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其文化内涵与平遥古城的建筑符号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非遗剧场”效应。这种效应通过传统节日与建筑空间的互动，强化了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促进了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传承。平遥古城的建筑符号承载了儒家礼制、道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等多元文化内涵，与春节活动相得益彰，增强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立体性构建。总之，“非遗剧场”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提升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众多具有独特标识的文化元素。在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旨在提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如何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概念问题，湖南大学教授莫梅锋的概括较为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华文明标识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代表性符号和标志性象征，既包括有形的文明古迹、文物器具、地标建筑等，也包括无形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仪式过程等。”[1]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多维度的，它包括语言文字、哲学思想、艺术形式、节日习俗、建筑风格等多个方面。以语言文字为例，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其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哲学思想方面，儒家、道家、佛家等学派的教义，如孔子的“仁爱”、老子的“道法自然”、释迦牟尼的“慈悲为怀”，都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艺术形式上，中国画、书法、京剧等，不仅在形式上独树一帜，更在精神层面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审美情趣和哲学思考。节日习俗如春节、中秋节等，是家庭团聚、传承文化的重要时刻，通过这些传统节日的庆祝活动，中华文明的标识体系得以在一代代人中传承。建筑风格上，从长城到故宫，从苏州园林到平遥的民居，每一砖一瓦都凝聚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审美。这些构成要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体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春节活动和建筑空间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一种“非遗剧场”式的多感官立体图式，在主体人的参与和充满历史感的建筑符号场景的营造下，进一步加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并能够通过传承、发展和传播，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里，平遥古城以其丰富多彩的春节活动和独具特色的古城建筑符号，成为了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案例。本文以平遥古城春节活动为例，探讨“非遗剧场”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作用。
一、春节活动：非遗传承中的主体能动性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进一步彰显了春节的全球价值。春节不仅是中国的节日，也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盛事。目前，全球有近20个国家将农历新年定为法定节假日，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
春节，作为中华文明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其起源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岁首祭祀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是对自然和祖先的敬畏，更是社会秩序和家族观念的体现。早在殷商时期，人们便有在年终岁尾举行祭神祭祖的习俗，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一传统逐渐演变成后世的春节，其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如汉代的“立春”习俗、唐代的“元日”庆典，以及宋代的“年市”等，形成了丰富多样的节日文化。这些习俗至今仍被广泛传承，进入现代社会，春节习俗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融入了新的元素。例如，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红包成为新的拜年方式。它不仅方便快捷，也体现了现代人对效率的追求。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其习俗的演变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也映射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从古至今，春节习俗经历了从简单到繁复、从封闭到开放的演变过程。
春节，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其庆祝活动与周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统。春节的庆祝周期并非局限于正月初一当日，而是一个长达30余天的“节日群”，时间跨度从腊月初八一直到正月十五。春节的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彰显着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深厚的历史底蕴。贴春联、贴福字、贴窗花，传递对新年的美好祈愿；祭祖表达对先人的敬仰怀念，祈求平安吉祥；年夜饭象征着团圆幸福，鱼寓意年年有余，饺子象征财富；守岁意味着辞旧迎新；拜年互贺新年；舞狮舞龙、游神祭祖寓意驱邪避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则是满满的祝福。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家庭和谐的重视。春节的庆祝方式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但其核心价值——家庭团聚、祈福纳祥始终未变，成为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传承纽带。春节也成为中国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
春节非遗的主体能动性在文化认同与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春节非遗为例，其主体能动性不仅体现在个体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上，更在于社会群体对文化价值的共同维护与推广。乙巳蛇年春节，平遥古城举办了首个非遗版春节活动。这场活动将传统与创新的元素巧妙融合，为游客和民众提供了对传统春节仪式深度互动式的体验。其中，“我们的节日·春节——平遥中国年”活动，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持续至正月十六，围绕“蛇启吉祥年”“蛇期幸福年”“蛇祈平安年”三大主题展开。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传统社火表演、舞狮、抬阁、秧歌等经典民俗项目，同时设置非遗市集、迎宾秀、创意打卡点及NPC互动环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这种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活动形式，不仅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更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春节活动不仅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更是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体现。例如，在大年初一的新春祈福活动中，人们手捧香火，虔诚地跪拜在古城的庙宇前，祈求来年的平安与幸福。这种祈福活动不仅是对祖先和神灵的敬畏，更是对家庭和未来的美好祝愿。平遥春节活动中的状元游街、孔子送礼等活动，体现了儒家文化对教育和学习的重视，传递了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非遗市集上的剪纸、刺绣、泥塑等传统手工艺，不仅展示了古老的技艺，也体现了工匠精神的延续。这些活动通过恢复和展现传统习俗，强化了中华民族对儒家文化的深厚情感。非遗市集上，剪纸、刺绣、泥塑等传统手工艺琳琅满目，匠人们用灵巧的双手，将古老的技艺传承下来，让游客在欣赏中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花灯庙会则是平遥中国年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庙会上的戏曲表演、民俗活动更是热闹非凡，让人们仿佛穿越回古代社会，亲身体验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韵味。2月12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一场盛大的社火汇演更是热闹非凡，也标志着纳入文化和旅游部“非遗贺新春——古城过大年”活动的平遥古城系列迎春活动迎来了最为隆重的阶段。在春节活动中，民众参与了非遗体验活动，这不仅增强了人们对非遗的认同感，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人类学讲究“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我们通过对一个地区中国年的细微观察，可以发现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在春节仪式活动中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血缘关系内部的家庭式互动性活动，如民众的祭祖仪式、贴春联、包饺子、给红包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家庭关系和血脉传承；而闹元宵、舞龙舞狮等则形成了一种超越血缘的民族群体式的认同关系。此外，个体工匠对传统工艺的改良、社区组织对非遗活动的策划，以及政府对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互动的文化传承体系。
二、传统建筑形式：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空间载体
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定义，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或人类学价值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位于中国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拥有27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建筑风格上，更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平遥古城，作为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古城之一，其城墙、街道、民居、庙宇等建筑群落，不仅展示了古代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建筑技艺，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在建筑领域的渗透与融合。儒家的礼制规范、佛家的庄严神圣、道家的顺应自然，还有具有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共同构成了平遥古城建筑文化的丰富内涵。
在平遥古城，典型的院落式布局通常由多个院落组成，形成了一种“家家户户有院，院院相连”的独特格局。这种院落式布局不仅反映了家族的团结和秩序，而且严格遵循了儒家的等级制度。一般来说，主院落通常位于建筑群的中心位置，体现了家族中长辈的尊贵地位，而其他院落则按照辈分和地位依次排列，彰显了儒家礼制中的“尊卑有序”。这种布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即通过建筑空间的安排来体现家族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此外，建筑的装饰艺术也融入了儒家文化符号，如门楣上的对联、影壁上的吉祥图案等，许多民居的装饰细节中融入了对历史人物、典故的描绘，如“二十四孝”故事的浮雕，不仅美化了建筑，也传递了儒家孝道和道德教育的信息。平遥古城的选址与布局，与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吻合，其建筑群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平遥民居的装饰艺术中也融入了道家的元素。在对建筑细节的处理上，如雕刻、彩绘等，常常可以看到道家的符号和图案，如太极图、八卦图等，这些装饰不仅美化了建筑，也传递出道家追求自然和谐、顺应宇宙规律的哲学思想。通过这些装饰艺术，平遥民居建筑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与环境融合，更在精神层面上与道家哲学相呼应，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平遥民居建筑不仅承载着儒家思想的礼制秩序和家族观念、道家的“天人合一”，也融入了佛教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元和谐。在装饰艺术方面，佛教元素如莲花、八吉祥、佛像等频繁出现在民居的门楣、窗棂、影壁和屋脊上。这些图案不仅寓意着佛教中的纯洁与超脱，也象征着家族的繁荣与和谐。在平遥民居建筑中，民间信仰与建筑风水的关联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风水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其核心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平遥的古建筑群落布局，往往遵循风水学的原理，如“背山面水”“左青龙右白虎”等传统风水格局，以期达到居住环境的最优化。据《平遥县志》记载，许多民居在建造时都会请风水师进行堪舆，以确保建筑的方位、布局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从而带来好运和避免灾祸。这种符号化的传统建筑群成为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物理空间缩影，这是一种二维化的视觉符号体系，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以主观能动性为主要特征的春节非遗仪式与同样作为中华文明标识典型性符号的传统建筑空间相结合时，便形成了“非遗剧场”效应。
三、春节非遗与传统建筑空间构成的“非遗剧场”效应
春节，历经数千年传承，沉淀了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从贴春联、挂灯笼的民俗活动，到舞龙舞狮、戏曲表演等非遗项目展示，每一个环节都承载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对家族、社会关系的强化。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将社会生活类比为一场戏剧，分为结构与交融两个阶段。“结构”阶段强调社会地位、角色规范对个体的约束；“交融”则出现在如节日庆典等特定情境中，此时常规社会秩序被打破，人们暂时摆脱身份限制，进入平等、狂欢的状态，促进情感宣泄与社会整合[2]。春节期间，家族祭祀、长幼尊卑有序等习俗体现了社会结构的严谨性。比如，年夜饭的座次安排遵循长幼有序原则，长辈先入席，晚辈后入席，这明确了家庭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强化了家族等级秩序，是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所说的“结构”阶段的直观呈现。而舞龙舞狮队伍穿梭街巷，吸引男女老少共同参与、围观喝彩，打破了年龄、阶层界限。参与者身着统一服饰，沉浸在欢快氛围里，暂时忘却日常身份，进入特纳所言的“交融”阶段。这种全民参与的狂欢，增进了社区成员间的情感联系，缓解日常社会压力，让不同背景的人们在同一文化情境下共享欢乐，重新凝聚社群力量。结构层面的规整保障了传统延续与社会秩序，交融阶段的狂欢则推动社会心理释放与群体团结。两者相辅相成，使春节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节点，持续焕发生机活力，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与社会整合功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则将社会生活比作舞台剧，提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会进行角色扮演和自我呈现，这为理解春节非遗活动中的行为模式和文化传递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春节期间，各种非遗项目如剪纸、舞龙舞狮、传统戏曲等，成为公开展示的“前台”表演。艺人和参与者通过精心准备的服装、道具及表演技艺，向观众传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节日氛围。这些表演不仅是艺术的展现，更是文化身份的确认和社会价值观的传递，体现了戈夫曼所言的“理想化的自我呈现”。然而，每一项精彩的前台表演，都离不开“后台”的辛勤准备和默默传承。对于许多非遗传承人来说，他们的生活空间——无论是传统的工坊还是现代的培训中心，都是保护和创新这些文化的“后台”。在这里，老艺人们传授技艺给年轻一代，同时也不断吸收现代元素，使非遗更加贴近当代社会的审美需求。这一过程，正是拟剧理论中“后台”管理与准备的真实写照[3]。
那么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将春节活动比作一场全民参与的非遗戏剧，在由承载中华文明文化内核的建筑空间载体所构成的舞台上演出，从而形成一种“非遗剧场”效应，必然会极大增强春节非遗本身的功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的传统建筑空间也是由“场”和“景”构成，“场”可以作为仪式活动的场所，而“景”则包括建筑物上的各种视觉符号。春节活动能够更好地发挥民族认同和家庭认同两个层面的作用，同样需要“场”和“景”交融，大型的集体性活动需要公共建筑空间，而家族家庭活动则需要以“家”“族”为单位的建筑空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春节与传统建筑空间作为中华文明思想的载体已经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统一关系。传统建筑空间与春节活动中的符号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充满文化内涵的“非遗剧场”，民众通过参与其中，自觉地将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等文化元素传递给后世。
（一）传统建筑图案与春节装饰的互文性
春节符号与建筑符号在图案与装饰上的互文性，不仅体现在视觉元素的共享，更在于它们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共鸣。例如，红色作为春节中最为显著的色彩符号，它在建筑装饰中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红色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象征着喜庆和好运，常用于门神、对联和窗花等装饰元素中。而春节期间，红色的灯笼、春联和剪纸更是随处可见，成为营造节日气氛的重要手段。这种色彩的呼应不仅强化了节日的视觉冲击力，也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在装饰图案方面，春节符号与建筑符号的互文性同样显著。例如，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图案，在春节装饰中频繁出现，它们也常被用于平遥建筑的雕刻和彩绘中，象征着权力和尊贵。龙凤图案在建筑中的应用，如宫殿的屋脊装饰、园林的亭台楼阁，不仅展示了精湛的工艺，也传递了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这种图案的共通性，不仅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探究春节活动和平遥民居建筑中的视觉符号的互文性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传统视觉符号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传统视觉符号，如雕刻、彩绘、图案等，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更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它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传递着民族的精神，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平遥民居建筑及其春节期间所举行的各种活动与仪式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和民族信仰。这些符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但其核心价值和象征意义却得以保留和传承。在春节期间，民众参与的所有活动、看到的所有场景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见证。
值得注意的是，春节非遗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并非被动接受传统，而是展现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根据现代社会的变化，对传统仪式和活动形式进行创造性的调整。这种建筑空间的转变，既是物理空间的再配置，也是文化意义的重构，体现了人类在文化传承中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二）传统建筑符号对春节氛围的塑造与功能的延展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其庆祝活动的氛围营造往往与传统建筑风格紧密相连。传统建筑以其独特的结构、色彩和装饰，为春节的庆祝活动提供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物理空间。以平遥的古代建筑为例，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建筑元素，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也富含深厚的文化寓意。例如，红色的柱子和窗棂象征着喜庆和吉祥，而斗拱和檐口的精细雕刻则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在春节期间，这些传统建筑元素与灯笼、春联、剪纸等春节符号相结合，共同营造出一种承载着厚重文化底蕴的中华民族特有的节日氛围。
春节期间举行的各种祭祖以及祈福的仪式，都是对未来一年的期望，而这些美好的期望又体现在建筑造型上，成为在春节各种仪式和活动之后一直存在的期许。以平遥古城普遍存在的门楼为例。在晋商文化中，财神被视为财富和繁荣的守护神，其信仰在平遥古城的建筑中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在晋商文化中，门楼不仅是住宅的入口，更是财神信仰与建筑艺术交融的象征。许多晋商家族的门楼都建有专门的财神龛位，供奉财神，以求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平遥古城的门楼设计，以其精美的雕刻和深邃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晋商对财富的追求与尊重。例如，在结构上，门楼的设计往往遵循风水学的原则，以期达到“藏风聚气”的效果。晋商深信，良好的风水布局能够带来财富和好运。因此，门楼的朝向、高度和装饰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财神的庇护能够有效作用于整个家族。例如，门楼的朝向通常会面向财神所在的方位，而门楼的高度则会高于院内其他建筑，象征着财神的崇高地位。门楼上的对联和匾额也常常与财神信仰相关，如“财源广进”“富贵吉祥”等，这些文字不仅表达了晋商对财富的渴望，也体现了他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春节过后，这些对联和匾额仍然承载着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剧场效应对于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塑化功能
春节非遗活动与传统建筑空间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非遗剧场”效应，这种效应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塑化功能。春节作为家庭团聚和文化传承的剧场，通过放鞭炮、贴春联、拜年等活动，强化了个体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知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是群体生活的反映，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4]剧场效应在这样的文化实践中，通过集体行为的展现，促进了文化标识的塑化与传承。剧场效应在社会学中的应用揭示了社会互动与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以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例，剧场效应不仅体现在戏剧艺术的表演中，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形成。欧文·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指出，社会互动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戏剧表演，个体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切换，通过表演来塑造和维持社会秩序[5]。在中华文明中，这种表演不仅限于舞台，还渗透到节日庆典和礼仪习俗中，成为社会黏合剂，促进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春节非遗活动与传统建筑空间的结合，正是这种“非遗剧场”效应的生动体现。它不仅增强了文化传承的互动性，还通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使非遗从静态保护走向动态传承，提升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立体性。
通过以上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春节非遗活动与传统建筑空间的结合如何形成“非遗剧场”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体现在视觉符号的共通性上，还体现在建筑空间对节日氛围的塑造和文化功能的延展上。最终，“非遗剧场”通过集体行为的展现，促进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塑化与传承，成为文化传承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载体。
结语
春节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符号，其文化意义和历史渊源使其在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春节不仅是中国的节日，更是全球华人共同的文化符号。随着春节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海外华人社区的庆祝活动越来越丰富。在世界许多地方，春节的庆祝活动，如张贴春联、挂灯笼、舞龙舞狮等，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当地新民俗的一部分。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春节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文化扩散”现象，其背后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软实力和文化吸引力。平遥古城的春节活动和建筑空间，正是这种文化扩散的一种重要载体。
历史性建筑符号作为中华文明的标识，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文化内涵。而由当代中国人民参与的传统性节日活动，如欢庆春节、元宵节等，则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和谐共处的精神。历史性建筑空间与主体人参与建构的行为以及符号相结合，会构成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场景性立体式符号教化系统。笔者认为，当中华视觉形象被巧妙地嵌入到现代环境中，并与主体人参与建构的符号相结合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教化空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非遗剧场”。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通过感知、体验和理解这些符号，深入了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而增强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这种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符号教化系统也成为了展示民族软实力的重要窗口，向外界传递着民族的文化魅力和价值观念。这种中华文明符号体系的立体构建，通过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底蕴，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认同并促进了软实力的推广。
参考文献：
[1]莫梅锋.中华文明标识的传播体系构建与全媒体呈现[EB/OL].人民论坛网.
http://www.rmlt.com.cn/2025/0213/723072.shtml，2025-2-13.
[2]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费孝通.乡土重建[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1ZD10。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研究员，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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