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性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历史变迁而始终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创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创造中不断推陈出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展现出蔚为大观的文明成就。

　　从物质文明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就因地制宜，开创了南稻北粟的史前农业格局。夏王朝开启的青铜文明时代，在商周时期达到高峰。春秋战国时期，冶铁业迅速发展，铁制农具得到普遍使用，推动了农业技术的发展。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成果陆续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一系列总结性的著作，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中华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辛勤劳作、创新创造，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丝绸编织等多个领域取得累累硕果，为世界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从精神文明来看，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到小篆和汉隶的发展演变，为文明的记录和传承准备了文字载体。周公总结夏商两代的文化，制礼作乐，《诗》《书》《易》等古代经典陆续出现，集中展现了三代文明的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等不同的思想流派百家争鸣，激荡碰撞，共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其中，孔子完整地继承了此前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并创新发展，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此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都是由多种思想资源交融汇聚而成的不同哲学形态。儒释道三教长期并存，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政治文明来看，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国家时代，西周确立的分封制开启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模式的探索，秦代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此后国家制度发展的基本框架。在行政体系方面，秦代确立三公九卿制，至隋唐演变为三省六部制，官僚机构的运行模式不断优化。在人才选拔方面，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再到隋唐的科举制，人才选拔制度逐步完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得以提升。在土地制度方面，井田制、均田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制度因时而化，适应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的政治文明独具特色，彰显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治理智慧。

　　那么，中华文明的这种创新性来自何处，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生生不息的宇宙观是创新性的根源。中国古人始终以一种朴素辩证的眼光看待世界，认为宇宙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变易是宇宙的普遍原理。正因如此，万物才能生长繁茂，宇宙才能生生不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要顺应变易之道，主动地观其变化、通其变化、成其变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古训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和实践智慧，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集中体现。

　　源远流长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相互促进。文明的连续性带来的文化积淀，为文明创新提供了科学技术、政治智慧、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厚重积累。中华文明的创新始终与传承相并重，更准确地说，创新内在于传承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是传承发展的必然要求。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在变与不变、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中，中华文明始终生生不息，保持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为创新性提供了重要条件。一方面，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不同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为文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养料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向世界，坚持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并在此过程中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文明创新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中走出来的，也是中华文明的最新发展和现代形态。

　　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