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繁荣发展，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创文化”，推动了乡村文化空间功能的转变——从承载文化服务的物质载体转变为群众文化交流和文化权益实现的社会场域。乡村文化空间在这一转变进程中，物质空间主体异化、精神空间的生产转变、社会空间的内生逻辑的这三种单一空间的静态场景，难以有效回应乡村文化空间多维度、深融合、高质量建设的现实需求。

　　行动者网络以其独特的动态转译过程，为乡村文化空间活力再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将政府、村民、社会组织等视为人类行动者，实体空间、数字技术、民俗文化等视为非人类行动者，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的转译过程将各类行动者联结，最终共同作用于乡村文化空间生产网络的构建和活力的再现。

　　活化物质空间，从“闲置资产”到“活跃平台”

　　我国现实乡村文化空间建设正面临着两重困境，一方面是文化遗址等传统物质空间的损毁，寄托于其而存在的民俗文化、风俗习惯等文化基因将会失去客观载体；另一方面则是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新型文化空间的闲置和低效运行，这种“建而不用”“修而不管”的现状使乡村物质文化空间成了摆设，具体的文化服务难以落地。

　　面对物质文化空间“闲置衰败、功能失效”这一核心问题，转译实践的重点在于“问题呈现”，即将各类主体的行为困境问题化，再整合为集体共识，最终提出实现各方利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行动者——基层政府此过程发挥主要作用。他们通过实地调研、走访调查和召开多元议事会等举措，唤起村民、社会组织等人类行动者的身份认知，同时还关注到物质空间作为治理对象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双重属性，倾听各类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并制定相应的强制通行点。

　　在明确各方需求的基础上，政府凝结共识确立了“打造真正属于村民的文化活动中心”这一共同目标，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规划和建造中，以政策工具和行政方式等手段赋予主要行动者相应的利益和权益，使其在文化空间的维护修缮和改造创新中发挥出各自独特的效能，并不断征召和动员其他行动者共同参与到文化空间建设网络中，激发每一个行动者作为连接节点的动态效能。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异议和挑战，会引导行动者们关注到新问题，通过协商机制及时吸纳，转化为创建新目标的内在动能，实现转译实践的再次循环运作，进而促使集体行动路径得到持续优化。

　　随着转译实践深入，原本分散的行动者们逐步构建起紧密的协作网络。政府与群众共同规划设计实用型文化空间、社会组织协助其他主体参与乡村遗址建筑的保护与修缮，这种有机联结使得乡村闲置的物质空间成功实现功能活化与再生，不仅成为开展文化活动和提供文化服务的活跃场所，还是非遗文化传承与乡风文明展示的活态平台，为乡村建设构筑了充满生命力的物质场域。

　　充盈精神空间，从“空洞化”到“意义再生产”

　　文化空间的建设不仅关乎物质形态的塑造，更涉及精神空间的价值再生产。当前乡村文化发展普遍面临“有场所，无活力”的现实困境，削弱了文化向心力与村民的文化认同。因此，精神家园的重建不能仅靠硬件投入，更需唤醒空间内在的文化自觉。

　　物质空间的活化重塑，既凝结了政府主导协调、村民参与实践、社会组织提供支持的协同意识，也在文化实物修缮和乡风民俗传习过程中，不断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价值。在精神空间中，转译实践的核心在于，通过利益赋予激发各类行动者的文化再生产意识。

　　当前文化服务供给与村民需求的错位、文化传承与发展机制缺失的现状，使得多元行动者共同关注到“乡村精神文化空间空洞化”这一关键问题。在此目标下，政府提供平台支撑与制度保障，赋予行动者相关利益，文化精英因而获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动能，村民在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活中重拾文化认同与精神归属，非遗传承人开堂授课、村民主动讲述乡村故事、村企联合开展文化活动等乡村文化新样貌开始展现。乡村文化基因也在行动者们的挖掘与价值再生产下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通过其价值引领，征召和动员多方行动者更加积极的投身于乡村文化建设活动，各类行动者有机互动的治理网络也由此构成。

　　在精神文化空间网络的建构中，多元行动者的转译行动不仅深化了主体的文化价值理念，还创造出了更丰富的文化产品与体验。乡村文化精神空间由静态的“文化库”，转变为文化资源“意义再生产”的叙述场域，塑造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文化向心力与自主创造力，为乡村文化空间的建设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凝聚社会空间，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共治”

　　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治理的本质是“关系”的联结。以往个别地方出现的政府“一头热”、村民被动参与、部门各自为政的“单向治理”模式，导致人类行动者之间因缺乏公共交往而日渐疏离。流于形式的文化活动与产业形态，也削弱了行动者对空间、传统文化等非人类行动者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剧了各类行动者关系的背离。

　　“乡村社会文化空间功能失效”是乡村文化社会空间面临的关键问题。优化社会空间功能，凝聚多方治理力量，既要重新定位政府、村民、社会组织等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需重视空间载体、数字平台等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有效联结。因此，以实现“各类主体治理效力最大化”为共同目标的转译实践，关键在实现有效的征召与动员。

　　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角色更加多元化，在强化引领和监管责任的同时，增强了服务与协调的职能。基层政府主要联结各类主体共同参与文化活动，为他们的互动转译搭建平台。村民和社会组织为实现自身目标，满足发展需求，逐步完成从“旁观者”到“叙述者”再到“建设者”的身份转变，主动参与村务管理，弘扬乡风习俗，讲述乡村故事。新乡贤与非遗技艺传承人联合村民、高校团队等人类行动者，开展传统文化技艺学习交流活动，增强文化传承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非人类行动者也发挥出其独特的征召和动员能力，村民将智能手机作为“新农具”，直播视为“新农活”，运用数字平台向外界展示新农村建设成果和新农民发展风貌；村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等治理主体借用数字平台参与村务管理；游客及学生通过数字图书馆和智慧课堂等数字化文化空间，了解乡村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拓展乡村文化传播的边界。至此，原本松散的村庄社会关系因转译实践而变得紧密，各行动者之间的征召与动员，不仅提升了乡村文化活动质量，也提升了村民的主体意识，真正落实到人民当家作主，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治理新格局。

　　行动者网络从乡村现实出发，充分发挥政府、村民、空间实体以及数字技术等多元主体的作用，以“问题提出—利益赋予—征召—动员”转译实践为发展新路径，将矛盾转化为协同动力，把资源转化为治理实效，实现了物质空间激活、精神空间再生、社会空间共治的空间建设新图景。乡村社会文化空间实现了从单一行政化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深刻转变，真正成为凝聚人心、富有生命力的美好家园。

　　【本文系湖北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2025年度开放基金项目“文化强国建设下乡村文化空间治理研究”（HNCGLY25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孙浩，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毕诗瑶，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晓坷，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