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osition and Meaning of "Freedom" in Marx:Based on Engel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作者简介：何丽野，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96期

　　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常常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之一，甚至被说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最高命题”。但恩格斯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引用这段话时是有保留的。这个保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中，对于“自由”的意义及其在自己思想中的地位持有不同的看法，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差异，甚至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宣传的“内外有别”。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观/工人运动

　　从文本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由的论述是比较复杂的。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某些经典表述的解析，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不是空泛的，我们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笼统地看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就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表述。相较于当代有关自由的论述，我们需要对把马克思恩格斯自由观仅仅做空泛而简单的概括的做法保持高度的警惕，冷静而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

　　1894年新年到来之际，意大利人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新纪元》周刊题词，要求尽量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区别于伟大诗人但丁曾做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界定。恩格斯回信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但是，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在这下面，恩格斯紧接着说了一句不为人所注意的话：“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②

　　这里恩格斯的看法表达得很清楚：他所引的这几句话，虽然力图“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必然“堕入空想主义”并“流于空泛辞藻”。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恩格斯对引用这句话“有所保留”。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一再强调了自己思想的主要特点：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从玄想、幻想出发，并由此把自己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对立起来。因此，如果他们批评某某人或者某思想言论“空想主义”“流于空泛辞藻”，那无疑是非常严厉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表述，当然不能是此种言辞。所以，这句话其实隐晦地表达了恩格斯自己对这段话的不满意。因此，当恩格斯说“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理解为是对这句话的充分肯定，不是说这句话最好、最合适(现在许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恩格斯的实际意思是说没有办法找到更“合适的”，只好用这句话。

　　不仅恩格斯对这段话不满意，马克思大概也是同样的看法。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出版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共写过七个“序言”，在这些“序言”中，他们回顾了《宣言》写作出版的历史，概括阐述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并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和时代变化，对《宣言》中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了发挥。但在所有这些阐述和发挥中，他们都没有提到这句话，也没有进一步阐述关于自由的思想观点。马克思阐述自己理论的“新内容”时没有提到它。在恩格斯所写的、作为《宣言》蓝本的《共产主义原理》当中，并无未来社会是“把每个人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或类似的表述。恩格斯在1846年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讲到自己与格律恩等人辩论时，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为无产者的利益、财产共有、暴力的民主的革命等③，也没有讲到自由。从《宣言》本身来看，其中讲自由之处并不多，主要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④；资产阶级的自由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⑤。至于对自由的正面阐述，就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句话，而且没有展开论述，并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述中也都没有再出现过。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这句话似乎也不太热衷，笔者未曾看到有这方面的论述。列宁曾谈到这个问题。他首先承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自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号”，但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基础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⑥总体说来，《宣言》中的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生涯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以及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远不能与今天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一些研究相提并论。

　　恩格斯之所以对“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持保留态度，首先因为这个命题并不是《宣言》的独创，实际上来自当时的工人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思想。例如，当时在德国、英国、法国的工人当中威望颇高，被视为“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勇敢和天才的领袖”⑦的魏特林，就在其著作中一再宣称，他要建立的是“为一切人所有的自由与和谐的制度”⑧。“我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里，除了涉及其他人的自由以外，可以给每一个人的自由本能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同时并不妨害整体的和谐。”⑨“如果你们要想使人类重新自由，就要给社会一种组织，这个组织便利一切人在同等的地位上满足他们的欲望，发展他们的能力。”⑩在未来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自由，按照劳动时间的交替，在一个或是许多个劳动部门里进行劳动，如果他已经取得各该部门的必要的准备知识”(11)。赫斯亦提出“自由活动是人的类本质”，“社会主义等于自由加平等”(12)。施蒂纳则提出“自由人的共同体”概念：“一切人均应是平等的!不应再追逐特殊利益，而应追求一切人的普遍利益。国家应是一个自由的和平等的人的共同体。”(13)“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流亡者联盟”的《信条》当中，几乎从头到尾都在讲自由。比如，“人民主权，人民统治是民主共和国的实质，这里不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特权阶级，而是由全体公民规定自由的界限和制定法律。只要我们回头想一想自由的概念：‘个人的自由的发展以他人要求同等自由的同一权利为界限’，那么，毫无疑问，防止超越这一界限的最好卫士，恰恰就是因为这种超越而遭到损害的人”(14)。

　　《宣言》作为国际工人组织的纲领，与当时工人运动的思想存在一种继承关系，所以也必须讲自由。但是《宣言》对当时工人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主要地并不是继承，而是批判。这点我们需要引起注意。马克思后来在回顾他们与“正义者同盟”关系时曾说，他在改变工人思想方面作出极大努力，出版了许多小册子资料，“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15)。马克思在1877年还批评了德国“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空谈自由，“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16)。这些回顾也可以部分说明《宣言》时期马克思对待自由、正义等概念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恩格斯为工人团体起草宣言、章程时，其中有些提法并不一定都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表达了当时他们所处的工人团体的思想水平。比如马克思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有一句：“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17)曾有研究者把这句话当作马克思“正义观”的有力证明。其实不然，写上这句话是马克思的无奈之举，甚至可以说它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后来马克思曾给恩格斯写信解释说：“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18)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如果不加“安排”——也就是随意地——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谈论真理、道德和正义等抽象概念，是“有害”的。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必须采纳”这些词语呢？因为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建议，这些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辩，基本上被采纳了，作为交换和妥协，马克思也必须接受其他委员提出的一些意见。既要接受，又要使它们“无害”，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在某个地方“顺便”提一下，不作论证说明，也不进一步展开。《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正是这样做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妥为安排”。在1864年的《临时章程》中，还有更多马克思不同意的观点，例如“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等；虽然马克思当时无奈地接受了，但后来到了1871年《正式章程》中就把它们都删除了。(19)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所以马克思在向恩格斯讲述国际委员会的激烈讨论与争辩过程之后，叹息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20)

　　《宣言》中关于自由的这句话，应该不属于同样的情况(马克思不同意甚至反对)，否则恩格斯也不会引用了。但从前面的引用可以看出，建设和谐社会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几乎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们共同的理想。考虑到恩格斯的保留态度，《共产主义原理》中没有类似表述，以及这句话在《宣言》中孤零零存在的情况，笔者认为它很可能只是表示了《宣言》对同盟思想的继承，是为了《宣言》能为同盟代表大会所接受、通过而加上的。(21)因为当时组成“正义者同盟”的并不是产业工人，而是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如裁缝、木工等(比如魏特林就是裁缝)。恩格斯说，这些人基本上还“附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些手工业者的理想并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实行小生产制，“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的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22)他们的生产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早期“手工业”阶段，至多有一些分工协作，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对他们还很陌生。他们没有读过经济学著作，极度缺乏经济学知识，从而也就只能从小生产者的角度去理解现实社会，“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23)。也许在这些裁缝的理解中，个人自由发展就是成为小作坊师傅，因此他们更乐意接受“每个人自由发展并达到一切人自由发展”这样的说法。恩格斯称当时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手工业者的思想为“裁缝共产主义”或许即因此。(24)这也就是《宣言》中为什么尽可能地少谈自由，而更多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引起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之所以对《宣言》引文持保留态度，还与马克思的思维方法有关。历史上哲学的进步，往往表现在围绕一定观点的讨论中提出不同的方法。自由精神贯穿近现代思想界，是几乎所有哲学家的共识。但怎么看待自由，如何实现自由，不同的哲学却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5)戴维·麦克莱伦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但有力的、全面的分析和一贯的唯物主义方法却完全是崭新的。”(26)马克思在自由观上的思维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性，二是整体性。恩格斯的保留态度与这两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