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空间正义的理论谱系中，分配正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关切在于土地、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等物质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平配置。这一维度源于深厚的哲学与政治思想传统，从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皆在试图回应“如何公平分配”这一经典问题。在城市化的初期与高速发展阶段，确保空间资源分配的基本公平，无疑是维持社会秩序、满足民众生存需求的根本保障。

　　然而，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步入以质量提升、内涵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城市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与文化多元性。单一的分配正义范式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其局限，它难以回应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群体对空间截然不同的意义赋予与情感需求。例如，一个仅按人口密度分配公园面积的项目，可能忽视了老年群体对静谧空间、青少年对活力场域、少数族群对文化仪式场所的特殊需要。物质资源的均等化配置，未必能自动带来归属感、尊严与被尊重感的平等。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困境，承认正义的引入具有重要意义。

　　承认正义的理论源流可追溯至黑格尔关于“为承认而斗争”的论述，并在当代哲学家如查尔斯•泰勒与阿克塞尔•霍耐特那里得到系统发展。它强调正义不仅关乎物的划分，更深层关乎人与群体在互动关系中获得何种对待。在城市语境下，承认正义要求公共政策与空间实践必须承认不同社群的文化身份、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保障其平等参与空间生产与决策的权利，并抵制一切形式的符号贬低与社会排斥。这意味着，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改善，更是对集体记忆的尊重；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不仅是功能布局，更是促进跨群体对话与理解的平台。

　　分配正义与承认正义构成了城市空间相互支撑且不可或缺的两翼。分配正义为承认正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一个在住房、教育、交通等方面面临严重匮乏的社群，往往首先需要的是物质条件的保障。反之，承认正义为分配正义提供价值引导，只有当分配过程充分听取并尊重受影响群体的声音，考量其文化特殊性，分配结果才更具正当性，更能促进社会融合。二者的协同，要求城市规划与管理从技术性资源分配转向社会性关系建构。

　　面向未来，构建更加公正的城市空间，亟需在治理思维与制度设计上推动从分配主导到“分配—承认”并重的范式融合。这要求决策者不仅关注空间资源的量化配置效率，更需培育一种包容性的城市文化与精细化的治理能力，在物质空间安排中嵌入对多元主体价值与身份的深切承认。唯有如此，城市才能超越单纯的地理容器与经济引擎角色，真正成为承载多样性、保障尊严与实现美好生活的共同家园。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