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即将走完四分之一的历程，当前，我们可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面临古今中西激烈碰撞的境遇与抉择，站在当下来回望2025，不免有百感交集、喜忧参半之体悟。

　　于我个人而言，这一年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拙著《“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及后续十几年积累的基础上重写而成。《春秋》学作为一个传统经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主要在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古代文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中进行研究；与之相对，比较文学的主流是从事西方文学文论及现当代文学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国古典问题尤其是经学问题的比较文学重访可以说相当罕见。如果说既有的主流研究视野主要是依凭深厚而且稳定的研究范式进行延伸性和专精化的工作，那么，一种比较研究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文明参鉴的视野中去进行跨界交流的工作，并且要落实到具体扎实的论析之中。说到底，我们古典的思想文化传统也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讨论中来回答，中国传统资源可能对世界经典研究提供什么样的经验、理念和理论。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间性特征，拙著出版后，有幸获得了来自海内外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学、海外汉学、诠释学、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与讨论，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同仁分别组织了两场讲座，吸引了来自人文、社科及至商科、理工的学者，以及社会人士共计逾百人报名参与，可见《春秋》意义之历久弥新。尽管绵延了十余年，但拙著也算勉力成为文明互鉴新研、中国古典学再出发和世界古典学对话的一份答卷。

　　另一项值得回顾的工作是，借助对爱德华·萨义德有关语文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理念关系的重访，我撰写了《人文主义语文学的方法与权能：重读萨义德的“遗愿”》的长文，发表在《文艺研究》2025年第7期。这项工作的意义绝非发表本身，而是站在人文研究日趋边缘、科学技术正逢其时的当口，重回人文学科的传统中去汲取可以转化应对当下危机的资源。在人文主义以及人的主体性受到冷落、质疑乃至瓦解的时代，萨义德要通过语文学来捍卫和更新这两者；更重要的是，萨义德预见性地为我们如何直面新世纪媒介变革带来的挑战提供了支援。随着媒介技术的席卷，我们的阅读和表达习惯正被大量碎片化、快捷化、视听刺激化的电子信息所重塑，甚而，也将很多阅读和表达的任务交付给AI来替我们完成，长此以往，人类通过阅读和表达来深度磨砺淬炼的思想与共情将受到巨大侵蚀，而随之交付出去的，还有我们在主体性的锻造中对自身所倾注的理解、尊严与省思。萨义德警示我们，学习、练习并保持好好阅读、好好说话，不仅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关乎我们作为人类如何定义自身与他者的重要途径。

　　的确，尤其是最近十年来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人类不仅处于自身政治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裂变中，更面临机器技术时代可能带来的主体性危机。盛暑之际，第24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成立75周年庆典在韩国首尔召开，大会主题即为“比较文学与技术”，正是聚焦于新技术时代的复杂境况开展研讨。作为对大会题旨的响应，我召集邀请了来自波士顿大学、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围绕“作者与技术”这一话题，以个案研究为基础，探讨技术、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研究覆盖上古、现代及至当代社会，以丰富具体的讲述表明，技术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与手段，而作者的自我定位与呈现也体现出技术和物质环境的持久变革，折射出不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与物的相互依存形塑。

　　在多元文明和多重学科视野中激活传统来直面当下，向来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实践要旨，这种“和而不同、多元之美”的精神正是由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旗手乐黛云先生所倡导的。金秋十月，有幸受邀参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乐黛云集》（十卷本）发布会。从海内外各处赶来的学者齐聚一堂，追忆乐先生及比较所薪火相传的来路，也展望中国比较文学充满机遇的未来，更感“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如何面对古老丰沛的传统、新兴崛起的科技、复杂纠缠的国际局势和剧烈调整的知识形态，是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而这种回应正寓于我们的日常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