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彻底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思潮，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标志着唯物史观的正式诞生。这部经典著作跳出了传统哲学纯粹观念批判的桎梏，立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来重构历史认知范式，终结了唯心史观长期主导哲学研究的局面，为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经180年的时代变迁，当今世界格局、社会形态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形态》所凸显出来的植根实践、立足现实以及指向发展的唯物史观逻辑，却依然历久弥新。深入再读《形态》，阐释唯物史观的原生建构逻辑，挖掘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生命力，对于我们更加坚定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根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形态》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完成了哲学范式的革命性拓新，构建了唯物史观完整的原生理论体系。在此之前，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哲学，陷入纯粹思辨哲学的局限中而无法自拔。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将历史归结为观念的演进过程；费尔巴哈虽然将哲学研究拉回到人的感性存在，但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制造出抽象、静止、孤立的“自然人”。因此，无论是唯心史观还是旧唯物主义，本质上都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无法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针对近代哲学的种种理论弊病，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现实的生产生活，确立了全新的历史研究的起点，即现实的个人。《形态》明确指出，历史的前提不是抽象的精神观念，也不是思辨的人性假设，而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处在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的现实个体。人类为了生存，首先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根本前提。正是这个基本论断，将历史研究从纯粹的书斋思辨拉回到鲜活的现实生活，彻底颠覆了以往观念决定现实的传统认知。

　　以此为基础，《形态》系统阐释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构建起层层递进的理论逻辑。物质生产实践催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形态，生产关系的变革又进一步推动社会制度、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迭代更新。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确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等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出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客观必然性，让历史研究第一次具备了科学、客观、可验证的理论依据。

　　《形态》的理论突破，不仅在于建构了完整的唯物史观体系，更在于完成了对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立场。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被视为独立存在、支配现实的绝对力量，社会发展的全部矛盾都可以归结为观念的矛盾与意识的对立，改造世界的全部方式就是开展纯粹的思想批判。这种脱离现实、空泛抽象的理论范式，既无法解释社会矛盾的根源，更无法指导社会变革的实践，最终沦为脱离现实的文字游戏。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这种思辨哲学的空想性，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的本质与起源。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意识形态并非凭空产生的抽象观念，而是根植于社会物质生产、社会分工与现实利益关系的精神产物。不同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阶级立场，会孕育出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体系。社会意识不具备独立的历史生命力，始终依附并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存在，同时对社会存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与社会的变革；落后的社会意识则会固化陈旧生产关系，阻碍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一批判与重构，从根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实践品格。从此，哲学就不再只是解释世界的思辨工具，更是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形态》摒弃了旧哲学“解释一切、无所作为”的理论困境，明确了理论的终极价值在于回应现实问题、指导社会实践与推动历史进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立足时代、紧跟实践、与时俱进奠定了根本底色。

　　必须看到，历经180年的岁月淬炼，诞生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唯物史观，并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彰显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现实解释力。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逻辑高度契合，为我国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以及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

　　坚持以物质生产发展为根本，既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根基。唯物史观始终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一切发展变革都必须立足生产力发展现实、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方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始终立足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摒弃脱离国情的抽象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正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

　　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形态》所揭示的唯物史观赋予我们的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唯物史观拒绝套用固定范式解读所有社会形态，强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必然受到自身历史传统、社会条件、发展阶段的制约，拥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根本就在于我们始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摒弃西方现代化的抽象理论模板与固有路径依赖，走出了一条贴合自身、扎根实践、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拒绝教条主义的发展方式，正是对《形态》所揭示的唯物史观实践逻辑的传承与发展。

　　把握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遵循。唯物史观在肯定社会存在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当前，思想文化领域多元交织、纷繁复杂，各类社会思潮交流交融交锋，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坚守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就是要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建构起契合时代需求、贴合人民诉求的主流意识形态，弘扬先进文化、抵制错误思潮，凝聚全社会价值共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汇聚精神力量。

　　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跨越时空的真理力量与实践价值。180年前，《形态》拨开思辨哲学的思想迷雾，为人类社会发展点亮科学的真理之光。180年后，这部经典著作依然是我们认识时代、解读时代与引领时代的思想武器。我们在新时代重读经典，回望本源，绝不是简单地复刻文本的教条，而是要深刻把握唯物史观立足实践、尊重规律、改造现实的理论品格。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我们要持续运用好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以理论的清醒来把握时代大势，以实践的自觉来回应时代课题，让经典理论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为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理论滋养与实践指引。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