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实现了世界美学史或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以往，由于缺乏“范式研究”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难以全部彰显出来。因此，从“范式革命”的视域出发，重申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转变”的真正内涵，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范式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势必要带来马克思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批判与解放”的美学。如果说形而上学终结与资本逻辑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的重要主题；那么，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自由解放，则构成马克思美学“范式革命”的核心题域。马克思由此开创了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崭新哲学范式，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与美学境域。当今时代依然是马克思理论所表达和把握的时代，当代思想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理论视域与哲学范式。

　　关键词：马克思艺术哲学;范式革命;批判美学;解放美学

　　作者简介：宋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9）”（21＆ZD255）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实现了世界美学史或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当代俄罗斯著名美学家阿夫涅尔·雅可夫列维奇·齐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一书中曾指认说：“马列主义美学的产生标志着美学史和艺术批评的革命性转变。今天，不仅审美活动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马列主义美学对于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矛盾，对于阐明艺术发展方向，对于指出艺术发展的途径等，都是重要的并带有根本性的意义。”[1]在此，让大家熟知并最能标明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创性历史意义的关键术语是“革命性转变”。但应该强调的是，应如何理解或从何种意义上理解这种“革命性转变”的真实内涵及其历史意义，却并非一个“自明性”的问题。相反，在诸多语境中，要做到真正理解或领会马克思主义“革命性转变”的真实内涵和历史意义，却并非易事。至少，一旦我们不再以“毋庸置疑”的“自明性态度”来看待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需要进行“前提性反思”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和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

　　一、范式与方法：从方法优先到范式优先的阐释视域

　　毋庸讳言，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来，在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议题上就一直众说纷纭，复杂难辨，甚至形成了诸多难以相互认同且截然对立的解释模式和学派观点，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复数的马克思主义。难怪马克思在世时就曾特别地强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马克思的回答，留给后续者一个看上去似乎有些吊诡，但却不容回避和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难题：何为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从何种层面或何种意义上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转变”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最为重要的“前提性”理论工作。

　　我们看到，马克思当年留下的“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难题，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断探讨的“前提性”理论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开篇就专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后人留下现成的答案，因而，要想回答和解决“何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难题，不应简单地寄望于“回到马克思”来完成，更不应寄望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著中“寻章摘句”或“论点摘编”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仅仅了解和熟悉马克思论著中的一些个别观点和结论，并不足以找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而只有真正掌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有可能找到马克思主义正统。卢卡奇指出：“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需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3]在此，可以把卢卡奇的探索称之为“方法优先”的原则——是马克思的方法而非马克思的观点，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具体而言，卢卡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也就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卢卡奇将其称之为“辩证的总体观”并强调指出：“无论是研究一个时代或是研究一个专门学科，都无法避免对历史过程的统一理解问题。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极其重要，就表现在这里。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描述出一个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而不懂得该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它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就是说，不懂得它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4]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虽然用很大的篇幅反思了他早期著作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特别强调他所做的最为正确的事情就是以“辩证总体观”这一方法论原则解答了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卢卡奇回顾说：“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Totali?t）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我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在我认为，这个定义不仅在客观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处于马克思主义复兴前夜的今天能够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5]我们看到，卢卡奇试图以“方法优先”原则——即“辩证的总体观”来整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然而，这种“方法优先”的原则过于专注“方法”而忽视了“内容”和“目的”，容易造成理论实质与方法视域之间的断裂。这就提出了，如何避免仅从方法论入手把握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出了“范式优先”的原则，试图从“哲学范式转换”或“哲学范式革命”的视域出发，把握和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以及马克思美学革命的理论实质与历史意义。其实，无论是卢卡奇的“方法优先”原则，还是当代学者的“范式优先”视域，实质上都是为了寻求从“总体性原则”出发，来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这一点无疑也是卢卡奇探讨“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初衷和一以贯之的原则。

　　在我们看来，相对于“方法优先”原则，“范式优先”视域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辩证的总体观”，更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精神实质与历史意义，以凸显其“革命性变革”的真实内涵。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特别关注“哲学范式”问题，提出从“哲学范式转换”的视域出发来阐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革命性意义”。王南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一文中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方面的：一是总体上如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维范式转型的理解问题给出清晰而系统的规定；二是如何在实践哲学范式的视阈中，重构一系列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避免地要给予某种解答的重要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前面描述的范式转换说能够成立，那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会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之深入发展的趋向或理论空间。”[6]应该说，从“哲学范式”视域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置于“哲学范式转换”或“哲学范式革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使我们获得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总体性”视域。这是一种基于“总体性”的辩证的“双重视域”——即“历史的”与“逻辑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视域”。从历时性的历史维度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置于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演进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从共时性的逻辑维度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区分开来，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形而上学的“革命性意义”。

　　二、范式与革命：从科学革命到范式革命的知识增长

　　众所周知，“哲学范式”或“哲学范式革命”的提出来自当代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及其理论的启发。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概念并以“范式革命”来描述“科学革命”。库恩的“范式”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根据学者总结研究，我们大致上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其内涵：一是，哲学思维方式意义上的范式，亦可称之为“元范式”或“哲学范式”；二是，科学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范式，亦可称之为“科学范式”或“学术范式”;三是，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范式，亦可称之为“方法范式”或“研究范式”。在此，我们侧重于从总体性维度来理解“范式”，将“元范式”或“哲学范式”作为理解“范式”的“前提性”基础。“一种‘范式’是一种有关价值、信念和方法论假定的‘格局’，不管它是隐而不露还是显而易见的，均内含在更为广泛的世界观中。库恩发现整个科学史都存在着范式的变化、概念的革命，它们由全新的假设、理论和研究范式所引发，而使那些占支配地位的主张陷入危机之中，最终出现瓦解和中断的改变。”[7]尽管“范式”概念还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从总体性意义上来看，“范式”是指人们所持有的观察世界、看待世界、思考世界、理解世界、阐释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模式、一种框架、一种体系，亦即一种范式。因此，它可以成为统括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知识系统的一种视域方法：它既是一种价值信仰认同，又是一种知识认知模式；它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体系，又是一种研究视域方法；它既是一种提出问题方式，又是一种解决问题框架。

　　“范式”与“革命”是我们理解库恩理论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概念范畴。这就是说，库恩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不仅提出了“范式”这一理论概念，而且以“范式革命”为理论视域，描述、总结并破解了人类知识增长与进步的秘密。库恩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积累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旧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理论所抛弃、所取代的那个革命过程。”[8]在库恩看来，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并非一个连续积累的线性过程，它常常表现为断裂式的变革转换，表现为新旧范式转换和革命的过程，表现为“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在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9]一般来说，在常规的科学发展阶段，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遵循共同认同和遵循的“范式”进行科学研究，虽然会有个别问题上的发现和个别观点上的创新，但不会突破固有的范式，也很少有人会对共同遵循的“范式本身”提出质疑；当旧有的范式不能解释新的问题时，科学危机的时刻也就来临了。这时，只有“范式的革命”，才能解决和克服科学的危机，一些科学家开始反思并突破旧有的“范式”，发现和创造新的“范式”。一旦新的范式得以确立，旧的范式就被废弃，科学发展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意味着，旧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断裂，而这种断裂也就是一种“结构的革命”或“范式的革命”，是从一种旧范式到一种新范式的转换的“科学结构的革命”。

　　库恩的理论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其中，涉及到“范式理论”对于自然科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有效的问题。对此，库恩回答说：“迄今所论述的每一件事情，虽是对自然科学和科学家而言，但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在古代和在文艺复兴时期，正是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提供了进步的公认范式。”[10]在库恩看来，他的范式理论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正如库恩所说的那样，范式理论不仅在科学研究界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当代文化思想界积极尝试将“范式理论”研究视角拓展到哲学、美学、艺术、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学者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就十分自觉和明确地运用“范式理论”来把握歧义丛生的后现代文化思想转向。在他们看来，“库恩的注意力限于科学范式，但显然可能存在一种适用于任何理论或艺术领域的范式，也适应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我们希望把范式的改变置于一定的背景中，不仅置于思想史之中如库恩及其他一些人，而且作为社会与习俗方面的因素发展的结果来加以研究，该发展受到工业、技术、经济、政治以及常常是科学本身的变化所推动”。［11］在库恩看来，整个科学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有一种线性的知识连续性和积累性，情况也许恰恰相反，它以一种断裂瓦解的中断性，实现了科学结构的革命性转换，新范式与旧范式之间构成着对抗性的冲突、断裂、更迭、取代。概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研究的是科学范式，但显然同样也适用于哲学理论和艺术领域，适用于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想范式的研究。如今，库恩的范式理论已经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一种“范式”，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成为当代学者看待和分析复杂的理论“星丛”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视域。

　　从库恩范式革命理论的维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本身无疑是“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的经典范例。从“范式革命”或“范式转换”的视域出发，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革命性变革”意义，使我们获得了一个较之于以往具有根本性变化的研究视域和方法。哲学范式是任何一种理论或学科建构的总体性架构，它规定着某一理论或学科的提问方式、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于哲学基本理论来说，哲学范式的革命是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它将导致某一理论或学科总体问题域的改变，以至于导致一些经典范畴概念的彻底消失，从而生成出全新的理论题域。因此，理论范式的审视检讨，理论范式的前提性反思批判，并不拘泥于某一经典概念或结论的对错与否，而是整体理论问题框架的彻底转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通常以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来表达哲学范式革命。然而，无论是哲学范式的变革，还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都致力于从整体上或总体上理解、阐释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与历史意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问题，是一个具有前提性反思意义的最基本的理论题域。

　　从范式革命的理论视域看，哲学范式或哲学思维方式不是指某种个别的哲学立场观点，也不是指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总体性的哲学思维方式或哲学思想方式。以往，由于缺乏这种“范式研究”的理论自觉，不仅难以从范式革命的意义上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范式革命”的意义，反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以至于经常会倒退到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水平上来理解和表述马克思哲学。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研究，对于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当代化发展，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与价值。

　　三、范式与终结：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范式转换

　　总体来看，马克思哲学在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过程中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理论视域，为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范式革命的视域看，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范式正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要对象，这种哲学范式革命具有阿尔都塞所说的“认识论断裂”的特征。正如阿尔都塞的学生和同事巴利巴尔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可以坚持说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了，这与突然出现的新的哲学观点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是要去转变哲学的实践。当然，马克思不是唯一引起此类历史效果的学者，我们认为，在当代至少还有弗洛伊德在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从另外的目的出发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2］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既是传统哲学范式的终结，又是传统哲学范式的超越;既是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颠覆，同时也是形而上学哲学范式的超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世界美学史或艺术理论史上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变革与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是当今时代难以超越的理论视域与哲学范式。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受制于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困扰，人们难以真正地理解马克思终结形而上学的革命性意义，经常退回到近代形而上学思维传统中对马克思或进行黑格尔式的改写与补写，或进行康德式的改写与补写，从而遮蔽了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当代意蕴。在我们看来，应该以西方形而上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范式转换为切入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范式变革的重大意义，以及这一变革在突破西方形而上学内逻辑和传统范式后所开启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因为，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及思维方式的确立，都以不同的形式同形而上学的命运与逻辑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关联。这意味着，只有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展开之中，才可能把握马克思哲学变革与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关联与断裂的性质，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范式变革的真实意蕴和精神实质。此外，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意义就必须将马克思哲学置于当代哲学范式变革与转换的整体时代背景之中，离开西方当代哲学范式转换的整体背景，就难以认清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内容与意蕴，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时代超越性。

　　众所周知，20世纪是一个转向的时代，当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转向，如现象学转向、语言学转向、生存论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实践论转向和后现代转向等，海德格尔将其指认为“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罗蒂将其指认为“后哲学文化”；哈贝马斯将其指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利奥塔将其指认为“后现代知识状况”；詹姆逊将其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些指认，均表明当代哲学和美学已生成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理论范式。与之相应，20世纪还是一个终结的时代，各种宣布终结的声音弥漫于整个世纪，至今依然余响不绝,如所谓“哲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人的终结”等等。从“范式革命”的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看，这诸多终结的核心主题可以概括为“传统形而上学范式的终结”。

　　如何理解哲学终结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如何理解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形上之思？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革命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当代哲学思想意蕴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我们思考形而上学命运的关键所在。按海德格尔的说法，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顶峰，随后哲学便进入其终结阶段。形而上学是海德格尔终其一生所反思的主要议题，他所选择的路径是发生现象学的溯本追源，最后，他是否走出了充满迷雾的形而上学林中路？依然是一个备具争议的话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中指出，正是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使哲学进人其终结阶段。虽然，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如何终结形而上学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但我们可以将海德格尔的这一指认视为考察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又一路标。从范式终结的结点入手，切入后形而上学范式革命的历史，应该是一条更为恰切合理的路径。

　　大致上说，20世纪哲学的诸多重大转向标示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走向终结，标示着从文艺复兴开始酝酿、由启蒙运动发端推动、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集大成的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整体上走向了终结，同时，它也表明一个新哲学范式的开启。在这样的勘察中，我们看到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别的哲学流派或某一个别的哲学理论的终结，而是西方传统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终结。因而可以说，20世纪西方哲学诸多重大转向，不仅仅是某一哲学流派或某一哲学理论的转向，而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

　　伴随20世纪西方当代哲学的批判性展开，西方传统哲学的性质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与之相应，马克思哲学作为与西方传统哲学完全不同质的革命性意义，也伴随20世纪诸多哲学转向，逐渐显现并越发清晰地凸显出来。“经过20世纪西方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理论性质、思维方式和功能作用等元哲学或哲学观问题更为清晰可见。简单地说，西方传统哲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超验形而上学，其思维方式是以意识的终极确定性为基础或目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功能和作用是以最高真理和人类理性名义发挥思想规范和统治作用的意识形态。”［13］从马克思的理论传统来看，20世纪西方哲学及美学的诸多变革和转向，依然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因为，批判黑格尔主义、终结意识形态、颠覆形而上学、解构实体本体论哲学，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起点，是马克思当年已经开始进行并基本完成的理论任务。20世纪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哲学范式转向虽繁复纷纭、流派众多，但拒斥形而上学、颠覆本体论却构成其鲜明的主题。正是这一主题，凸显出当代哲学范式转换的总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传统哲学两千年的历史亦可以理解为本体论确立、展开和终结的历史，可以理解为本体论承诺或谵妄的历史，可以理解为形而上学独断或暴力的历史，可以理解为存在遮蔽或遗忘的历史。理解了这一点，才可能理解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何以进入颠覆本体论、拒斥形而上学的终结阶段，进而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性变革的重大意涵和理论旨趣。

　　总之，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辟了当代哲学的新方向。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经由马克思的肇始赋予了崭新的意蕴。马克思以实践哲学思维方式完成了西方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从而开启了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颠覆。马克思哲学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终结、对逻各斯主义的颠覆、对终极本体论的摧毁，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的思想理论范式的革命，建立开创了新的哲学范式和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西方哲学的崭新范式。

　　四、范式与解放：从存在何以可能到解放何以可能的批判美学

　　从里夫希茨、卢卡奇开始，一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研究者，都致力于解决和回答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是否具有完整体系和理论范式的问题。2003年，当代英国艺术史教授安德鲁·海明威在其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史：从莫里斯到新左派》一书中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者的遗产中无法找到现成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方法和原则。虽然马克思一生中曾有两次打算专门论述美学问题，但都未实现。因此，正如马克思主义中的许多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从零散的陈述中整合起来，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其他问题的文本以及更为前提性的理论基础中推导出来。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认为传统美学作为一般艺术理论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统一。因此，或许存在一种可以将其取而代之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但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及其历史理论，仍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谱系，它记录了不同历史境遇对原典阐释形成的各种影响，以及这中间的断裂与嬗变。”［14］安德鲁·海明威看到了从理论范式视域把握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的重要意义，试图推进此方面的研究，但依然处于探索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有体系的问题之所以充满争议并延续至今，其中一个重要的缘由是：无论是主张马克思主义美学自成体系，还是强调“断简残篇”难以自成体系，持这两种不同观点人实质上都遵循着传统美学理论体系或传统理论范式的标准，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自成体系。也就是说，以传统美学思想体系和理论范式为标尺，来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革命性变革的新理论范式，不仅无益于问题解决，反而会造成进一步理解的误区。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范式转换，势必要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范式转换。当代学者孙正聿先生将传统本体论哲学瓦解之后的马克思哲学指认为“解放的哲学”。正是围绕“人的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核心命题，马克思开辟出现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范式与思想道路，由此凸显出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马克思把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和人的关系’的理论求索，并把自己的本体论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则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从‘物’的普遍统治、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的哲学旗帜；‘解放’的‘根据’，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这表明，马克思的本体论既是从思维方式上与传统本体论的断裂，又在从‘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中开辟了本体论的现代道路。”［15］按照“解放哲学”的现代本体论理解，我们可以围绕颠覆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美学表述为“批判与解放”的美学。如果说形而上学终结与资本逻辑批判，构成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的重要主题；那么，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自由解放，则构成马克思美学“范式革命”的核心视域。马克思由此开创了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崭新哲学范式，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与美学境域。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德国古典美学时期，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著名思想家美学家就开始意识到艺术审美对于抵御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重要意义，并试图寻找一条审美解放道路，以改变现代资本主义单向度片面发展的物化现实，初步形成了一种“审美现代性”理论视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美学的“现代性转换”。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存在方式，深刻地分析与批判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况，致力于探寻人类自由与解放的道路。从宗教神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形而上学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等等，马克思的批判锋芒直指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探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扬弃资本时代的异化现实，展望艺术审美的乌托邦想象，凸显出思想精神的批判性、革命性和实践性。从此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美学变革生成为一种“批判与解放”的思维方式或理论范式。

　　马克思颠覆形而上学后主张“哲学的世界化”或“哲学的现实化”，摒弃传统哲学远离现实世界的抽象性命题，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就是哲学革命变革后所必须面对的具体现实。对资本的揭秘不仅使哲学反思落实了具体性，而且资本秘密的破解同时也就是形而上学秘密的破解。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现代性考察具体凝聚为资本现代性这一题域之中，指认现代性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逻辑是资本逻辑，资本现代性问题由此构成马克思考察现代性的核心命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批判。从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以此揭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范式。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单向度发展的历史表明，现代性是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日常生活等不同层面的历史变革，充满着内在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对抗分裂。正是面对和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悖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采取了双重视域的辩证批判策略，其中，“资本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构成最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应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现代性批判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内蕴的隐性结构，即审美现代性批判，由此构成双重视域批判的现代性历史辩证法。如果说，资本现代性批判表现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显性结构，那么，审美现代性批判则更多地表现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隐性结构。显然，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隐性结构，审美现代性关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文化政治维度和人文价值关怀。如果说“资本现代性”问题直接关涉的是物质生产层面的社会现代化问题，那么，“审美现代性”问题则更多关涉到的是精神生产层面的文化现代化问题。作为物质经济层面的现代化，“资本现代性”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原则，以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物质生活条件为动力和目标，主要诉诸物性的欲求；作为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审美现代性”则以生存自由化为基本原则，以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动力和目标，主要诉诸心性的塑造。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物质经济生活发展与精神文化生活建构之间构成了矛盾复杂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者不仅难以同步并进、平衡发展，还始终存在着内在结构性的矛盾、悖论与冲突，由此造成现代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与对立分裂症候：物性与心性、物质与精神、技术与人文、资本与审美、物欲与情感、事实与价值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严重的矛盾冲突与对立分裂。资本主义社会单一发展“资本现代性”，导致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牢笼，物质的丰裕不仅没有改变人的异化现象，反而使人的价值追寻进入“虚无主义”的历史旷野之中，现代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飘零人。

　　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创造的是一个全面完整的属人世界。人类通过艺术创造性活动能够克服掉劳动的异化状态，回归真正属于人的自由的创造性劳动——劳动应该是人类的“内在的必然的需要”，而不是“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这是因为，“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享受。……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所有”。［16］艺术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的创造的劳动活动。马克思的自由观建立在人类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7］自由是指人类在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对异己的客观必然规律性的认识与驾驭，将“自在之物”变成“自为之物”，从而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中，人类不惜任何代价执着地追寻着自由、创造着自由。与艺术相比较而言，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化样式都具有单一片面性的缺欠。宗教创造了一个神秘化的彼岸世界，人的力量异化为神的力量，最后人的世界让渡给上帝的世界，人反而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丧失掉自身，成为卑微渺小的赎罪者。科学创造了一个工具化的技术世界，人的智慧异化为技术的力量，最后手段成了目的，人的行为被技术工具所全面操纵，人本身也成为有待技术处理的对象。道德创造了一个强制的规训世界，人的内在道德诉求异化为外在强制命令，天理走向人欲的对立面，最后道德成为束缚压制人的自由的合法权力。经济创造了一个物欲化的世界，人的欲求异化为物的欲求，人的万能异化为资本的万能，最后物质欲望和资本逻辑全面支配了整个世界和人自身，人成为人所创造的商品的奴隶。艺术的生产和消费，美的创造和欣赏，不仅标志着人与动物不同，还标志着人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自由完满的境界。因而，艺术生产能力或审美创造能力是衡量或象征人类自由生成的一个尺度。艺术审美关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建构，其实质是建立真正幸福美好的现代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继承德国古典美学传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共产主义展望，始终凸显“审美乌托邦”的追求，由此规定和指明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共产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以“批判与解放”为全新的理论视域与思想旨趣，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上真正的思想变革与范式革命，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美学境域。当今时代依然是马克思理论所表达和把握的时代，当代思想并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理论视域与哲学范式。

　　注 释：

　　[1]【苏】齐斯：《马克思主义美学基础》，彭吉象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6页。

　　[3][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61页。

　　[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1967）》，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页。

　　[6]王南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研究析论》，《学术研究》2021年第1期。

　　[7]［11］【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序言与致谢》，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8]【美】库恩：《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载【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9]【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3—84页。

　　[10]【美】库恩：《对批评的答复》，载【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主编《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329页。

　　[12]【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3]高清海、孙利天：《马克思的哲学观变革及其当代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4] Andrew Hemingway, 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Art: Form William Morris to the New Left,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2.

　　[15] 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学术月刊》2020年第9期。

　　[16]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