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根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新闻史专题研究（1912—1949）》（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从形塑民智到反哺民意”为主线，运用传媒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1912年至1949年中国新闻业与政治权力、经济结构、社会变迁的互动脉络。该书突破传统新闻史“革命史叙事”的局限，通过引言、总论和五个专题构建“媒介—权力—民意”的分析体系，完整呈现了近代新闻业从“启蒙工具”到“民意载体”的多维面相。其核心命题聚焦于中国近代新闻业如何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语境中，通过媒介实践参与国家与社会重构，又如何在政治纷争中实现从“形塑民智”到“反哺民意”的功能跃迁。这一命题不仅锚定了近代新闻史的独特价值，更构建了“问题导向”的新闻史书写新范式。

　　该书最鲜明的学术贡献，在于将民国新闻业置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动态变迁中，揭示媒介功能转型的本质是“权力工具”与“民意载体”的双重属性博弈，且这种博弈始终围绕“谁掌控媒介”“媒介为谁服务”的核心问题展开。作者通过具体案例论证，不同政治语境下的媒介实践，均深度嵌入权力运作与社会需求的互动网络。北洋政府时期，严复与章士钊围绕社会契约论的论争，集中体现了这一阶段媒介作为政治话语争夺场域的功能。国民政府“党国体制”时期，媒介功能进一步与政治权力深度绑定，同时“反哺民意”的属性开始萌芽。

　　传统新闻史研究多以“革命史分期”为框架，侧重国共党报叙事，忽略了“非党报”媒介与地方脉络。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突破“二元对立”叙事，聚焦民国新闻业的“中间地带”，通过商业报刊、地方派系、传媒共同体等案例，呈现更完整的媒介生态。

　　海派报刊的品牌形塑是书中极具代表性的“中间地带”案例。作者以《时报》新馆落成与《新闻报》三十年庆典为例，分析海派报刊如何通过“庆典政治化”“学术化”构建品牌认同。《时报》新馆落成时，文化界与新闻界联合阐释办报风格即文化立场，将商业报刊与“通中外、达新知”的时代命题绑定，既规避直接政治站队，又通过文化认同吸引读者；《新闻报》庆典通过回顾《新闻报》三十年办报史来评述《新闻报》，将商业利益与“市民舆论平台”定位结合，反映报刊与市民的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重要舆论载体。这种“品牌建构”并非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海派报刊在“党报”与“民间报”之间寻找生存空间的策略，凸显了商业媒介在近代舆论场中的政治属性和独特价值。

　　此外，该书对“地方报刊派系”与“传媒共同体”的关注，进一步丰富了媒介史的多元维度。专题一提及“政党报刊及地方语境”，以民国初期地方报刊与军政利益集团的互动为例，指出“军阀纷争中报刊多为军政利益集团所左右，很难谈及报刊言论自由”。专题三对上海新闻界“记者座谈”专栏的分析，打破了“中心—边缘”的单一叙事，展现了近代新闻业的层次性与多元性。

　　王天根教授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传统史学实证”与“跨学科理论”的深度融合。作者以一手史料为根基，通过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分析，构建思想、媒介与权力的关联逻辑，避免了理论空泛化或史料碎片化的问题，彰显了严谨的学术品格。在史料运用上，该书兼具“广度”与“珍稀性”。除《大公报》《解放日报》等常见报刊文本、政要文集外，作者还引用了大英图书馆馆藏珍稀报刊、未刊布的报人书信、政要日记等一手资料。例如，通过大英图书馆馆藏南洋影视类小报的记载与呈现，补充了东南亚华文报刊的政治认同及华侨报人的祖国认同等视角；通过《解放日报》作为报纸发表的公开信息等，更全面了解延安整风及报刊的社会影响等。这些史料的运用，不仅增强了论证的可信度，更还原了民国新闻业的鲜活细节。

　　在理论整合上，作者并非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而是结合中国语境进行本土化阐释。例如，用英尼斯“传播偏向”的学理比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京派、海派文化，呈现“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向及传媒功能从“上传下达”转向“通上下”；用“进化论”描述自君主专制转向民主共和的近代政治的新陈代谢……这种理论与史料的互释，使该书超越了传统新闻史“编年体”的局限，呈现出“史论结合”的学术深度。

　　《中国近代新闻史专题研究（1912—1949）》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重构了近代新闻史的完整脉络，更在于其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传媒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新范式。作者系统分析了在政治议程和媒介议程互动中民智到民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镜鉴意义。媒介只有扎根社会、回应民意，才能真正发挥连接权力与民众的桥梁作用。从学术创新来看，该书的突破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主线创新，以“从形塑民智到反哺民意”串联民国新闻史，突破传统革命史叙事；其二，视角创新，依托传媒政治经济学，揭示媒介与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层关联；其三，案例创新，发掘海派报刊、地方媒介、传媒共同体等“中间地带”案例，呈现多元媒介生态。

　　综上，王天根教授的《中国近代新闻史专题研究（1912—1949）》以“从形塑民智到反哺民意”为主线，通过传媒政治经济学视角与跨学科方法，重构了民国新闻业的多维面相，揭示了“媒介功能转变”与“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层关联。民国新闻业的演变，本质是“权力如何通过媒介形塑民意”与“媒介如何反哺民意以制约权力”的博弈。这种研究范式，为未来新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只有将媒介置于具体的政治经济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角色与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