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当时，文学领域出现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势头，形成了创作“新体诗”和“新小说”的潮流。在这个新的文学潮流中，浙籍作家夏曾佑（1863-1924）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在1895年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和梁启超、谭嗣同一起提倡“新诗”（又称“新学诗”）。梁启超曾把他与黄遵宪、蒋智由三人并称为“近世诗家三杰”，充分肯定了他的开风气之功。夏曾佑新体诗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新的名词术语和西学书籍中的典故引入诗中，表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创造了一种新的中西杂糅的风格，如其绝句“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即熔地质学名词、基督教神话传说和中国典故于一炉，道出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未曾道及的新的哲思。 　

　　而在“小说界革命”方面，夏曾佑也是一位先驱。1897年11月，他在和严复合写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高度评价小说对于人心风俗的影响，将其提到正史之上。与正史相比，小说由于语言、虚构等方面的特点，更易流传。“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抑又闻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者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该文被小说史家阿英称作“是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晚清小说史》），对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后，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是受到了夏曾佑此文的启发。

　　作为“近世诗家三杰”之一，浙籍维新士人蒋智由（1866-1929）在“诗界革命”和“新体诗”创作中也有相当突出的表现。蒋智由早期诗歌抒发拯时济世的抱负，反对君主专制的束缚与压迫，宣扬西方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豪宕恣肆，富有朝气，在新知识界颇有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赋诗《有感》云：“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1902年3月，他发表诗作《卢骚》云：“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些诗传达时代的潮音，不全受旧诗格律的限制，反映了“诗界革命”以来新体诗的发展，对时人有思想启蒙之功。　　 　

　　与夏曾佑和蒋智由相比，章太炎（1869-1936）虽然在文学创作方面并没有多少新异的表现，但是他独特的文学观念却对时人产生了很大影响。1902年章太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学说例》一文，仿效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做法，倡导“文学复古”。1906年，又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做过以《论文学》为题的专门演讲，并发表了《文学论略》等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主张。章太炎认为，“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要克服这种文益离质的病症，不但必须“断雕为朴”，打破唐宋以来正统文学的旧文辞，摒弃浮夸和藻饰的文风，远离过多的“表象”和“文辞”，回复到“故训求是之文”的道路上来，而且要勇于“解剖”，借助和根据“语言文字之学”，对中国语言文字进行分析和整理，并借鉴和吸收西方语文，进一步锻造出“真完具”的新文辞。可见，章太炎的“文学复古”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以复古为解放”，在复古之中蕴含着全面变革的精神。所以，它才能在近现代的文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并进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思想资源。章门弟子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早年都曾深受章太炎文学复古思想影响，日后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这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中还带着浓厚的复古色彩，那么，另一位国学大师、浙江海宁人氏王国维（1877-1927）的文学观念则更具现代性。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一文，率先借助西方哲学观念评论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阐明《红楼梦》的悲剧类型特征，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先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屈子文学之精神》《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等文章和《人间词话》（1909年分三期连载于《国粹学报》，1926年北京朴社为之出版单行本）、《宋元戏曲考》（1913年出版）等著作，不但提出了“古雅说”“境界说”等许多重要的文学观点，对艺术的特性作了全新的阐发，而且把小说、诗词、戏曲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中国的文学和美学研究开创了新的理论“范式”，其融会中西古今的治学方法至今仍具有典范意义。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