威的圆融经验则主张一种内向的超越。“圆融经验”的英文是“consummate experience”，其含义为共同参与、内向渗透得到的经验。很明显，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一元世界。部分和环节都是整体构成性的要素。世界是一，而不是多。尽管杜威不太同意斯宾诺莎对实体、属性和样式的看法，但他汲取了斯宾诺莎的“欲力”思想。按照斯宾诺莎的观点，任何个体都内蕴一种自我保持的努力倾向，这种倾向又是在与他人同样的努力倾向中发生的经验重构。保持自我，彼此扶持，人为的分隔或断裂，实际上都是为经验最大连续性的重组创造条件。如此一来，喜悦、成功、风险、困难、不确定等所有积极的或消极的东西都是经验回到整体、达到圆融的机遇。更为重要的是，在杜威看来，在传统外在信仰的方式中，人们渴望接触并乐于得到其帮助以克服自己有限性的“更大的权能”也是圆融性经验的一部分。它并不外在于人与世界构成的整体经验之流。人的“努力”活动参与了经验的重组，经验的重组在问题发生的地方成为必要、实现其潜能。人不需要寻求自然之外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并不存在），只需要发展自己内在的经验、调整自己的生活条件。生活即成长。自己的“经验”，也是与他人合作、一起重构出来的经验。这种经验就是无碍的“经验”。在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那里，内与外的分辨没有本体的基础，想要达到的目的（end-in-view）从属于具体实践情景的需要，实践情景都是问题出现时临时构成的状况。这种状况提供了自我调整、修正和完善并举的机会，也是自我在入世的工作和事业中实现超越的通衢大道。

　　人们通常把杜威的学说叫作经验的自然主义，甚至有人直接省略了“经验”，名之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运动。黑格尔的“精神”具有客观历史的色彩，人成了精神的道具，没了地位。然而，杜威的自然主义要求人参与经验的有机融合，主动地重构经验，在交互性的活动中以创造性的理智成就圆融经验，修成“社会性的个体”，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的“社会的人类”，其核心旨趣是实现圆融经验及其内向超越。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