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AI技术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危机，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近日连续在《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发表看法，其中谈到对“读本传统”的重新阐发，很有启示意义。所谓“读本”，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纸质书册及其阅读活动。先秦时代的典籍，涉及当时众多的人、事、物名称，随着时间变迁，有些名物已经改变或消失。因此，由先秦文献中的名物入手，进行名物内涵的辨析，就是以小通大，让传统经典发出新义的有效方法之一。

　　“名物”一词，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礼典。《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唐代贾公彦疏：“此禽兽（六畜、六兽、六禽）等，皆有名号物色，故云辨其名物。”贾公彦将名物解释为“名号物色”，即需要对事物的名称及其所指代的实物进行考证、解释和说明。名物在《诗经》和“三礼”中出现得尤为频繁，《诗经》中提到了大量动植物、器物和车马服饰等，而“三礼”中记载了周代繁复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器物用具，每一件物品的名称、形制、用途都有严格规定，这些都需要后世学者进行考证和解释。中华古典文明早期的诸多属性都蕴含于先秦名物之中。因此，先秦名物是破译早期中华文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的源初性基因碎片。自汉代以后，释义名物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名物学。名物学是考辨名实关系的传统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名物学起源于《周礼》“辨其名物”的职官需求，发展于汉代训诂，兴盛于清代考据。它最初是经学的一个分支，自其诞生之初便与训诂、考据、博物相伴而生。

　　在当代学术视野下，名物的内涵已大为拓展，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名词释义，也超越了传统经学的范畴。它除了指具体的“物”之外，还涵盖抽象的“观念”，进而演化为文学意象与哲学象征的载体。传统名物学侧重于“名”与“实”的互证，而当代名物学在继承考据学实证精神的基础上，极大拓展了研究边界。它融汇考古学、哲学、文学等多学科方法，其功能不再仅限于服务经学，成为连接文学、哲学、历史与考古研究的桥梁与枢纽。在应对人文学科发展瓶颈与人工智能挑战的当下，这种立足于微观实物与概念、强调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体现了一种回归经典、精耕细作的扎实学风，是“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研究范式的一次集中体现。

　　在当前新文科背景下，先秦名物的研究突破了传统训诂考据的范畴，通过与文学、历史、哲学、考古学的深度交叉，为解读早期经典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法。学界对名物研究关注相对较少，这种情形既与名物研究的细琐相关，也与名物研究的专门有关，这也直接导致先秦名物研究成为冷门之学。但是2025年5月在曲阜师范大学举办的“先秦名物与文史哲研究新视野”学术会议中，汇集当前学界有关名物研究的相关成果。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对名物概念的界定、名物研究的发展以及名物研究的分类情形进行梳理。本次先秦名物研究的会议成果中，学者根据自身所涉及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名物及名物学这一人文学科进行了交流、探讨。通过对会议所呈现的研究趋向与分类进行评述，我们能窥见名物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新貌。基于与会学者提交的四十余篇论文，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角度，归纳出名物学研究的三种主要取向。

　　从微观视角来看，辨析先秦名物，需要在字面意义上了解名物的指示对象。这就需要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先秦名物进行语素上的溯源。因此，这类研究主要从文字学、训诂学入手，追索关键名物词的初始含义，并将其作为重新解读经典文本的基石。这类代表性的研究有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刘刚《〈诗•权舆〉毛本“四簋”与简本“八簋”之异考》、绍兴文理学院教授俞志慧的《〈论语〉“以杖荷篠”之“杖”》、辽宁大学教授许志刚《〈诗经〉路车名实及其诗性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雷欣翰《“赤鹄”取象与清华简〈赤鹄〉巫术叙事》、扬州大学副教授曾建华《示、神、鬼称名考——兼论中国早期信仰观念的发生与衍化》等文章对“簋”“杖”“路车”“赤鹄”等单个实物性名物进行了详尽的考释，同时还对“示、神、鬼”等概念性名物的称名进行了溯源。这些研究属于“由物见文”，是名物研究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工作，确保了名物阐释的准确性，避免望文生义，体现出从“小处着手”的功力。

　　从中观视角来看，探析和解读名物，除了把握名物字面意义之外，还应在其基础之上对名物进行语境上的还原和思想方面的发掘。因此，这类研究不是孤立地看待名物，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考察其如何与叙事、情感、思想互动，从而揭示名物的象征意义和深层意涵。此类的研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秀臣的《礼象考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张洪兴《〈周易〉“位”之观念析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赵敏俐《论〈诗经〉的意象创造与周文化之关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雪棠《〈庄子〉中问答人名的关联及寓意》、广州大学教授赵德波《扬雄〈太玄〉动物意象考论》，以及扬州大学吕芳《论〈左传〉象征型自然观》等。这类研究试图对某一典籍或某一类名物进行整体把握，阐释名物名称的象征意蕴，使名物“活”了起来，展现了名物如何参与构建意义，从而实现“由文入史”的跃进。

　　就宏观层面而言，任何一个学科若要迈向成熟，必然有赖于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传统的名物学根植于经学注疏与训诂考据，侧重于名实互证与器物溯源。时至今日，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与跨学科融合的深入，今天的名物学研究逐渐突破传统框架，广泛吸收考古学、文学、哲学等方法，致力于在实践基础上开展多维度的意义阐释。名物学正因其显著的交叉学科特性，更需着眼于理论体系的整合与方法论的自觉反思，从而在新材料与新问题的推动下，实现其当代转型与范式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炳海在《先秦名物解读散论》中，结合先秦文献中的具体案例，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汕头大学教授管宗昌的《“文学博物学”论纲》中，基于“博物学”与“文学”互相观照的研究视野，积极倡导跨学科视域下的理论探索。这些研究超越了对单一名物的考辨，试图对名物研究的方法论本身进行理论建构。因此，这一类的研究实现了“由器见道”的升华，代表了名物研究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的努力，旨在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研究范式，代表了名物学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时至今日，名物学研究已不再仅仅是故纸堆里的学问，而是通过扎实的考证与广阔的视野，为理解先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新的窗口和工具。“先秦名物与文史哲研究新视野”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及其成果表明，名物学有效地打破了文史哲研究的学科壁垒，形成了一种交叉互鉴、共融共生的研究新生态。它既是传统的，又是创新的。

　　当前，名物学正处于由“碎片化”的考据释义向“系统化”理论建构迈进的关键阶段。随着考古发现的持续推进与数字人文方法的广泛应用，名物研究在材料与方法上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应进一步推动跨学科协作体系的建立，积极引入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学乃至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方法与视角，系统构建名物知识谱系与语料库体系。与此同时，名物学更应不断加强自身理论自觉，在继承传统训诂与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升华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话语与范式，从而实现从材料整理到理论创新的飞跃。

　　未来名物学的发展，仍须坚持实证与阐释的结合。一方面，要更积极地利用新出甲骨文、简帛书、器物等出土材料，推动名物考证从文本到实物的“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融合；另一方面，还要主动融入当代人文与社会的对话中，借助逻辑学、诠释学、符号学等理论工具，对名物进行更深层次的意义阐释与语境辨析。正如我们在微观层面考辨词源、在中观层面还原语境、在宏观层面建构体系那样，名物学不仅可实现自我的发展与完善，更可成为推动历史学、哲学、古代文学研究实现整体突破的重要引擎。

　　最终，名物学的根本目标，是让我们跨越时空的阻隔，更真切、更生动、更深刻地理解古人的物质环境和精神世界。它不只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视野，是一种扎根传统而又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解读方式。一个具有体系性、开放性和对话能力的“新名物学”，将会成为我们重返经典、重建认知、重塑传统的重要路径，凸显中国话语的独特价值。