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athy Neuroscience:Exploring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Prosocial Behavior,Altruism,and Morality

　　作者简介：陈军(1962-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疼痛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38

　　原发信息：《学习与探索》第20197期

　　内容提要：传统上共情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所以长期以来该领域一直由“共情人类中心论”所统治。结合近十年来动物共情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共情词源与定义的演化，本文成功地梳理出一条新的“共情生物进化”时空发展线索，并用生物进化的观点重新定义了共情；沿着道德哲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轨迹，论证了共情是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生物学基础：提出在“生物—社会心理—脑—行为”的范式下，结合现代神经科学技术去开展共情研究，为共情神经科学的发展开拓了美好前景。

　　关键词：共情/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道德/神经科学

　　一、共情的词源与演化

　　中文“共情”一词有过诸多演变。20世纪30年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第一次把英文词empathy引入我国，译为“移情”。后来该词被引入心理学界，常与英文词sympathy混淆使用，衍生出同情、通情、同感、共感、感情移入、神入等词汇。改革开放后，大量港台小说及影视剧作品涌入内地，心理咨询师的出现更使“同理心”一词开始流行。进入21世纪后，《心理学大词典》编委会把这类词统称为“共情”。

　　从词源上来讲[1-4]，empathy一词是1909年英籍美国学者爱德华·布雷福德·铁钦纳从德文词Einfühlung翻译过来的，在翻译时他采用了古希腊文empatheia，直意是情绪(affection)、激情(passion)和深爱(partiality)等，en指in或at(内在的)，pathos指passion或suffering(激情或痛苦)。其实，此前德国哲学家罗伯特·维舍尔于1873年就创造了德文词Einfühlung用于心理美学，意思是自然美景投射到人的身体而产生的反应。1898年，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西奥多·利普斯把这个德文词进一步引用到心理学，用于描写人与人通过“洞察心灵深处”而达到情感交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法的开创者，他深深地理解和把握了Einfühlung的要义并把它引用到精神分析法作为核心理论。再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也基于共情的概念提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心理咨询师培养和实践中深受欢迎，其理念也得到广泛传播。

　　笔者在梳理共情词源和概念演化的过程中注意到，如果把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起源相关联来考量，还可以得到另一条更有自然科学内涵和社会科学意义的演化线索，即“共情的生物进化”线索[2]。文后图1显示了两条时间演化线索，空白框是从哲学—美学—应用心理学的角度发展而来的经典主流学派，其要义是基于人文主义的“共情人类中心论”。而灰色背景框显示的是笔者梳理出来的从道德哲学—社会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新近兴起的“共情的生物进化”新学说，其要义是在“生物—社会心理—脑—行为学”范式下研究共情的生物进化基础和神经机制(即共情神经科学)，最终来回答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产生的，其科学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从这条新线索我们注意到，早在1759年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论述并提出了“同情或共感”(译自英文sympathy或fellow-feeling，注：当时Einfühlung一词还没有造出来，更没有德译英的empathy一词)是道德的基础。1841年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在《论道德的基础》中也提出同情心、怜悯心(compassionate)是道德的基础。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人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和《人与动物情绪的表达》中试图从生物进化的证据里寻找道德的起源，提出“同情或共感”是人类和群居动物维持道德的基础。1959年，罗素·邱吉发表第一篇实验研究论文，声称大鼠对受电击同伴有共情反应。①1962年，莱斯和盖纳也声称大鼠有解救同胞的利他行为(altruism)，其学术论文的题目是“Altruism” in the albino rat，②值得注意的是，“利他”(altruism)一词是有“引号”的。据考证，当时动物行为学领域拒绝一切赋予动物以人之情感的实验研究，学术期刊也拒绝接受和发表这类实验论文，在提动物有共情或利他行为时一定要加“引号”，导致共情的动物实验研究进入了长久的休眠期，沉寂了半个世纪无人问津。

　　我们通常把冷酷无情的反人类分子、叛徒或战争贩子形容为“畜生”，言下之意就是动物不配有任何情感，没有“七情六欲”。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1970年代以来，美国埃默里大学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荷兰籍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学者弗兰斯·德瓦尔通过在野外观察黑猩猩和非洲矮脚猿，发现非人灵长类与人相似，也具有共情安慰、帮助和利他行为，也有道德操守，由此提出了共情由低级到高级的“俄罗斯套娃”模型和共情进化假说。进入21世纪后，人脑功能成像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使人的共情研究从单纯的社会心理学进入到脑神经科学。2004年，旅英学者塔尼亚·辛格等用功能磁共振(fMRI)成像技术首次证明女被试者在看到男友被刺痛时大脑前扣带回、前岛叶等痛情绪相关脑区激活，而且这些脑区激活的强度与共情指数成正比，这一结果后来被广泛证明，证实脑内存在一个介导共情行为的“神经网络”[5]。很快，动物共情研究也开启了新时代。2006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系杰弗里·莫格尔实验室报道两只有痛苦的熟悉小鼠交流后可以相互增强痛反应(痛传染)，但陌生小鼠之间没有此现象，声称这种疼痛的社会调节作用可能是共情的实验证据[6]。2014年，笔者实验室报道了一只无痛经验的大鼠与有痛苦的熟悉的“笼友”交流30分钟后，其对痛刺激更敏感(痛阈下降、痛反应增强)，但陌生大鼠之间则没有此现象，后来还证明交流期间无痛经历大鼠对有痛苦行为的同伴表现出帮助理毛和舔伤口的共情安慰行为。进一步证据还显示，损毁大脑内侧前额叶和脑干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后大鼠疼痛共情的安慰行为和痛敏都会消失，首次提出动物某些脑区和神经化学物质参与介导疼痛共情行为[7-9]。另外，还有一些实验室在罗素·邱吉的实验范式下又得到一些新的实验结果，他们把小鼠看到熟悉的“笼友”被电击或听到与电击时播放的声音而出现的反应性木僵行为(条件反射)定义为恐惧共情(empathy for fear)[1-2]。2010年莱斯和盖纳的实验结果也得到了进一步证明，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一个研究组报道，训练5天～6天后大鼠可以把束缚在一个有门的透明圆筒里的同伴解救出来，并称这是亲社会的利他行为[2]。这些实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亚当·斯密、亚瑟·叔本华、查尔斯·达尔文和弗兰斯·德瓦尔等提出的道德是基于“同情和共感”而建立起来的推断。

　　二、共情的定义与演化

　　因为共情的概念既属于哲学又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所以其名词解释、定义和概念因出处不同、个人理解不同而繁杂变异，至今没有统一的注释。笔者通过网上搜索和文献阅读获取15条英文定义并翻译为中文，其中，国际著名词典工具书中的定义5条，代表不同学派学术观点的定义10条(具见下表)。这些定义都是“共情人类中心论”的产物，有的认为共情是一种感受、理解和分担别人情绪状态的能力，有的认为是一种情绪状态或行为动机，有的认为是一个心理推理过程，还有的认为是自主模仿神经活动过程等。

　　其中，一个影响大的并有代表性的定义出自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体系创建者卡尔·罗杰斯的学派。他们认为共情是主体如同客体(即寻求心理治疗者)本人一样去感知其内心世界，忠实地去倾听客体述说，让客体感受到你和他一样去体验他的心境，这也是“以病人为中心治疗”的要义所在(参见上表)。卡尔·罗杰斯与精神分析法的开创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心理学家，他们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因为国别和语言环境不同，分别使用了德语(Einfühlung)和英语(empathy)来指导工作，其实都在使用共情的概念和定义。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定义出自弗兰斯·德瓦尔和他的同事，他们于2017年在《自然神经科学综述》期刊发表了题为“哺乳类动物共情：行为表现与神经基础”的论文，其中重新定义了共情，认为共情是“基于某种事实而表现出的任何过程，即通过激活脑内自我、神经和精神的代表区来使目击者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和意图，如感受和分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评价他人所处情况的原因，识别他人的身份，采纳他人的观点等”[10]。虽然弗兰斯·德瓦尔和他的同事摆脱了“共情人类中心论”的羁绊，但因为其本身只从事过野外灵长类动物的观察研究，而没有实验动物研究经历，所以在他们的定义中还是大大地忽视了查尔斯·达尔文的共情生物进化推断。近十年，随着社会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的交叉和融合，共情神经科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在兴起，笔者在总结前人定义的基础上，结合人与啮齿类动物的研究成果，提出一个更适合科学研究的定义，即“共情是通过感受、识别、理解和分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和能量而产生的与亲社会互惠，利他和道德相关联的进化行为”。该定义已发表在英文期刊《神经科学通报》2018年34期1卷上[2]，供同行批评指正。

　　“同情或共感”(sympathy或fellow-feeling)与“共情”(empathy)有何区别？同情或共感是特指对他人的苦难、不幸会产生感受和理解的情感反应，但不会产生帮助的行为动机。低等动物如大鼠和小鼠，疼痛共情只发生在熟悉的同伴(至少同笼饲养2周以上)之间，但不发生在陌生的非同笼饲养鼠之间，提示熟不熟悉可能是产生疼痛共情的必要因素。例如，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被车撞伤，一般看到的路人会停下来观察，但鲜有人挺身而出进行施救。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还没有达到共情：假若伤者是围观者中某人的家人或朋友，那么那个围观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上前施救，这就是共情驱动的帮助行为——或叫共情性冲动。另外，共情既可分享他人的快乐和幸福(正性情绪)，也可分担他人的痛苦和不幸(负性情绪)；但同情只关注他人的痛苦和不幸(负性情绪)，不会同情他人的快乐和幸福。但共情与同情在生物学机制上是否有区别，还没有报道，值得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