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是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人文学科,通过对古典语言、文献、物质遗存与思想传统的多维考察,致力于理解古典世界的社会结构、精神生活与价值体系。这一学科范式在19世纪初于德国首先确立,并且在威廉·洪堡的推动下成为中学教育的核心课程,而这也是马克思接受教育并逐步成长为思想斗士的智识背景。马克思本人具备深厚的古典学素养,精通古希腊语与拉丁语,曾独立翻译亚里士多德、塔西佗等重要作者的希腊文、拉丁文著作。马克思对古典学术传统绝非单向度继承,而是在深入古典文本内部的同时,始终保持对现实的批判性审视,并通过唯物史观的关键性转换,将其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实现对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青年马克思的古典学教育历程
青年马克思接受的古典学教育,是其思想形成期的重要底色,贯穿于他从中学到整个博士阶段的系统训练与自主探索,最终凝结为他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一历程不仅展现了马克思深厚的古典语文学功底,更预示了他将古典学术与现实批判相结合的思想品格,构成理解其理论体系发展的关键线索。
马克思的古典学启蒙始于中学时代。1830年至1835年,他就读于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在此接受了严格的古典语言训练。彼时普鲁士的教育体系以古典文化为核心,拉丁文与希腊文是必修课程,古典教育被视为塑造一个青少年成为“有教养者”的根基。马克思毕业证书上的评语显示他能熟练掌握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凭借其优异的语言能力和广泛的阅读兴趣,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系统阅读了古希腊古罗马著名作家如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柏拉图、西塞罗、维吉尔等的大量原作,并特别推崇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这也为他在博士生涯中深入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原典奠定了文本基础。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但很快将兴趣转向哲学与古典学。在1836年转学到柏林大学后,他系统参加了古典语文学课程,研读了大量以法权思想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中心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原典,还以拉丁文翻译了奥维德的《哀歌集》与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总体来看,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接触到的不仅是文本释读技术,更是一种将古典文明视为理解现代性之匙的思想洞见。
在柏林大学期间,马克思加入了“博士俱乐部”,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如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密切交往。这一群体将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学术研究相结合,以批判精神重新审视古代哲学传统。青年黑格尔派的古典研究,不是对古代的膜拜或学术考古,而是将古典资源转化为批判现实的武器,为当代政治批判做好哲学准备,这种问题意识与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高度契合。
1839年初,马克思开始系统研究伊壁鸠鲁哲学,并且形成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初步呈现了他试图“书写一部西方古典精神史”的理论雄心。这些笔记涵盖了对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卢克莱修、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第欧根尼·拉尔修等古典文献的摘录与评注,展现了马克思扎实的语文学功底和独立的哲学判断。他广泛涉猎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原典,同时大量参照现代的学术成果,形成跨语际的研究视野。这一自主研究阶段的关键突破,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伊壁鸠鲁“旨在直接驳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偏斜”(parenklisis)学说的哲学革命性。通过深入对比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偏斜”运动论打破了因果决定论的“必然性”强制,为个体自由和自我意识提供了本体论基础。
1841年4月,马克思向耶拿大学提交了博士论文,并且在本人缺席答辩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论文以德文撰写,大量引用古希腊文原典,并附有对普鲁塔克、西塞罗等人拉丁文著作的批判性分析。从形式上来看,这是一篇标准的古典学论文,但是在内容上它已超越了古典学的范畴。这篇博士论文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哲学对话。表面上看,直接出场的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但背后却是围绕黑格尔与晚期谢林思想的哲学争论。马克思既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又通过“显微镜”式的细致分析,超越了黑格尔对个别细节的误识与忽视,体现了其独具特质的批判精神和思维能力。
马克思著作中的古典学要素
在1840年上半年完成的《柏林笔记》中,马克思专门对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做了大量的翻译和摘录。据学者们研究推测,目前收录于MEGA2中“柏林笔记”八个笔记本中的第一组文本,是为了“准备教师资格考试”而进行的摘录,这无疑体现了在博士论文的自然哲学专题之外,马克思对更为广阔的古希腊哲学主题的“挖掘”。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系统性关注,构成了他长期思考的融贯性线索。
《资本论》是马克思著作中古典学要素最为集中却又最为隐蔽的场域。一方面,马克思广泛引用了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古典学经典文献,分析古代社会的劳动分工、奴隶制经济与价值观念,将古代经济形态作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他援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分析劳动分工与商品交换的论述,揭示出形式平等背后的实质剥削。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常将古希腊文原文置于脚注,正文则以德文展开经济学的精细论证。这种“正文—注解”结构形成了一种“双重话语”机制,在正文中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脚注则与古典传统展开对话,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史视野。
晚年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将古典学思想向民族学维度拓展。他通过大量研读摩尔根等人关于古代公社、印度村社的著作,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材料相互参证,探索从原始公社到阶级社会过渡的多元路径。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探讨,都建立在对古典学提供的历史范式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之上。在肯定古希腊哲学精神内核的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将其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中考察,不再将古希腊罗马视为人类历史的普遍模板和西方现代文明唯一可能的精神根源,而是在文明多样性的视野中重新定位古典时代的特殊意义。
历史地看,马克思在其思想进程中实现了古典学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化。从“原子自由”到“人之自由”,从“原子谱系学”到“资本现象学”,马克思以辩证的批判精神继承了古典语文学细致分析的严谨,并且在革命性实践中使古典学真正走出了“象牙塔”。
马克思“批判的古典学”三个特征
与19世纪德国大学中古典学主流的建制化、精英化路径不同,马克思的古典学视域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批判性而非盲目膜拜。马克思反对将古典时代理想化的倾向,他研究古希腊和希腊化哲学不是为了复刻古代,而是为了从中提取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真正将古典学从“有教养者”的智识特权和思维游戏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资源。其次,实践性而非文本主义。马克思始终将哲学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相联结,反对“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循环,他后来更以“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宣言,彻底告别了为学术而学术的古典学传统。古典文本在马克思手中不再是微言大义的膜拜对象,而是介入现实的批判性视域。再次,人民性而非精英主义。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彻底将古典学从绅士教育的精英框架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思想资源,这种“人民之学”的转向,与古典学在西方建制过程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形成了根本对立,使古典学不再作为区隔性的身份象征与尊荣徽章,而是成为切实有效的思想解放工具。
马克思以其独特的“批判的古典学”范式展开思想与行动中的变革,既继承了古代哲学的精神性遗产与语文学方法,又将其从精英主义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剖析现代资本主义、探索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工具,使他得以站在古典学术的肩膀上,超越时代的局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根本危机提供兼具历史深度与思想穿透力的理论武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