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形成了数千年“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

　　一、“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筋骨，使得中华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跨度都很大，地理环境、物产资源、气候生态复杂多样，自古以来中华文明的各个区域始终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先秦时期出现的“九州”观念，就是当时人们对中华文化多元特点的一种认识和概括。《汉书·王吉传》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也就是说，构成中华文明的区域虽然有所谓“六合”“九州”之别，但最终能够走向“大一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同风”“共贯”。老百姓还有句俗话，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也就是说，相隔十里说话就会变腔调，相隔百里文化民俗就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形，不仅在古代中国是这样，即便是在信息交流频密、交通十分便利的今天，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尽管说话腔调不同，习俗不同，大家都使用着共同的文字，拥有相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共同的价值信仰体系，即“车同轨，书同文”。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共贯”“一体”的共同体意识，而且以此造福中华民族。京杭大运河就是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典型代表。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纵贯京津两市和冀、鲁、苏、浙4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801公里，是中国历史上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伟大工程。早在隋唐时期，它就是南北大运河的北端点。元朝以后，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的大动脉、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对于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促进周边城乡发展与南北交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大运河，不仅让大江南北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通过它又连接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治统一、经济联系的纽带，更是在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它，广泛的人员往来、书籍流通、生产技术的推广、艺术和思想的传播、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交流融合等，都变得便利而通畅。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文学、艺术、美食、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经过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还突出体现在中华文明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种共同体意识，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和巩固的，表现为中国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辽阔的疆域是由各民族共同开创和巩固的。

　　二、“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血脉，是中华历史发展的始终追求

　　商周时期，“大一统”思想渐趋清晰，《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历代统治者无不以“大一统”为目标。清代是封建大一统的巅峰。入关前，皇太极就明确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入关后，康熙强调“无分内外，视同一体”，雍正称“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乾隆说“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清朝灭亡，民国甫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同样明确宣示了保持疆域一统、民族一统的愿望。

　　“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追求，还突出表现为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中华文明就开启了自身文明的连续性。从上古结绳纪事，到甲骨文的出现，从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记忆，到“二十四史”的编纂，无不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共计3213卷，约4700万字。如果再加上民国时期编纂的《清史稿》，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清朝灭亡为止，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拥有近五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三、“九州共贯、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丰富资源和活力源泉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多地域、多民族和多文化上，以古代中国的七大区域而言，有东北渔猎文化区、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区、西北丝路文化区、西南高山文化区、黄淮中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和东南沿海海洋文化区等。以这些多元的地域为基础，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各地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比如，关东文化区。位于中国东北，历史上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如满族、朝鲜族等，有着独特的民俗、信仰和艺术形式，如“二人转”。燕赵文化区，核心在京津冀，以汉族为主，农耕经济传统，民风粗犷豪放，尚武，艺术形式多样，如京剧、评剧等。黄土高原文化区，依托于黄土高原，涵盖陕西、山西等地，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主体民族为汉族，传统经济类型是农耕。荆楚文化，以湖北、湖南为核心，传承了楚文化的特质，如倔强不屈、开拓进取的精神。齐鲁文化，以山东为核心，兼具保守与创造的性格。中州文化，以河南为核心，是华夏文化的缩影和典型。巴蜀文化，以四川为核心，古巴蜀文化的第一个巅峰期来自三星堆文化，经济发达，文化礼教先进。滇南文化，以云南为主，是中国南方多种民族文化交融并存的一种极具特色文化。此外，中国地域文化还包括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等。这些多元的地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伴随中华文明发展至今，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和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多地域多民族的丰富文化资源为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动力。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区域的民族文化不断和华夏民族进行融合，最终成为了一个共同文化的群体，从而奠定了秦汉时期的强大。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上，融入更多民族文化因素，从而造就了盛唐文化的璀璨绽放。元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样得益于对多民族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就拿清代而言，清政权最初虽然是由满族创立，但在入关前后，统治者在融合满蒙文化的基础上，大量采纳汉文化中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措施，创立八旗制度，改革内阁制度。入关后，在各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分别实行郡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和驻藏办事大臣等制度。同时，大胆进行改革，如改土归流、完善土司制度，将土司纳入法治管理范围。实行朝觐制度，巩固中央与地方联系。在中央层面上，设立理藩院，创设军机处，推行奏折制度等，这些融合不同民族传统的制度创新，为实现和巩固清代“大一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