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11月29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联合虚拟教研中心、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社会认识论专委会工作坊、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室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站主办的第三届“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等海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顾吉林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吴静主持。

　　顾吉林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别是哲学系的发展历史与主要成就并表示，近年来，学院哲学学科在数字与人文研究、伦理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儒家思想研究、英美分析哲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优势特色方向。本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成立于2020年，目前为校级重点研究机构。中心旨在立足多学科交叉融通的新文科理念，整合校内外多学科力量，打造国内数字人文理论研究和科研创新的重要平台。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十余场国际国内会议，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和良好声誉。他认为，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产生的重大复杂社会科学问题，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多元思维视角，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从哲学高度和国际视野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思想交流。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由数字化、智能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历史性时刻。时代变化一方面迫切要求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跳出传统分析框架，以更具批判性、介入性和跨学科的视角，对技术表象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治理逻辑等进行深入剖析。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人文社会科学本身也提出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新要求，在此背景下，社会批判理论也亟需与计算社会科学、媒介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STS）、数字人文等领域展开对话，共同构建能够回应技术现实的理论工具。

　　在会议主旨报告和各分会场研讨中，全体与会学者就人工智能的技术批判与社会治理，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数据、算法技术的批判性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脑机接口、提示词工程和界面研究，数字人文相关议题研究，数字时代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未来等话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

　　在题为《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伦理》的报告中，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教授卡尔·米切姆提出，现实主义在认识论领域通常被视为积极存在，但在伦理学领域却常遭诟病。科学家们追求的是对真实世界的认知，而非仅凭想象构建的世界——这正是他们抵制社会建构主义认识论的原因。广义而言，伦理学家往往持反现实主义立场，如同工程师般渴望重塑现实世界，他们试图将理想信念应用于人类事务，以改善那些令人难以接受的社会现状。当前，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讨论中存在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从伦理与政治的关系看，理想主义的人工智能伦理理论与实践，均需要政治哲学中现实主义的有益补充。

　　马克思认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哲学对自身关于历史性现实运动之认识的再认识，是其思想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马克思认识论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深刻意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猛提出，马克思认识论体现为对认识对象的理论自觉，强调对象并非独立自存，而是与使其显现的历史性根据（即实践）共同在场；它表现为对理论实践过程严格性的自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与论证，展现思想进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性前提；马克思认识论本身即是对彻底唯物主义的证成，通过将感性生活与历史性现实运动的内在关联纳入理论视野，实现对观念论范式的超越。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永谋提出，超级智能是各个方面能力全面超越人类的超级 AI，整个社会完全在超级 AI 治理下运转即是超级治理。超级治理依托的社会模拟器技术在思路上存在根本缺陷，它无法区分社会实然与应然，人类行为及其约束条件也无法完全函数化模拟。人身心的双重机器化问题，也将在超级治理下彻底恶化。但超级智能概念仍然能作为 AI觉醒类术语和人文批判法的“理想型”，发挥反面启示法的作用。他强调，对超级治理必须实施再治理，其关键在于监管 AI 研发者。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人类活动，正从地质与文明层面深刻重塑人类的生存境遇，催生出一个动态、复杂且高度不确定的“新环境”。在此环境下，人类无法再依赖自然演化与文化学习的缓慢节奏，而必须通过系统性的技术赋能，主动重构自身的演化路径。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恒威提出，作为生物有机体与技术系统的深度融合体，赛博格是实现适应这一“新环境”的跃升的关键形态。走向赛博格不仅意味着技术能力的局部拓展，更标志着一场从“人类”迈向“后人类”的深刻转型。面对这一历史性进程，技术能力的跃升仅是基础前提，更深远的任务在于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伦理共识、敏捷治理框架与前瞻性的精神自觉。

　　超级智能是AI领域的新话术吗？吴静在闭幕式主旨发言中提出，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关于它的技术路线、经济效益和社会意义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最近国际上有多位学者发文提出，不应过高估计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飞跃及其意义。但在现实中，国内外各科技公司纷纷推出新产品或产品迭代，甚至在提出“通用人工智能”的同时还提出了“超级智能”的概念。超级智能这一概念已被 AI 产业界和部分媒体过度炒作，其光鲜的外衣与模糊的技术定义、实际的技术内涵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和被忽视的潜在风险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喧嚣的目的并非纯粹的科学探讨，而是为了争夺资源、影响舆论和确立商业与技术霸权，本质上是一种旨在吸引投资、制造焦虑、争夺话语权的话术。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聚了国内外哲学、社会学、技术伦理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关切相统一，以双语交流为载体，围绕数字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与理论回应，开展跨学科融合与理论对话。会议立足社会批判理论传统，力求将前沿技术与批判理论精准对接，直面人工智能、数据技术、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带来的现实挑战，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此外，本次会议还得到了十家报刊的支持，实现了学术平台与期刊的协同赋能。

　　社会批判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实践紧密结合。本次会议为全球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平台，其形成的理论成果将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推动社会批判理论在数字时代实现新的发展与突破。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哲学一级学科负责人徐强在会议总结中提出，未来需进一步加强社会批判理论与数字技术研究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技术哲学、数字人文等思潮的对话，另一方面探索跨学科研究方法，如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数据分析法结合、将哲学思辨与技术伦理实证研究结合，提升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针对会议提出的关键议题，后续应持续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开展纵深研究，并加强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技术研发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