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贯穿职场乃至研究机构、大数据侧写人性的今天，我们似乎已生活在一个“不证自明”的世界里。一切无法被量化、被计算、被编码的东西在这个日益精确的世界中被一一解构甚至烟消云散了。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也是实证主义的胜利。然而，受困于数据牢笼中的人类是否别无他法呢？南京大学哲学学院赵立的新著《辩证与实证之争：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批判研究》（以下简称《辩证与实证之争》）正是对这一时代症候的深刻诊断。

　　《辩证与实证之争》并非一部枯燥的哲学史考据，而是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近两个世纪的理论交锋，审视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当代的变形与复兴，再次强调辩证思维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该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辩证与实证视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技术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于二者所代表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清晰而又细致的梳理。《辩证与实证之争》中指出，当数字治理、算法决策等方式日渐成为整个行业乃至社会追捧的主流治理方式时，实证主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方法论，而成为一种具有支配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复杂的内在结构无法简单地用好坏来加以评判，而是内含深刻的思想纠葛，依旧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条分缕析的拆解，从而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正如书中所言：“现代化的流动性和未完成性决定了我们在当代也必须始终保持批判性反思的姿态。”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宏大叙事中，实证主义、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要深刻理解这一关系，必须将其置于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当时欧洲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但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解构与思维观念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证主义在思想领域逐渐占据了上风。

　　实证主义代表了对科学理性的绝对信仰。它试图将人类知识统一于自然科学的范式之下，认为只有通过可验证的经验事实才能获得真理。在这种视域下，人被视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一个功能单元，社会也成为一个可以用科学规律进行研究、管理的组织。实证主义对于所谓客观性与可计量化的推崇，提供了一种看似中立、实则隐含着技术统治逻辑的价值观。与之相对，人本主义代表了一种对科学主义的反叛以及对人作为个体价值的捍卫。人本主义认为，人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在实证主义的铁笼中被不断抹平，主张通过移情、体验与诠释来把握人的精神世界。它强调人不是被动的自然对象，而是主动的意义创造者，因此坚决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简单移植到人文领域，强调价值世界的独立性。

　　然而，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人本主义，都具有自身无法化解的内在局限性。实证主义虽然提供了客观的知识，却往往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决定论；人本主义虽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却容易滑向相对主义与主观唯心论。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法的出场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既不像实证主义那样将社会规律视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也不像人本主义那样仅仅停留在个体心理或精神层面的反思，它是一种关于历史与实践的科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实证主义一样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但它强调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具体的，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另一方面，辩证法与人本主义一样肯定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它不是从抽象人性的角度来定义人的本质，而是将其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为基础，从内部解决了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本质问题。实证主义所标榜的价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而人本主义对个体的过度强调，往往在讨论个体时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任务，就是通过揭示现象与本质、特殊与普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运动，破除实证主义的肯定性思维与人本主义的抽象人道主义困境，从而在改造世界的具体实践中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当我们对当下冠以数字时代之名的时候，重新审视这三者的关系就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而这也恰恰是《辩证与实证之争》的使命所在。在人工智能大行其道的时代，当我们的现实生活与数据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实证主义不出意外地再次大行其道。与之相应的是，人本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以所谓个性化为标签，沉迷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因此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阶段，坚持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它帮助人们穿透技术理性的迷雾，不盲目崇拜科学，也不一味孤芳自赏，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以具体的行动探索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

　　《辩证与实证之争》一书的构架展现出作者极强的理论抱负和坚实的文本把控能力。从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与孔德思想相遇的剖析，到对晚年恩格斯面对自然科学凯旋时的辩证思考，再到对列宁、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深入挖掘，作者构建了一条清晰的批判实证主义的思想战线。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转向的反思，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理论交锋场从外部转入内部。作者并不讳言马克思主义曾经出现的实证主义转向，而是将其一一拆解出来，从学术发展和历史现实变化的两条线索出发，指出这一转向一方面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从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断裂，需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本就包含的科学的面向将理论拉回现实，因此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改造，还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走向，都是理论回归其科学性的自我调试；另一方面则源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三十年”为实证主义的复兴提供了肥沃土壤，福特制生产、凯恩斯主义调控与科技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印证了技术治理的有效性，转向实证主义似乎成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以科学性为属性的各类思潮的正途，其影响延续至今。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历史语境中，真的只有实证主义方法才能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吗？

　　《辩证与实证之争》通过剖析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缺陷，指出它仅仅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将人降格为被动的数据点，使社会研究沦为社会物理学，从而进一步指认，实证主义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可计算的物，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恰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表明的，物化过程将人与人的关系扭曲为物与物的关系，使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客观性。马克思在追求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统一，确立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展现出其对抗碎片化思维的总体性力量。它拒绝将社会现象割裂为孤立的经验事实，而是揭示其内在的矛盾运动与历史关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它打破了看似正确的“肯定性”思维，用批判的方式恢复对社会历史的“否定性”思考，强调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揭示现状背后的变革潜能，从而为人的解放提供方法论指引。

　　今天，实证主义并不是单纯地作为哲学流派，而是更多以意识形态的唯科学主义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互联网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是企业管理的KPI体系，其背后的运作逻辑依然是实证主义的，并且这一方式获得了广泛的接受至少是默认。恰如哈贝马斯所言，技术统治论取代了旧有的意识形态，以一种看似非政治化和客观化的面目，从而更隐蔽、有效地影响着现存的社会秩序。《辩证与实证之争》直面这一状况，为理解当代社会的焦虑提供了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

　　在学术界充斥着快餐化、碎片化研究的当下，赵立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敢于挑战“辩证与实证”这样宏大且艰深的哲学命题，其学术勇气令人钦佩。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被宏大的概念所淹没，而是展现出了极高的学术完成度。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通过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以及现实状况的分析，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技术时代困境的对话。但我们同样看到，或许为了聚焦写作主题的缘由，《辩证与实证之争》虽然已经敏锐地指出实证主义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但更多的是对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关于以后“怎么办”涉及不多。因此我们也期待在作者未来的学术研究中，能够为如何解决问题，即在承认数字技术客观性的基础上，探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何指导我们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方式，给出属于青年人的理论思考，为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一大重大话题贡献中国青年学者的担当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