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兴经济形态,可以在既定的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下,依托数据资源、数字技术和现代信息网络实现指数增长模式,推动工业制造节能降耗与降本增效,是促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以协同转型为发展方向
协同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是产业转型的重要导向。数字经济在推动能源互联网建设、改善能源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只有通过协同转型有效降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规避能源与碳回弹效应,才能保证数字经济发挥出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因此,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深度融合,尤其是相关共性技术的研发创新,是推动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的“粘合剂”。
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是关键布局方向。数字经济本身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互联网运行与大数据分析均需要强有力的能源支撑,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物质资本投入也会引致大规模的能源资源消耗。因此,只有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为数字经济发展赋予绿色低碳底色,才能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尤其需要加强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和共享,提高算力资源利用效率。
工业制造体系智能化是根本实践要求。将数字技术充分运用到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全流程中,是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路径。工业互联网作为功能性平台需发挥支撑牵引作用,带动实体制造全产业链数据共享、管理协同、高效衔接,实现碎片化工业数据向具有商业价值的数据资产转化。此外,还需推动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链主”企业协同合作,共同创新深度智能化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绿色制造重大场景落地。
四点着力推动协同转型
针对不同区域特点规划差异化发展路径。我国不同区域和行业在信息技术开发、吸收与应用能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速度也存在明显落差。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重点发展能源密集型行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能源、化工、钢铁、冶金等领域的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工业化信息化基础较好地区,应聚焦高端制造和未来产业,丰富人工智能的工业应用场景与解决方案。
将高耗能和绿色低碳产业作为转型升级重点行业。高耗能行业的设备专用性较强、资产重置成本较高,进行生产技术与流程革新的难度较大,需依托大数据技术和数字化集成平台推动高耗能行业转型升级,以打造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先进产业增长极。绿色低碳产业数字化发展,是发挥数字化和绿色化融合发展乘数效应的关键,其中节能节水、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产业需探索全产业链改造方案,而绿色消费领域需创新绿色产品积分、溯源、认证机制。
将解决微观主体的数字化转型瓶颈作为突破口。激发数字经济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主体内生驱动力,就需要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全面重构制造流程与商业模式的系统工程。尤其是传统工业企业,往往受益于原有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并受制于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缺乏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因此,有必要强化企业主动数字化转型的意识,同时借助政策扶持与市场力量,重点突破传统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瓶颈,全方位助力其快速度过转型“阵痛期”。
强化“领跑”城市群宏观载体的示范带动作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广州连续多年稳居数字经济发展一线,成为全国数字化建设“领跑”城市,预期可对城市群其他城市产生带动与示范作用。但是,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与这些“领跑”城市之间在数字经济发展软硬件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使得其辐射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亟须探寻激发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有效途径,以期在城市群范围内率先打造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多措并举实现协同转型
在顶层机制设计方面,应提高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协调发展能力,通过优化ESG信息披露及绿电—绿证—碳交易市场联动等机制,引导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目标相挂钩。同时,可针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力与降碳减污潜力进行准确评估,建设一批数字化和绿色低碳化协同发展示范项目。
在区域协同方面,应通过破除“数字鸿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推动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共享。比如,可支持以兰州等为代表的中西部“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大力发展算力产业,建设跨区域算力一体化供需对接平台,以促进东部中高时延业务向西转移,实现不同区域错位发展。
在产业链联动方面,应秉持数字化与绿色化融合发展原则,系统布局全链条数字化循环经济体系、智能化绿色制造体系、智慧化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尤其可将数字物联技术深度融合至绿色金融业务中,将生态足迹与碳足迹纳入企业绿色项目融资参考指标体系。
在技术攻关方面,应针对能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提高财政补贴扶持与税收优惠力度,加速推进基础共性技术集中攻关、行业智能升级技术示范试验、智慧系统与能源服务技术应用集成,为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市场发展方面,应健全与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适应的数据治理体系,整合工业领域碎片化数据资源,建设能源大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建立跨行业、多品类的能源大数据库,并积累相关数据资产,推动能源系统智慧化运行、科学化决策与精准化服务,充分释放大数据价值。
在激励牵引方面,应针对企业“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的难题,协助其对接科技企业及第三方咨询服务机构,尤其要鼓励科技企业开发更多能够被应用于工业生产流程提质增效与节能降耗的数字化技术、产品与服务。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引进工业智能化管理人才,推动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水平持续提升,助力更多企业迈上“云端”。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